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龔軍輝
作為近代湘學研究不可繞過的關鍵人物，劉崐對湖湘文化的傳承起到了重大作用。我覺得劉崐值得特別紀念。
第一個理由：多才多藝——值得學習。
除去其治省、為官、指揮軍事等才華，劉崐的個人才藝也是多種多樣的，且確都達到了當時的頂尖水準。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是書法。無論大小行楷，均圓潤入體，百看不厭。業界評價為“書法勁厚，得魯公意，時人以比錢南園。”《滇繹·雲南通志》中評價說：“昆學顏平原，無槎芽氣習，森張渾厚，傳世絕少。蓋其書名為吏治、文學所掩矣。”生於雲南景東的劉崐，書法之所以能別出心裁，得益於雲南的獨特書學環境——當時中原受趙孟頫、董其昌影響大，尤其加上康熙、乾隆推崇，一時上行下效，形成風氣，而云南地處邊陲，信息稍為閉塞，恰又出了個政聲剛正、“崛起南疆，獨入魯公堂奧”、“能陽剛學魯公，千古一人而已”(曾農髯、李瑞清語)的錢灃，故云南書壇獨崇顏真卿，而劉崐也是其中學行者之一。他的楷書，筆畫方圓兼備，厚實內斂，結構一反中宮收緊外宮開張的傳統，變而為外緊內松的外拓法，字大撐格，給人壯健寬博、安如磐石的觀感;他的行書，縱情恣性，大氣磅礴，更見雄強忠烈，忠臣良將形象似立於紙面。他的墨跡，見於楹聯、條屏居多。他寫給譚心可的《顏魯公斐將軍詩》，三條屏行書，頗接近魯公的《祭伯父文稿》，只是結體稍見狹長，行筆更見穩重，既有《祭伯父文稿》的行氣，又有顏書的樸拙韻味。而較錢灃，他們同以魯公為師隸屬同門，卻各得千秋：錢灃得魯公骨，結體寬博、樸拙更甚魯公，力外露，無論楷行書體，更具魯公面目;劉崐學魯公得其神韻，行書更見溫潤，學顏而能自出機杼。慈禧曾向其學習練字、名門大戶當時以客堂懸掛其一幅書法作品為榮耀，也直接反映了其書法價值。而他逝世後，景東民間把他手跡視為神物，認為能驅鬼避邪，得佑家庭平安、昌盛、幸福。
其二是對聯。聯是抒胸臆、表情懷之物。劉崐現遺對聯也是如此。“願與不解周旋客飲酒，難為未識姓名人作書”，這是他隱居長沙後生活狀況的寫真，也表明了他對官途的失望、對求書者絡繹的苦惱。“富貴何須六國相，功夫宜破百城書”，這是他寄給胞兄家屬的一聯，勸其棄追權貴而執著讀書研究。“還書如別深情友，入室唯聞太古香”，這聯把劉崐對於圖書的熱愛表現得淋漓盡致。“玉佩瓊琚，緬懷帝子;蘭宮桂花，結想山阿”，這副對聯借抒定王臺，飽含其覊旅思鄉之情。“文興年齊白居易，字隨心正柳公權”，這寫給其四兄的對聯，表達了他對親屬作文、習字的深切期望。還有“對月三人李供奉，縱情八極宗少文”、“得山水樂寄懷抱，於古今文觀異同”等等寫心聯作，都體現了其作聯的一貫要求：重視平仄，格律清晰，對字嚴謹，詞性勻稱，意境高遠，長於用典。正因善作聯，民間還傳說其對聯能治風火，咸豐帝還為此向他求證。他在任湖南巡撫時，有人出銀兩百兩以求其手書一聯，也傍證了其聯語之價值。
其三是文章。這是劉崐在世時最為人稱道的才藝。曾國荃在《劉韞齋七十壽序》中說：“先生天資純厚，以孝友重於戚郵。少挺異姿，於書無所不讀，海涵地負，包蘊閎深。至於賈董之議事，孫吳之用兵，河渠之志、鹽鐵之論莫不兼該畢貫，期於有用為本。”劉崐進士出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講、侍講學士、國史館副總裁、經筵講官、內閣學士等，曾是時為太子的同治帝的侍讀，民間有“天子門生，門生天子”之美譽。這都說明，劉崐這位一代帝師，文學功底深厚、學問淵博。他與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同氣相求，推崇宋明理學，支持曾國藩兄弟刊刻《船山遺書》，成為經世致用湘學的主推手之一。他因甘為綠葉，克己復禮，不留文字，現餘存文章甚少，故其鄉人說：“後進儒生無由景仰，文苑各體無從採輯，鄉黨之間不無遺憾。”(《景東縣誌》)但民國時的《景東縣誌稿·藝文志》中還是載刊有其的《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通天地人為儒賦》《學然後知不足賦》，皆可見其紮實的古文功底。而其弟子龍湛霖為其編輯的《劉中丞奏稿》，亦可見其筆力，尤其其中對於戰爭場景描寫的栩栩如生，如今讀來猶讓人熱血沸騰、雙目赤紅，其文字的精湛令人歎服。他曾自題聯說：“養身好守中和氣，經世還抒磊落才。”這種精闢的自我寫照，亦在文字中熠熠生輝。
其四是編纂。他曾受慈禧令編輯咸豐言行錄;為改變乾嘉以來學者群趨考據一途的學風，他刊刻有賀長齡、魏源編纂的《皇朝經世文編》;出自感恩及對前賢推崇，他在湖南極力搜求錢灃作品，編有《錢南園遺集》;他對地方文獻特別鍾情，於擔任湖南巡撫的第二年即1868年，倡修督修至今最流行的《湖南通志》，由曾國荃、郭嵩燾、李元度擔任總纂，耗時18年完成，最終成書288卷，加上卷首8卷、卷末19卷，共計315卷，這部湖南省的第三部通志，收輯了自上古至19世紀末湖南地區包括天文、地理、人文、物產等各方面的史料，是瞭解與研究19世紀以前湖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文獻寶庫。
第二個理由：高品厚德——值得尊敬。
劉崐的人格魅力是巨大的，無論是其弟子、同僚，還是湘、滇士人，甚至是他的政治上的敵人或被他參劾者，譬如兆琛，都對他的人品贊口有加。他一介寒門士子，憑藉自己的聰明好學，通過科舉進入官場，清明廉潔，雖宦海浮沉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操守高尚，世人尊敬。觀其一生，我覺得其人可用“五好”來予概括。
其一，好少年——其勤勉、孝悌，可作為如今少年兒童榜樣。據景東地方流傳的故事，劉崐少時家庭經濟並不寬裕，他常以幫人挑水來積攢學費，也曾折柳當筆沙田練字，還為省住宿費用，每天翻過兩座山峰前去拜學。為了完成老師佈置的誦讀任務，他在月光下借光閱讀。而他又好打不平，很有正義感，常為受欺凌者挺身而出，致被人揍得臉青鼻腫，但也從未悔改。他從小孝敬父母，親近兄弟，尤其對送他上學的大哥劉班尊敬不已，視為“父兄”，對長嫂王氏也一直執以母子禮。
其二，好青年——立志高遠，報效國家。自幼博覽群書的劉崐，青年後四處尋訪名師，恰原在外省施教的曹鶴書迴歸普洱故里，設帳擴收門徒，劉崐的族叔劉體舒即出其門下，並於道光癸已科(1833年)中進士。劉崐遂步劉體舒之履，投諸曹門。他在道光八年(1828)選為優貢，四年寒窗苦讀後即中鄉試亞元。當年，叔侄二人成為景東人的驕傲。而劉崐亦把超越劉體舒當作了自己的下一目標。他認為：“無盡者心，不窮者學。”(《學然後知不足賦》)學無止境，只有不懈堅持，方能不斷進步，智慧之源才不會枯竭。他還勉勵自己：“憂可易為樂，樂亦可易為憂。事功與學問正，不限其域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他堅持無論什麼環境，不管身居何位，都須立身要正，而立身要正則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學問、磨練自己的品行。正是有這樣的高遠認知，以及良好的學習習慣，他不僅厚德博學，精通經史，而且奠定了其日後廉介務實的官場作風。道光二十一年(1841)，劉崐中二甲第16名進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可謂一鳴驚人，從而也被其家鄉尊為青年學人榜樣。
其三，好士紳——他的耿直誠信、不畏強權的品行，他的不折不撓的辦事風格，他的兼收幷蓄的學習態度，使他在士族體系中站穩了腳跟，併成為其靈魂人物。在京為散館、翰林院編修期間，他結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曾國藩、瑞麟、周祖培、崇綸、成琦、廉兆綸、倭仁、胡肇智、翁同龢、李廷樟、呂朝瑞等——這些人，日後皆成大器，也多是其同僚，對其支持甚多。而他之所以能在這群人中成為靈魂人物，不僅因其才學品行，也在於他謙遜卻又個性鮮明的性格，這在士人看來有古風。在湘居住時，他在廳堂撰書道：“凡人之肯求於我者，皆使我有求於人者也;因人之求而求人之求，而我失其為我也。”其不求於人的性格可謂展露無遺。
其四，好官員——一是清廉。他歷官近四十年，身無餘財，最典型的是肅順案後他受遷連被免職責返籍，他居然連回雲南的路費也沒有不得不到處藉資，郭嵩燾也在《劉韞齋中丞八十壽序》中記載道：“無貨幣之儲，退休於所蒞官之地，門人集資量田室，相協厥居。聖人言君子之戒三，綜先生生平，無一之累其心焉。”
二是秉公辦事，不徇私情。他奉旨查辦奉天海口稅局、審查熱河案件、驗收通州漕運，時有人託請求情，他一概拒之。他對門生要求嚴格更是全國出名。他的得意弟子李元度、席寶田剿苗，因師老力疲停步不前，他參劾李元度，使其降為三品頂戴，而席寶田驕縱致黃飄大敗，他又啟奏免其頂戴，讓其戴罪立功。
三是唯才是舉，知人善用。例如，李元度是其從黔陽教諭位置上提拔起來的，而席寶田則是以團練教總而為他器重直至提拔為援黔剿苗統帥。曾國荃也在《劉韞齋七十壽序》中稱讚道：“先生宣幽出滯，士盡知名，可知人才盛衰，視衡才者之棄取，豈以時為消長哉!”
四是整頓吏治，安民保民。他實擔任湖南巡撫僅半年，就彈劾革職了沅州知府喬雲齡、桂陽州同石毓藻、永明縣事吳炳雯、武陵知縣歐陽烈、新化知縣夏獻鈺五名辦事不力、性情庸鄙難資表率者，如此大動干戈，這在當時官場是極為罕見的，也足見其擔當。而為民爭利，為湖南減負，是其任湖南巡撫四年中做得最多的事，為此的奏章就有二十餘封。
五是訓飭營伍，增強軍事。這在鄙文《從《劉中丞奏稿》看劉崐的軍事指揮思想》一文中已有詳論，此處不贅敘。
其五，好家長——一節無隱，書香延家。劉崐家規甚嚴，要求子孫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事親至孝。同治八年，他的妻子、獨子以及兒媳，接連離世，他獨養子遺三男二女，他在給兄長家人的書信中稱：“窘況潦倒，矢志不移，家運屯亶，迭遭變故，勿哉!我景況如此，意氣不衰。外辦公事，內督三孫男兩孫女讀書，不置婢妾。汝等困苦餘生，好好存心立志做人，此要此要!”郭嵩燾稱讚他：“始終一節，於身無隱情，於人無愧辭，通德類情，以成乎亹亹，為有不可忘者在也。”也正因此大節，慈禧甚為感動，後特旨啟用其三個孫子：劉式衡為安徽觀察，劉式通為江蘇觀察，劉式掄在北京同人館學習。
第三個理由：護湘愛湘——值得愛戴。
劉崐是湖南人的福星，值得所有湖南人永遠銘記、尊重、愛戴。他兩歷湖南，凡計八年，造福甚多，湖南面貌為之一變;身居京職，交友湘人，薦推湘勇，使湖南人善讀、會治、精於兵事之名氣大振;而隱居長沙，不理政事，閉門讀經，拿得起放得下足為士人楷模，遊歷山水，結集文客，留高潔芳名於長沙，足以頌文，也足以為之歌賦。一個雲南人，如此深厚的湖湘情節，如此熱愛湘土湘民，如何稱頌，如何奠拜，也不為過。個人覺得，其護湘愛湘表現有三：
第一方面是崇文興教。這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
一是續科舉。他任湖南學政以前，湖南科舉已因戰停擺了八年，他到任之後恢復日常府考，再一年後復科考，用曾國荃的話講就是“方督學我湖南也，振拔人才，一以學術深遠、操持堅正為主，戒勿競聲譽，勿徇俗尚，所甄錄者類皆磊落奇偉之士，庠序之氣煥然一新。……忠信甲冑，禮義幹櫓，學足以固之也。”而正是其任湖南學政期間，培養了大量人才，日後成為湘軍主力——王闓運的《湘軍志》和王定安的《湘軍記》中共講到的湘軍將領142人，其中儒將86名，有62人為其三年學政期間就讀書院或中舉者;羅爾綱的《湘軍兵制》中統計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者104位，其中有76人確屬劉崐門下，故李元度、曾國荃稱其“楚勇師尊”，可謂恰如其分。
二是興文遺。他不僅應徐棻之邀為新修葺的賈誼故居撰寫了一聯“漢策續遺篇，掩卷猶聞長太息;湘濱尋勝蹟，結廬還憶此棲遲”，而且將太平軍攻城而毀的天心閣段古城牆予以修復，設炮臺九座，並增建月城，使古城牆成半環拱式內雙城格局，這就是當前天心閣的情狀。他還將清末文人聚集地，留下詩文眾多的又一村予以整修，使之成為當時文人雅士嚮往之所。《郭嵩燾日記》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載：“大雨。蘊齋中丞邀同沅甫(曾國荃)、次青(李元度)、子壽會宴又一村，蓋中丞所新葺者也。小泊舫故有屋三楹，中丞易為平臺，四面飛欞，下臨菜圃，最有勝致。”
三是修書院。最著名的當為重修嶽麓書院，這也是清朝最後一次大修。他在到任巡撫職後的六月到書院視察，“周曆講堂察看，樑柱中空，桷椽朽壞，東西牆壁半已經欹斜，山長所居半學齋棟領亦被蟻傷，將有傾頹之患，殊不足以重壇席而肅觀瞻”，他於是痛下決心，並召人而問責：“湖南之兵可用而財可濟者，其人才為之也。嶽麓書院，人才所從出之地，竟聽其荒蕪而費墜焉，所惜者小而所失者大，諸君其計之乎!”他因而“凡院之門堂齋舍，院內外以及嶽麓峰之祠廟、殿廡、樓臺、亭閣，因舊制而修復者十之五，新建者十之二，或增或改者十之三。”(《重建嶽麓書院記》)他上奏朝廷籲請批款，並藉機修葺了雲麓宮。其次是修整城南書院，禮聘郭嵩燾前來主講，並常自授官課，還為其制定了書院條規。再次是修整了湖南貢院，他還為之作記。劉崐非常看重書院修復，認為書院乃育才之所，小到一磚一瓦、大到一閣一樓，萬萬不可草率，因而每每事必躬親，以圖百年大計。他為之唱頌：“居安思危，苞桑之系也;損過就中，棟隆之吉也。自今以往，吾誠願書院一成而不毀，人才之日長而消矣!”
四是傳理學。劉崐是經世致用湘學的推動者，又是修齊治平傳統儒家的繼承者。他深嘆南宋之後儒家正途斷失，極力倡導恢復宋明理學。也是在他堅持下，賈誼、杜甫、辛棄疾、胡安國、胡宏、張栻、王夫之、陶澍、賀長齡、魏源等列入了鄉祠，尤其是破除同朝不祀的創舉，其功最大。
第二方面是除弊安民。這部分，也在我的《從《劉中丞奏稿》看劉崐的軍事指揮思想》一文中基本寫清了，不贅敘。用郭嵩燾的話講是“末幾，奉命來撫，承花縣駱文忠公、陽湖惲公、合淝李公之後，吏事修明，人民樂業，益務為寬裕敦博，綏之安而動之和。於時東南兵事底定，而貴州苗亂且三十年，湖南屢發兵討之，殫財用，煩徵調。先生至，為易置將帥，委任而責成功。”(《劉韞齋中丞八十壽序》)我將之概括為五點：首先，薦舉人才不拘一格;其次，彈劾貪懶窮追猛打;再次，樹立榜樣不遺餘力;又次，剿苗防匪殺伐果斷;還次，減負增收不厭其繁。可以說，在湘擔任巡撫期間，劉崐總攬湖南省軍事、司法、行政、吏治、財經等事務，在內憂外患當中，他左支右絀，“昕夕經營，酌盈劑虛”，其儒學治省的才華展現得淋漓盡致。而更為可貴的是，“建不朽之業，為久大之圖，事成而身去之，緘口不言，又何達也。非其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劉韞齋七十壽序》)
第三方面是交友親朋。劉崐喜歡湖南，他交的朋友也以湖南人居多。他曾笑著對李元度言：“雖非楚人，情繫楚地非一日，交楚人者官紳十之七，文藻詞人莫概為之。”而湘人也對劉崐頗有情意，“邦人之聞先生來也，欣欣然奔走而相慶，其為吾楚所愛戴者如此。”及其退辭，“邦人士感其有造於湖南，不忍公歸。先生亦以楚中山川渾樸，風俗敦厚，遴留焉，閉門卻掃，翛然事外，良自得也。而其惓惓湖南之心，讀先生自著重建嶽麓書院及增修貢院兩記，亦可以想見矣。”也是讀罷此段文章，我才立意作《劉崐與湖南歷史文化名人》系列，立意寫四五十篇，後因從中忽窺知我的伯曾祖父龔心印事蹟及受人託請，去趕補《湖南私立育才學校散記——育才人育才事育才情》，耽擱了，暫還只寫成了這已有的11篇。但從這11篇中，也已可窺見劉崐交友的四個基本原則：一是體恤寬容，不苛不松，這在他與席寶田的交情中可見一斑;二是四海賓客，高朋滿座，劉崐雖不喜交際，不惑浮言，且嚴謹穩安，但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與曾國藩兄弟、郭嵩燾兄弟、李鴻章兄弟等的深厚情誼皆可見證此點;三是士子情懷，同氣相求，這在他對譚嗣同之父譚繼洵的影響上特別明顯;四是團結和諧，不輸曾左，劉崐一直是曾國藩、左宗棠關係的協調者，也是曾左交往的橋樑紐帶，同時，他在助襄曾左時，亦有與兩位湖湘鉅子相較量、比短長的思量，李元度在劉崐逝世後談及其擇墓地，曾說：“先生與伯涵，在世無爭，陰地實針鋒矣。”其揣度或許並不正確，但也符合劉崐自視甚高、不輸曾左的文人性格。是不是這樣，可待陰陽學家擇二墓比較一番。劉崐逝世，李篁仙作聯曰：“廿年來臺座春風，侍依湘水，俯念親俱老矣，不辭金粟之貽，只深慚疲馬修途，無自酬恩負知己;一月半江城暮雪，歸立程門，見問子其餓乎，特致棗糕之餉，今猛聽啼鴞遠樹，為公流涕感平生。”王闓運更為之作二聯，一聯曰“丹桂襲庭芳，海內共知循吏子;青驄愴星駕，滇民愁送使君車”，二曰“一士定東南，更軺車重採榛蘭，中興盛事留嘉話;八旬娛富貴，看兵氣銷成弦管，三湘福地葬神仙。”從這些輓聯，也可見湘人對劉崐的感激與緬懷。
我還要補充一點：劉崐不僅給長沙留下了學士路、學士橋等紀念性建築物與地理標識，更主要的是其傾心育才、不求傳世的高風亮節影響了一代代湖南人。清末及民國時長沙私立學校辦學興旺，就有人受他激勵。據龔心印1951年所寫的材料顯示，湖南私立育才中學創始者曹佐熙創辦這所後來培育了劉少奇等才俊的名校時，其意即“承韞齋志，做不世功”，因而龔心印後來辦學於局關祠，無意得知自己師敬灣居地原為劉崐府宅時，欣喜若狂，驚呼：“玉昆陰助，育才能不興乎?”這種牽強聯想，今人或覺顛狂，而在清末至民國，對劉崐懷抱敬意者，崇而拜之者何其之多，作如許聯想，簞瓢思源，又是多麼自然天成！
(本文系作者在紀念劉崐誕辰210週年座談會上的發言，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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