我是地道的農村出身，出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當時父親是村裡的民辦教師，母親在家務農，家裡兄弟姐妹四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瑣事全靠母親一人在支撐。
小時候我們的生活十分清苦，我是家中老二，上面有一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姐姐是個性格要強卻又不善表達的人，記得當時姐姐該上小學五年級了，而我們村的小學就到四年級，於是要想繼續求學就必須到鄰村的學校去。
那時的農村重男輕女思想比較嚴重，雖然父親身為教師但他也不敢違背爺爺的意思。姐姐為了去上學曾不敢吃飯（怕吃飯後父母不讓去），偷偷的揹著書包走幾里路去鄰村上學以試反抗。但在那個“女孩子，上學有什麼用”的年代裡，沒能堅持幾天就被迫離開了她心心相念的學校，當時年僅九歲的我默默的把姐姐的委屈看在眼裡記在心裡!
姐姐輟學時也只有十一歲，十多歲的年紀卻幫著母親為這個家付出了很多。除了弟弟妹妹，能陪姐姐聊聊天一起玩耍的也就是村裡和她年齡差不多輟學在家的女孩子了。大概是在一九八五年，記得當時正是國家倡導種棉花的農業大發展時期，我和姐姐一上午能拾兩大包自家種的棉花，拾完以後等著父親忙完了事情才能來幫著拉回家。
當時，雖然各家各戶都在種棉花，但在貧困時期還是有一些投機取巧的人。幾個不到20歲的女孩，其中還包括我的兩個本家姐姐一塊商量著去偷棉花，六七個人中只有姐姐不同意並沒有跟著去。但誰知幾天後她們幾個竟然“賊喊捉賊”，集體以姐姐造謠說她們偷棉花為由，在姐姐一個人的時候圍攻了她。就是因為這麼一次特殊的經歷，原來的好朋友都開始孤立姐姐，使正處在青春期的姐姐心靈上受到了無法彌補的創傷，在只有15歲的年紀得了“精神分裂症”!
父母帶著姐姐去聊城看病，十三歲的我帶著兩個弟弟在家裡生活。姐姐的病在聊城第四人民醫院住了一段時間明顯好轉。回來後不久，姐姐在當時的縣縫紉學校報了名學習縫紉。姐姐做的衣服總是精益求精，還能把自己思想揉進衣服的設計。後來我在聊城上中專時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給我做的，當時同學們都誇我穿的衣服好看又買不到。
兩個弟弟年齡小，學也只上到初中，我在兄妹幾人中就成了姐姐最信任的人。因為一直在外求學，跟姐姐的溝通交流也越來越少起來。姐姐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家裡的七大姑八大姨來給提親，因為姐姐的病根可以想像她的婚姻在當時的農村可選擇的對象並不多。
後來，經親戚介紹嫁給了姐夫。姐夫家是個大家庭，弟兄姐妹八人。結婚當天姐姐說了一句不合時宜的話，從此婆家人再也沒把姐姐放在眼裡。農村的環境加上傳統思想的桎梏，家庭生活總是會出現很多的問題。婚姻是需要兩個人共同經營的，姐姐是個心思比較細膩又愛乾淨的人，而姐夫很固執又有點邋遢。姐姐常常對我抱怨姐夫不講衛生又不善言談，生活習慣不同幾乎沒有共同語言，他們之間思想很難溝通，直到現在生活上仍然靠天吃飯，因此生活水平在農村一直處於最底層。
2002年的秋天，我在濟南上在職大學，父母親打電話說姐姐由於不滿生活的現狀喝了農藥，但因搶救及時保住了生命，我匆匆請假回家看望姐姐。姐姐的精神分裂症屬於間歇性的，這麼多年沒能經過系統專業的治療越來越厲害，現在已經不能與人正常溝通。從結婚到現在近二十年的生活，姐姐基本上都是在被動的安排下過活，我很心痛卻又心有餘而力不足，心中長存牽掛卻又不能常常去看她。
就在幾天前，我抽時間回老家探望父母並特意去看了看姐姐，在我同外甥女聊天的那幾分鐘裡，姐姐不見了蹤影。我們匆匆分頭找了一個多小時，最後還是姐夫在東邊的大堤上找到了採花的姐姐。當時我的心情緊張低落到了極點，可憐的姐姐現在只活在她自己的世界裡，已不能再與我產生心靈上的碰撞，也不能像我們常人一樣溝通交流，我的心痛簡直無法形容!
生活的理想是為了理想的生活，總想追求完美的姐姐，恐怕以後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了卻殘生。正應了姑父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對姐姐的判斷“秋紅的心比天高，但命比紙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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