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群醫療工作者，他們每天不停地奔波，只為在生與死之間、在希望與絕望之間，為生命搭建起橋樑、為逝者與生者打通一條通道，他們就是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而他們也被大家形象地稱為：生命的“擺渡人”。
生命的“擺渡人”
世事無常，這位阿姨的兒子在緬甸遭遇了意外，雖然經過醫生的全力搶救，但還是由於傷勢太重，已經回天乏術了。驚聞噩耗，家屬悲痛萬分，在生與死的最後關頭，人們能夠做的，還有些什麼呢？
昆明市延安醫院器官移植管理辦主任 熊竟明：“當事人從三樓墜下，頭部外傷，緬甸的醫療條件相對落後，就把傷者送到了孟連縣醫院，又轉移到普洱市人民醫院。
經過搶救發現已經進入腦死亡狀態，就把信息給了我們，我們就連夜奔赴普洱，到了普洱市人民醫院時凌晨的2點半。
”
傷者被診斷為“腦死亡”，但身體其他器官具備捐獻條件。每每在這樣的生死關頭，器官捐獻協調員就會前來徵求家屬的意見，看是否願意捐獻出親人的器官，讓生命換一種方式得到延續。
當天夜裡，延安醫院器官移植管理辦主任熊竟明開始了他的工作。然而面對親人尚存一絲氣息，這樣的徵求意見顯得十分“無情”，再加上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很多家屬對此都會表現出抗拒甚至是憤怒。
但對於器官移植來說，時間就是生命，每過一分鐘，器官的功能性都在下降，而每節約一分鐘，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就多了一分生的希望。
一邊是死亡 一邊是新生
昆明市延安醫院器官移植管理辦主任 熊竟明：“對於捐獻器官的意義，她也有所瞭解，她認為她兒子既然救不回來了，把她兒子的器官捐獻出來，肯定就能挽救別人的家庭，是基於這樣一種高尚的想法。”
在對器官捐獻的意義有了更深的瞭解後，家屬簽署了器官捐獻文書。
都說母愛是無私的、是偉大的，而這位母親，正是希望她的兒子，能以另外一種方式留在人世間。然而就在此時，一個突發情況出現了。
昆明市延安醫院器官移植管理辦主任 熊竟明：“老人家說她在普洱的時候報了警，她兒子為什麼會從三樓摔下來，她要了解清楚，如果涉及刑事案件，器官捐獻就不能進行。
我們徵詢警方的意見，警方初步瞭解到的情況，是酒後墜樓，因此老人家寫了撤案申請。”
對於器官捐獻協調員來說，家屬同意捐贈逝者的器官只是第一步，在摘取器官的同時如何守護逝者的尊嚴，摘取後如何打通生命通道，讓器官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夠順利移植到危重患者的身上，不讓捐獻者的一片愛心付之東流，這才是對於每一個器官捐獻協調員最大的考驗。
昆明市延安醫院器官移植管理辦主任 熊竟明：“器官摘取到移植到等待移植患者的身上，這段時間有一個比較嚴格的標準，比如心臟只有4個小時，腎臟好一點，可以有48個小時，肝臟可以到24個小時。
我們儘可能把這個時間儘量縮短，這樣對於接受者來說會更安全，需要協調民航、公安、交通部門聯動。
器官捐獻以後，我們要完成捐獻者的身後事，安葬的一些事物，以及每年清明節對捐獻者緬懷。
同時，我們密切追蹤每一個案例，及時把（受捐對象）的健康情況，通報給捐獻者家屬。”
目前，器官移植會由系統根據患者病情、地理半徑、年齡等因素綜合考量，從而進行合理分配。
但據衛生部門統計：2015年到2018年底，我省共出現了359名器官捐獻者，其中心、肝、腎、肺、胰腺、小腸等大器官移植1109個，人體組織眼角膜移植528枚。
由於器官的捐獻與分配，涉及到文化、倫理、法制等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因此我國的器官捐獻曾走過一段漫長的“冰河期”。
雖然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觀念發生了轉變，但器官移植的缺口依然巨大，很多患者都是在等待器官移植的過程中就不幸離世。
昆明市延安醫院器官移植管理辦主任 熊竟明：“需要器官移植救命的人很多，從發現捐獻者信息到器官摘取，大概時間就是三到四天，三到四天我們要完成大量工作。
突破的是家屬對死亡的認知，以及對喪葬習俗觀念的改變，希望我們各行各業，每一位公民都能積極參與。
”
據2018年衛生部門統計，我國每100萬人口中器官捐獻者比例僅有4.63人，以腎臟捐贈為例，全國等待腎臟移植的患者有50多萬例，但腎臟捐獻者僅有5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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