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43期，原文標題《通往參戰之路：北洋政府的危機與轉機》，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1918年11月13日，在西什庫天主堂出席終戰慶典的“安福國會”參議院議長梁士詒（中）。綽號“梁財神

27歲這一年，伍朝樞終於體會到了父親伍廷芳在前清時代為李鴻章參謀外事談判時的心理感受：沮喪，苦惱，但又不得不為之。更令他鬱悶的是，拋出這道難題的，正是19年前令父親名譽蒙羞的同一個國家。

時間是1914年9月2日深夜，中華民國政府的8位內閣總長，政事堂國務卿（國務總理）徐世昌和左右丞、副總統黎元洪，總統府內史監（秘書長）阮忠樞，稅務處督辦梁士詒以及幾位書記官圍坐在中南海豐澤園中的澄懷堂辦公室，焦慮地等待著大總統袁世凱的問話。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年紀在50歲左右，早在前清時代就已經身居高位並且彼此熟識，但對如此棘手的情形依舊一籌莫展。或許是考慮到僚屬們的困境，三位年紀尚輕但通曉國際事務的政事堂參議被緊急召來，安排在會議桌的下首，以便隨時提供諮詢。他們是33歲的早稻田大學法學學士、安徽人金邦平，26歲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擔任過大總統英文秘書的顧維鈞，以及前清駐美公使伍廷芳之子、劍橋大學法學碩士和英國法學協會會員伍朝樞，分別對應與中國外交關聯最為緊密的日、美、英三國。回想1895年，伍廷芳曾經以中國代表團一等參贊的身份隨李鴻章赴日，親身參與了恥辱性的《馬關條約》的談判和簽訂。這位畢生自豪於自己的法律專業主義、此時正在上海安然過寓公生活的老人並不曾料想到，當年困擾過自己的日本威脅，時隔不到20年便再次逼近了下一代中國人。

身材矮小壯碩的袁世凱簡明扼要地交代了當天傳來的突發消息：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通報，日本陸軍第18師團的先頭部隊已於9月1日深夜在山東半島北部的龍口登陸，對德國在華的海軍基地膠州灣租借地展開包抄進攻。日方同時還暗示，基於軍事行動需要，將對德方控制的膠濟鐵路全線以及不屬於德國租借地的濟南實施佔領。儘管自8月23日日本對德宣戰以來，戰端驟開的可能性便已出現在中國政府要人們的預期內，但日方竟早於事前公佈的最後期限9月15日展開軍事行動，並公然無視中國政府在8月6日照會的《局外中立條規24條》，在膠州灣以外的龍口地區實施入侵，依舊令眾人感到猝不及防。作為專業人士，顧維鈞和伍朝樞給出了基於國際法準則的反饋意見：既然中國已經決心對歐洲大戰置身世外、嚴守中立，就必須以嚴厲的姿態應對日方破壞中立的行徑。中方應立即向山東半島調兵，堅決抵制日軍肆無忌憚的侵入。

然而這畢竟只是年輕書生的熱血之見。幾分鐘後，陸軍總長段祺瑞就給出了令人沮喪的答覆：受裝備差距,彈藥匱乏和後勤、運輸能力不足所限，即使中國軍隊在山東只部署最低限度的正面防禦，也僅能抵擋日軍約48小時，隨後便難以為繼。屆時中日雙方已處在準戰爭狀態，局面將更不易收梢。袁世凱的親家、外交總長孫寶琦則以沉默給出了暗示：對如何處理“武力保衛中立”這一無任何先例可循的命題，他本人全無頭緒。長久的沉默之後，仍是袁世凱本人做出了一錘定音的決定：效仿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的舊例，將膠濟鐵路濰縣車站以東，龍口、萊州以及連接膠州灣附近各地劃為日德兩國“交戰區”，撤出駐紮在其間的中國駐軍，濰縣以西則仍為中國中立區。9月3日，此項決定被通報給了在東交民巷的各國駐華使節。

當年日俄戰爭爆發之時，袁世凱已是權傾朝野的清廷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統領全國大半新式軍隊。他當然知曉：所謂“局外中立”的安排，從一開始起就是廢紙一張。日俄雙方實際的衝突範圍，很快就突破了清廷劃定的“交戰區”邊界；雙方強徵中國民夫、搗毀中方民政機關、劫掠財富以及殘害平民之舉，更是貫穿於戰爭始終。以此類推，指望以一項事後追認的聲明限制1914年的日軍在山東的行動，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舉。事實也的確如此：9月25日日軍佔領濰縣車站之後，並未即時東進、儘快攻下德軍盤踞的青島和膠州灣，而是繼續發兵西擾，將青州、濟南等膠濟鐵路沿線要地和周邊礦山、公路一概收入囊中，甚至設立臨時管理機構，堂而皇之地開始了準殖民統治。當年11月青島被最終攻克之後，中方向日本使館發出照會，宣佈鑑於戰事已畢、“交戰區”在事實上喪失效力，日方應儘快安排從山東撤軍。但對方完全不予理睬。

繼續推進一項明知無法奏效的外交政策，反映的是袁世凱此際萬般糾結的心理狀態。他曾經悲觀地告訴顧維鈞，儘管國際法的“理”似乎指出了中國在奉行中立政策時本應享有的權利，但亞洲大局的“勢”和中國本身缺乏“力”的困境迫使政府只能不斷妥協退讓，最終向日本的脅迫低頭。另一項不便啟齒的原因是：在撲滅了國民黨人發動的“二次革命”,並頒行了新的《中華民國約法》之後，袁世凱本人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了儘早實現“改變國體”、帝制自為的內政問題上，殊不願這一良機為外交上的紛擾所阻斷。顧維鈞日後回憶稱：“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體優越。”既然在國體問題上的傾向已經愈發復古，則在外交事務上對前清蕭規曹隨，在袁氏眼中也就不再成為大問題。

但並非所有人都懷抱類似的看法。就在日軍佔領青島之後不久，參加了9月2日中南海會議的伍朝樞、梁士詒以及前外交總長陸徵祥幾乎同時萌生出了交結英國和其他協約國要角,以化解來自日本的安全壓力的想法。駐美公使夏偕復則建議中國以中立之身調停歐洲戰事，通過締造新的和平來改善自己的外部處境。通過使中國問題由中日雙邊架構變為國際化，特別是藉由歐洲大戰的時勢、實現中國外交局面的改觀，成為相當一部分中國外交家的共識，並著手付諸實施。儘管此時距離中國實際參戰，還有整整兩年半的間隔。

1955年11月2日，一名6歲女孩在倫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墓地悼念安葬於其中的“一戰”戰歿者。十字架上

神父外長的課題

即使是在百事一新、異象頻生的民國政壇上，陸徵祥依然稱得上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奇人。作為平民家庭出身的外交幹才，他的道德觀念和行事法則曾頗受身為新教傳教士的父親的影響。40歲那年，陸徵祥改宗羅馬天主教，嗣後虔誠之心愈發熾烈，最終竟在57歲的盛年退出政壇，以比利時天主教本篤會神父的身份在異域度過了餘生。他也是清末外交官中最早與歐洲女性締結新式婚姻的少數幾人之一，通曉俄、法兩門外語。這樣一位背景特殊的人士，得以在清末民初的政壇嶄露頭角，正是此際中國日益與世界接軌的縮影。

晚年的陸徵祥反思平生功過，曾經留下過一句振聾發聵的遺教：“弱國無外交。”不可謂不沉痛。但在他本人親歷的大部分政治活動中，恰恰是要為中國這一弱國謀外交，以外交策略的得分彌補中國軍事、經濟硬實力上的缺陷。庚子之變前後，陸徵祥曾隨前清洋務重臣許景澄、楊儒辦理對俄外交，深知中國邊疆危機之險惡與盲目排外之無益，更對清末新舊混雜、外交決策完全繫於個人之身的舊體制抱有極深的個人看法。辛亥革命之後，南北兩政府於1912年實現合併，袁世凱有意延攬一位與同盟會素無淵源、又能外於官場老邁惡習的新人物出掌外交部。陸徵祥遂從駐俄國公使任內被召回北京，成為北洋政府外交事務的主要掌舵者。

作為北京官場中的外來者，陸徵祥的最大貢獻，在於迅速實現了中國外交系統的專業化和獨立化。歸國之前，他即正告袁世凱：在他本人主持外交部期間，既不向其他部會推薦官員候選人，也拒不接受其他部會對人事安排的置喙。1912年10月他上任後不久，即參考法國制度草擬了《外交部組織章程》，設立一廳四室的固定編制，將全部在京辦事人員壓縮到100人以下。在選拔和任命新官員時，他要求對候選人進行嚴格的考試，不以籍貫為依據，原則上要求至少通曉一門外語。前清時代，駐外使節大多加有欽差銜，可直接向皇帝上奏，對使館事務也近乎一人包辦。而陸徵祥要求將所有駐外使領館人員逐步替換為專業外交人員，僅對總長負責，組建了一套責任明確、人員精幹的職業外交家班底。整個外交部系統除去總長為特任官，須隨內閣更迭變換人選外，其餘次長、參事、公使、領事等皆為簡任官，職務變化不甚頻繁。這使得外交官群體在民國初年變動頻仍的政局中，始終得以保持穩定，能夠持之以恆地推行為中國爭取平等地位的外部目標。

陸徵祥晚年曾感慨：“凡是辦政治，尤其是辦外交，絕不可用外行。武人做外交官，只可認為一時的‘變態’。我那時培植60餘青年，我絕不用私人，只選擇青年培植，希望造成一專業外交人才。”在1912～1920年他執掌外交部期間，外交系統辦事人員具有留學經歷的比例一直維持在50%以上，前清遺留的老邁庶務人員則被大刀闊斧地裁汰。伍朝樞、顧維鈞等年輕留學生能以未及而立之身與聞機要，參與最高決策，與陸徵祥的倡導關聯甚大。甚至到1928年北伐結束之後，北洋時代的外交官仍有相當一部分被南京政府所留用。

此舉當然不是為了自矜己才，而是鼎革之際中國面對的國際形勢複雜性使然。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政局動盪，英俄兩國乘機策動西藏和外蒙古謀求獨立。在隨後展開的關乎宗主權（外蒙古）和邊界劃定（西藏）的一系列談判中，痛感前清遺留的條約體系淆亂不堪，在觀念和細節上都存在莫大的差池。有鑑於此，陸徵祥在外交部設立了“條約研究會”和參事室，延攬一批常備的國際法人才，細緻研究前清遺留條約的漏洞和國際法學界的新動向，以為最高決策提供諮詢。1912年12月，外交部還組建了定期集中議事的“保和會準備會”，名義上是為派團出席1915年第三屆海牙和平會議（當時稱“保和會”，後因大戰爆發而取消）做前期籌劃，實則已經開始整理基於中國本身利益訴求的國際法提案，希望藉助未來的大會予以公開和實現。

1919年6月3日，參與“五四”愛國運動的學生在北京街頭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與“一戰”關係研究專家徐國琦認為：在1914年前後，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以外交才俊、言論精英、工商業人士以及知識分子思考群為核心的“外交政策群體”。他們秉持一種建立在世界主義基礎上的國家主義理念，對舊文化、舊秩序和舊的國家認同發起了公開挑戰，希望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也是這個群體，最早覺知到了世界大戰為中國提供的潛在機會——1914年8月17日，外交部秘書劉符誠就青島戰事問題前往東交民巷拜會法國公使康悌（Alexandre-Robert Conty），後者提及：待將來戰事平定，各國必有一大會議，屆時中國應設法取得列席資格，如此方可使本國問題不由外人決斷。

康悌所透露的關於戰後和會的消息，是中國的“外交政策群體”第一次窺見國際秩序即將迎來決定性的重構。伍朝樞率先就此發聲，11月7日，他向袁世凱呈上說帖，建議中國拒絕單獨與日本就山東問題展開談判，而要將協約國領袖之一英國拉入其中，舉行中英日三方交涉。如若不遂，亦可將中日爭端付諸戰後召開的“國際公會”，借他國之力來挽回損失。10月31日，陸徵祥在保和會準備會第52次會議上提出：日本以武力奪取德國在華租借地，屬於國際法上並無先例的新問題。鑑於戰後和會必就此爭端做出裁決，中國應當儘快著手研究既有法條並撰寫相關論文，以為合法收回山東主權做出準備。然而短短兩個月之後，這位神父外長就開始缺席隨後的討論，因為袁世凱給他安排了一項一言難盡的新工作——主持對日雙邊談判。

日本想要什麼？

如果說中國的外交政策精英在大戰之初覺察到的還只是全球權勢體系發生劇變的模糊可能性，那麼日本的高層決策者，尤其是軍隊領導人在戰爭問題上的態度則遠為明確和堅決。開戰前夕，日本由於常年維持海陸並舉的擴軍態勢，國家財政已經瀕臨破產，政府內部各派閥之間的矛盾也急劇激化。戰爭的爆發使“大陸政策”的鼓吹者不禁歡呼“天佑”已經到來，前外務大臣井上馨侯爵投書給大隈重信首相，興奮地表示：“時局的發展將為日本與歐美列強並行提攜、世界問題無法將日本置於度外奠定基礎。日本應當立即舉國一致，停止政爭，和英法俄聯合起來，確立在東洋的利權。”1914年8月15日，日本外務省援引1902年英日同盟條約的相關條款，對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在日本和中國水域內的德國軍艦以及一切武裝船隻立即繳械，並在9月15日之前將膠洲灣租借地移交給日本。8月23日，日本政府以未收到答覆為由，正式對德宣戰。

1901年《辛丑條約》生效之後，列強在華的勢力範圍大致形成了均勢。嗣後日本雖然通過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取得了局部優勢，但因為此役未能獲得賠款，直接收益要少於中日甲午戰爭，故始終耿耿於懷。而大戰的爆發不僅使歐洲各國的商業和軍事力量就此遠離中國，還迫使英法兩國直接向日本求援，呼籲日本派海軍到地中海參戰以應對德國潛艇戰的威脅，併為協約國建造驅逐艦。不僅如此，英國和澳大利亞還默許日本艦隊駛入中太平洋，佔領了此前為德國控制的諸多島礁。在國際形勢極其有利的情況下，日本決心以協約國集團為依託，利用中國雖宣佈中立卻無力自衛的弱點，實現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獨佔東亞的目標。

日本對德宣戰之初，德國駐華公使馮·馬爾燦（Ago von Maltzan）男爵一度提出將膠州灣租借地交還給中國。日本駐天津領事小幡酉吉聞訊竟警告中方不得接收，否則“日本將認為中國自行破壞中立”。鑑於駐青島和膠州灣的德軍總數僅有不到4000人，反擊能力微乎其微，入侵山東的3萬多名日軍首先用了近兩個月時間來完成對膠濟鐵路西段以及沿線主要城市的佔領，隨後才在1914年10月31日正式發動了對青島的全面進攻。11月7日，德國總督邁耶-瓦爾代克海軍上校宣佈投降。日方隨後拒絕了中國政府要求收容德軍俘虜和收回膠濟鐵路的動議，接收了其佔領區內的大部分德國企業，並將在山東的軍事存在變為長期化。

即使已經在事實上完成了對山東的控制，日本政府仍未掉以輕心。和中方一樣，日本深知膠州灣的最終歸屬在戰後的和平會議上必定再起爭執；要使這種佔領能夠合法化，最佳選擇是與中方舉行雙邊談判，利用中國尚未正式參戰的有利時間窗，提前完成在政治和經濟上徹底控制中國的佈局。而袁世凱愈演愈烈的稱帝企圖，給這一陰謀提供了新的機會。1914年8月底，新上任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登門拜訪袁世凱，直截了當地表示：“做皇帝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最重要的關鍵是，中國政府應當向日本人民表示中國對日本的善意，這樣才能獲得日本政府的同情與支持。”1915年1月18日，在東京獲得外務省面授機宜的日置益越過中國外交部，直接與袁世凱本人聯絡，當面宣稱：“日本政府希望中日懸案能早日解決，中日兩國間的親善關係能日益加強，更希望大總統能高升一步。”旋即拋出了一份事無鉅細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

1935年青島街頭一景。“一戰”爆發後，日本出兵佔領原為德國租借地的青島海軍基地，直至1922年底方

“二十一條”的基本內容，與日俄戰爭之後日方強迫朝鮮簽署的《乙未條約》極度類似。它不僅要求把日本在山東和中國東北的經濟、交通權益予以永久化，還企圖插手中國內陸礦產開發權和築路權的歸屬，以及沿海口岸和島嶼的開放。在軍事上，它要求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擔任軍事和財政顧問，向日本採購軍火，並不得向其他國家讓渡類似的權利。倘若中方予以全盤接受，由《辛丑條約》奠定的列強共管體制將被徹底顛覆，變為日本的一家獨大。即使是醉心於帝制的袁世凱，考慮到條約內文公佈可能對政府威信造成毀滅性打擊，也未敢輕易應允。對日雙邊談判隨後再度由陸徵祥主持的外交部所主導，並持續了三個多月時間。

正是在圍繞“二十一條”展開的中日談判中，中國久未參戰帶來的弊端開始公開化。袁世凱企圖玩弄由來已久的“以夷制夷”策略，通過秘密向英法美各國報章透露談判的內容來營造輿論壓力。但在日本已經公開參戰並能為協約國提供現實支持，中方卻遊移不定的背景下，洩露“二十一條”的內容僅僅帶來了歐美各國民間和新聞界的憤慨，對其最高決策的影響則相當有限。袁世凱多年的好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明確表示：英國至多能就內容最為密集的第五號要求向日本表示異議，但因為中國併為協約國陣營一員，不能指望日方給予中國以盟友級別的待遇。美國公使的反饋與之相仿。而日方雖然在國際壓力和陸徵祥的拖延政策下，最終應允撤回第五號要求，但在逼迫中方接受最終條款一事上始終不鬆口。

1915年5月7日，日置益突然提出最後通牒，限定中方於5月9日下午6時以前接受刪改之後的“二十一條”修改案，否則“帝國政府將執行必要之手段”。8日上午，袁世凱手忙腳亂地在中南海春藕齋召開特別會議，向各部總長通報了談判情況。當天中午，朱爾典到外交部辦公樓與陸徵祥談話，沮喪地表示：“中國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最後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此時歐洲各國無暇東顧，中國政府除接受日本條件外，別無自全之道。”美國公使保羅·芮恩施（Paul Reinsch）也再三勸告陸徵祥，“應避免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9日，中國政府正式決定接受日方通牒。5月25日，雙方代表在中國外交部大樓正式完成了兩份相關條約的簽署。由於1915年為中華民國四年，故該條約也被合稱為《中日民四條約》（以下簡稱《民四條約》）。袁世凱隨後親書兩道手令給各省要員，號召“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

若從最終結果看，《民四條約》相較“二十一條”的初始內容，刪除了危害最大的第五號條件以及涉及華南、華中待開發權益的大部分條款，僅承認維持日本控制山東的現狀，在東北和內蒙古東部的主權損失也未到極其不堪的程度。但自客觀效應看，它充分證明了在中國久未參戰、歐美各國又無暇干預的背景下，北洋政府終將無法抵禦日方意圖獨佔中國的入侵。儘管《民四條約》的大部分內容隨著戰後東亞格局的變化最終遭到廢止，但談判的艱難過程已經顯示：中國可用的反制手段已瀕臨枯竭，必須儘快另謀他途。

更何況，《民四條約》的簽訂並未使日本繼續侵華的步伐稍微放緩。袁世凱原希望通過接受條約來穩住日本，為復辟帝制爭取寬鬆的外部條件。孰料洪憲“帝國”剛剛出爐，日本政府即開始與南方反袁勢力暗通款曲，並策動前清宗社黨人、內蒙古馬匪在東北境內大搞“滿蒙獨立”。不僅如此，日本還企圖為其在中國的特殊權益爭取國際承認，尤其是獲得可能決定大戰最終走向的區域外大國——美國的承認。1917年11月2日，日本前外相石井菊次郎子爵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蘭辛達成《蘭辛—石井協定》，在名義上繼續承認“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政策的同時，默認“（中日）兩國因為領土接近而給日本帶來了特殊利益”，並承諾“不謀求剝奪友好國家人民或臣民在華的特殊利益”。長此以往，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終將被普遍接受。

“一戰”期間曾多次與聞中日交涉的北洋政府國務院參事、駐美公使顧維鈞。1919年他在巴黎和會上的據理力

兩位梁先生

關於兩位同為廣東人的民初政治要角梁士詒和梁啟超，時人掌故筆記《舊京瑣記》中曾錄有一段妙趣橫生的傳聞：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士詒在京師應清末唯一一期“經濟特科”試，考中一等第一名。孰料有小人向慈禧太后進讒言，稱梁士詒之名兼有“梁啟超之頭，康祖詒（康有為）之足”，籍貫又系廣東，必為亂黨無疑。梁士詒因此落榜，連夜逃往香港。此說流傳甚廣，但實為不確：三水人梁士詒早在1894年即已考中科舉殿試二甲進士第15名，本不缺功名出身。1903年的“經濟特科”屬於加試性質，不中亦不足為憂，連夜出逃更屬無稽之談。若論仕途經濟，這位原籍三水的梁先生，遠比來自新會的“飲冰室主人”梁啟超先生來得順暢。前清末年，他得袁世凱之助，接替盛宣懷出掌全國鐵路系統以及交通銀行，時人呼為“梁財神”。進入民國，梁士詒繼續為袁世凱所信用，一度出任總統府秘書長，又得到“小總統”的別號。

兩位梁先生雖彼此相識，仕途交集卻不多。但在1914～1917年，他們曾不約而同地成為中國參戰的鼓吹者，併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實上，當“二十一條”交涉臨近尾聲之際，中國參戰的迫切性已經呼之欲出。從外交主事者陸徵祥到年輕一輩的伍朝樞、顧維鈞，均以為不加入協約國集團，不足以改善中國在日本步步進逼之下的國際空間。然而以袁世凱思慕帝制的渴求心理，在《民四條約》訂立之後，已無暇再顧及外交事務。唯獨梁士詒能憑藉其雙重身份——既是袁氏復辟帝制的謀主之一，在前清時代又曾經參與對英國的外事談判——對袁世凱有所進諫，並以隱身於後臺的參謀角色，充當在中英之間交換高層看法的中介人。

1915年6月，就在《民四條約》簽字之後一週，梁士詒找到舊相識朱爾典，主動提出：從減少犧牲的角度起見，協約國不必繼續僵持在已成對峙之勢的西線，而應取迂迴之策，經地中海攻擊中歐集團中力量最弱的土耳其，與東線的俄軍在高加索實現會師。前一年夏天，英國曾經派出重兵強攻達達尼爾海峽附近的加里波利半島，但被守軍頑強擊退，傷亡達20餘萬之眾，短期內無力再戰。現中國願意自備半數武器彈藥，派30萬大軍至歐洲，在英國指揮下恢復對土耳其戰線的進攻。條件只須英方承諾在戰後召開和會時支持中國的主張。朱爾典擔心此舉會觸怒剛剛在“二十一條”交涉中自認為吃虧甚大的日本，加之英軍將領始終懷疑中國軍隊的戰鬥力，此項動議未能成行。不過僅僅4個月之後，梁士詒再度展現出長袖善舞的才幹：1915年夏天，俄國在波蘭戰線遭遇慘敗，繼續補充軍火以編練新兵。中國自晚清時代起，即引入歐洲技術興建兵工廠，所產槍支彈藥恰好能滿足俄方的需求，但在“嚴守中立”的名義下無法對外出口。機敏的梁士詒遂委託海軍運輸艦將1萬支步槍和750萬發子彈分批運至英屬香港，由當地英國駐軍付款接收，再輾轉運交俄方。通過這種方式，中國在實際介入大戰之前，即已成為協約國的軍火供應商之一，雙方具備了共同利益。

1915年11月，梁士詒再度開始運作中國參戰一事。當時袁世凱帝制已是箭在弦上，昔日曾允諾樂見其成的日本政府卻食言而肥，聯合英美俄三國使節共同向北洋政府施壓，要求暫緩變更國體、以免造成內戰。梁士詒決意反其道而行，以日置益過去對袁氏的承諾為憑據，要求日方支持中國立即加入協約國集團、對德奧宣戰。根據1902年英日同盟條約的相關規定，日本若要和第三國締結軍事同盟，需要事先徵求英方的意見。而朱爾典和梁士詒在實現中國參戰一事上已有共識；一旦日方將計劃亮明，英國將以協約國領袖的身份將中國置於政治和外交保護之下。如此一來，日方將不得再向中方施加壓力，袁世凱的復辟也可告成。

然而現實總比理想來得殘酷。正當梁士詒“極力運動中國政府”，並暗示英法等國“不能以此虛體面讓予日本”之時，日本外務省已經通過其無孔不入的電訊網和情報系統，捕捉到了中英兩國密談的蛛絲馬跡。11月中旬，日置益倒打一耙，反過來指責朱爾典企圖置英日同盟於不顧，單方面招攬中國加入協約國集團。此時正值德國海軍將4艘潛艇送入地中海，協約國在歐洲的海上運輸壓力再度上升，重新生出了要求日本派艦隊助戰的迫切渴望。與這種現實需求相比，羸弱的中國參戰可能帶來的收益不免相形見絀。於是，英國外交部最終做出了否認推動中國參戰的聲明。朱爾典不禁哀嘆：“我們簡直猶如一群被日本操控的傀儡。”

隨著第二次推動中國參戰一事中途夭折，梁士詒政治生涯的前半段已經臨近尾聲。袁世凱復闢失敗之後，他作為“帝制首惡”被國民政府明令通緝，真的踏上了流亡香港之路。不過到了1918年，通過疏通段祺瑞的關係，梁士詒得以復出，不僅如願列席中國作為大戰勝利國的慶典，還提出了重整全國鐵路與銀行系統、復興戰後中國的方案。也是在那一時節，他和早有交往，但關係若即若離的另一位梁先生重新恢復了往來。

不僅如此，梁士詒對中國參戰的最直接貢獻，是在1916年促成了“以工代兵”計劃的實現。在協約國集團陷於西線消耗戰之中，緊缺工程、後勤與服務人員的背景下，梁士詒促成了英法兩國在威海衛和上海招募中國青年壯勞力，組成中國勞工旅（Chinese Labour Corps）前往歐洲參戰。到1918年為止，累計有大約10萬名中國勞工進入英軍後勤單位服役，4萬人進入法軍單位（其中約1萬人轉調美國），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熟練的工程兵、軍工技術人員甚至坦克修理技師。有2000多名勞工在赴歐途中或戰場上受傷、患病而死，約3000人最終在法國定居。他們不僅為協約國的勝利做出了實際貢獻，還開拓了普通中國人的眼界。

相比梁士詒在列強之間合縱連橫的實績，遊走於政學兩界的梁啟超，最初僅以民間建言者和輿論動員者的身份發揮作用。1914年戰端甫一開啟，他便以為13歲的兒子梁思成解讀時局為名，撰寫了一部200頁的小冊子《歐洲戰役史論》。在該書中，梁啟超極言“今之戰，殆全世界人類相互之戰也”，凡各國家、各民族皆不得獨善其身，中國亦不能例外。根據他的分析，兩大交戰集團的整體實力對比決定了德奧必敗、協約國必勝，此恰為“增進我國際地位之極好時機”。倘使中國能審時度勢，加入協約國一側，並對最終勝利有所助益，必能有效恢復自晚清以來一再失落的國家權益。但單是站對陣營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藉此努力，造成完全國家完全國民之資格”，利用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完成財政自立、完善國家組織、改良政體以及普及教育等國家復興的整體佈局，特別是掃蕩汙濁不堪的政壇風氣。“政治一改良，則凡百皆迎刃而解”。

從這層意義上說，“一戰”初期的梁啟超與20多年後鼓吹“抗戰建國”的新一代中國人一樣，看到了戰爭可能為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提供的精神和組織資源。當時中國最受歡迎的人文類刊物《東方雜誌》的主編、文化保守主義者杜亞泉最初對此同樣持贊成態度，並認為需要創造一個新的中產階級以為新中國的社會基礎。區別僅僅在於，隨著戰事的日益延長，年紀較長如杜亞泉者開始生出一種偏執的自信，認定西洋文明終究無法避免自我鬥爭與自我毀滅，這正是中土“國有文明”復興的良機。而以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雜誌為陣地的陳獨秀、劉文典等激進知識分子，願意更加徹底地擁抱民族主義、現代軍工科技以及黑格爾歷史哲學，認定這場世界大戰正是黑格爾筆下的“世界法庭”；文明的優與劣、先進與落後，將由戰爭的最終結果做出評判。兩種不同社會思潮之間的“思想戰”，已經為嗣後的新文化運動埋下了某種伏筆。而最初的民族主義者，待其熱望在戰後的和平會議上遭遇重創之後，將會進一步轉向更新興的社會主義思潮尋求答案。

但梁啟超絕不僅僅是一位宣傳家。在1917年的某個時刻，他也將以政治家的身份隆重登場。

1918年11月13日，在西什庫天主堂前出席終戰慶典的北洋政府官員與各國駐華使節。由左至右依次為：外

參戰招來了皇帝

梁士詒的兩次參戰提議打通了英國關係，“以工代兵”的操作則使法國成為中國的事實盟友。隨著時間的推移，另一個與中國同樣具有千絲萬縷羈絆的國家——美國，成為了中國在尋求參戰道路上的新夥伴。

中美之間就參戰問題產生的互動，始於1914年駐美公使夏偕復主動提議威爾遜政府邀請中國參與調停歐洲的個人舉動。這一動議之所以未能實現，固然是由於北京政府痛感自身實力不足，且顧忌日本的態度，與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的冷淡亦不無關聯。1914年8月4日，即中國發布中立宣言的第二天，美國也宣佈不會插手歐洲戰事，“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保持中立；既要在行動上，也要在思想上不偏不倚”。這當然不是因為威爾遜對恢復和平毫無興趣；相反，主要是因為他對和平的道德理想期待過高。1916年10月，這位總統在演講中慷慨激昂地表示：“戰火正在世界其他地區蔓延，合眾國卻遠離當前的衝突，這不是因為它不感興趣，更不是因為冷漠無情，而是因為它希望扮演一種前所未見的新角色。”

為了給這種新角色注入內涵，1915～1916年，威爾遜派自己多年的競選顧問和私人幕僚愛德華·豪斯（Edward M. House）以特使身份前往歐洲，與英、德、法各國政府代表做直接接觸。在歸國途中，豪斯得出了一項驚人的結論：爆發戰爭的根源不是武力行為本身，而是由於歐洲諸國秉持一種完全錯誤的政治觀念。他們將國家間均勢視為和平的基石，卻沒有看到被理論化的均勢所扭曲的人性。真正的“永久和平”應當建立在普遍民主、集體安全和民族自決的基礎之上；在這三項原則指導下，世界各國可以結成一個類似議會的共同體，按照白紙黑字的法條去判斷國與國關係的是非曲直，並一致懲戒違規者，如此和平便可長存。

1917年1月22日，威爾遜在參議院發表了題為“無須勝利的和平”的演說，闡述了美國政府對戰後和平的設想——締造一種無所謂誰勝誰負的和平，不以舊式的領土兼併和金錢賠償作為尺度，只關心衝突本身的是非曲直，懲戒作惡者，並對潛在的衝突因素進行疏導。這一宏偉理想在歐洲收穫的滿是嘲諷和挖苦，在中國卻獲得了異乎尋常的歡迎。對保和會準備會里的那些知識分子型外交官來說，威爾遜所描繪的圖景，與他們長期受感染的海牙和平精神如出一轍。而威爾遜對各民族間平等地位乃至新型和平的強調，更使中國的國際法學者們認定山東問題有望在公平、公正的戰後國際環境中獲得解決。中美兩國間的接觸遂日漸頻繁。

1917年2月23日，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在倫敦向美國駐英大使佩奇展示了一份情報機關截獲的德國外交電報。電報內容顯示：德國不僅決定在整個大西洋範圍內實施無限制潛艇戰，而且正在秘密聯絡墨西哥當局，企圖對美國本土發動偷襲。這份“齊默爾曼電報”將美國政府和民眾對中歐強國的憤怒推向了高潮。威爾遜政府正式啟動了參戰的準備工作，並通過駐華公使芮恩施知會中國外交部：若中國選擇與美方步調一致，對德奧宣戰並廢止此前的一切中德條約，德國對膠州灣的租借將從法理上歸於無效，日本對山東的佔領也將成為非法行為。如此一來，在戰後的和平會議上，中國將有充分的道義和法理基礎去收回山東主權。

1917年4月2日，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呼籲立即對德宣戰

話雖如此，在中國政府內部的不同派別間引發的卻是迥異的反響。袁世凱在1916年暴斃之後，共和體制得以恢復。黎元洪以副總統身份繼承了國家元首之位，旋即宣佈恢復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和舊國會。而新任副總統、直係軍閥領袖馮國璋與國務總理兼參謀總長、皖系軍閥領袖段祺瑞各以幾省督軍為憑靠，與總統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三股力量之中，以段祺瑞對參戰問題態度最為堅決，這不僅是因為他從政治盟友梁啟超那裡接受了以戰爭為契機、實現國家改造的理念，更因為他意圖借參戰編練一支新軍，徹底掃蕩自反袁護國戰爭以來形成事實割據狀態的西南各省，實現他心目中帶有復古色彩的“武力統一全國”的目標。

然而被段祺瑞作為過渡人物抬出來的黎元洪並不甘心成為傀儡。他以原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議員組建的憲政商榷會作為依託，與總理爭權，形成府院（總統府與國務院）對峙、兩虎惡鬥之勢。經過一番明槍暗箭，1917年3月11日，參議院審核通過了與德奧兩國斷絕外交關係的決議；但在對德正式宣戰以及組建參戰部隊的問題上，府院之間再度形成僵局。5月23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總理職務，宣佈將會先改組內閣，再召集國會正式討論宣戰問題。但他也深知，若無掌握各省武力的督軍團的認可，國是勢必難以為繼。因此在逐走段祺瑞之後，黎氏竟引火上身，向督軍團會議盟主、長江巡閱使張勳求援。後者素有恢復帝制的念想，此時乘機要求黎元洪解散國會，並領兵進京。7月1日，張勳扶植清帝溥儀復位，史稱“丁巳復辟”。

張勳的倒行逆施之舉，令黎段兩人都大感意外。但段祺瑞畢竟身為軍人，反應極為敏捷。張勳復辟不過兩日，他就趕到位於天津馬廠的北洋陸軍第8師師部，宣佈組建“討逆軍”，向北京挺進。梁啟超為段氏起草了反對復辟的通電，並手書一聯，懸掛于軍旗之下：“上將軍段祺瑞，討叛國逆張勳。”7月12日，討逆軍攻入天壇和皇城，溥儀再度退位，段祺瑞則在兩天後自行宣佈復行總理之職，並以梁啟超所屬的研究系官僚為班底，組建了新的內閣。馮國璋則以代理身份繼任為大總統，並在參戰問題上與段祺瑞達成了一致。1917年8月14日，馮國璋發表《大總統佈告》，聲明自當天上午10時起，正式與德奧兩國處於戰爭狀態。

五色旗驅逐三色旗

對自1914年8月以來始終處於惴惴不安狀態的在華德國外交人員、陸海軍官兵乃至僑民來說，宣戰既是終結，也是解脫。自1917年3月16日起，已經陸續有中國警察開入天津、漢口德國租界，佔領其中的領事館、兵營和警署，降下德方的三色國旗，升起中華民國五色旗。8月14日宣戰令下達之後，北京、塘沽、秦皇島等地的德國兵營也被中國駐軍佔領，德軍官兵在解除武裝後被收容至幾處管理所，等待戰後遣返。

3月中旬中方對德奧兩國斷交之後，戰時滯留在中國港口和內河的11艘德奧商船被中國海軍扣押，並在8月14日正式升起了五色旗。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獲得來自敵對國的戰利艦船。負責接收這批商船的是剛剛從歐洲考察歸來的陳紹寬少校，他後來成為抗戰時期的中國海軍總司令。被臨時拘禁在南京下關江面的原德國東亞艦隊內河炮艦“水獺”號與“祖國”號則有著更具傳奇色彩的經歷：它們被中國海軍重新命名為“利捷”號和“利綏”號，編入第二艦隊序列。1919年7月，作為戰後恢復東北主權行動的一部分，北京政府派這兩艘戰利艦和另一艘炮艦“江亨”號結伴北上，駛入長期為沙俄獨佔的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三江航道。這是19世紀以來第一次有中國軍艦抵達遙遠的海參崴和廟街，也是民國時代最後一次。

比有形的收穫意義更加深遠的是無形的勝利果實。自中國對德奧宣戰之日起，兩國自清末以來與中國政府簽署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連同德奧兩國藉助列強“一體均沾”規則獲得的其他權益，悉數遭到廢止。到稍晚的20年代初，北洋政府與德奧兩國基於平等原則簽訂了新的雙邊關係和貿易條約，終於實現了自辛亥革命以來最重要的外交目標。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恥辱性的財政損失——庚子賠款，也隨著中國成為“一戰”勝利國，在事實上停止了支付。對德奧兩國的賠款自雙方宣戰之日起即不再賠付，革命之後的俄國則主動放棄了賠款要求。而協約國各成員國從20年代中期開始，也陸續宣佈將剩餘賠款轉作對中國教育、文化事業的資助或用於維持北京政府的財政穩定。實際有大約三分之一的賠款數額最終並未實際支付。

在勝利帶來的喜悅和依舊光怪陸離的時局中，中國人的抵抗與彷徨仍在繼續。為了完成“武力統一”之夢，復出的段祺瑞採納梁啟超的建議，不再恢復《臨時約法》和舊國會，而是另起爐灶，選出了以皖係為依託的“安福國會”。他同時還授意陸徵祥曾經的副手曹汝霖與日本首相寺內正毅的幕僚西原龜三舉行秘密談判，以山東和東北的鐵路、礦產、森林作為抵押，借得1.4億日元的貸款。這筆鉅款除去三分之二被用於穩定全國金融外，其餘都用於裝備一支3個師又5個混成旅的“參戰軍”。對此舉大感不滿的150餘名舊國會議員離京南下，與叛離北京政府的海軍第一艦隊主力一同到達廣州，組成了以孫中山為大元帥的“護法軍政府”，並獲得西南七省的響應，與北京政府相對峙。中國的南北內戰由此重開，並一直延續到北伐結束。

1920年，即中國代表團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拒不承認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的第二年，段祺瑞在直皖戰爭中失敗下野。又過了兩年，在遠東政治的新要角美國的暗中支持下，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與日本就山東問題達成新協議，徹底恢復中國對山東的主權，日軍限期撤出山東並歸還膠濟鐵路，同時一併廢止不平等的《民四條約》。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比、意、荷、葡、中九國代表簽訂了基於多邊原則的《九國公約》，公約聲明：簽字國家應尊重中國的獨立和領土、主權完整。近代中國的國際化進程，自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參考資料：《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影響》，徐國琦著；《中國“一戰”參戰記》，王戡著；《北京政府時期的政治與外交》，馬振犢、唐啟華、蔣耘著；《中國外交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侯中軍著；《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唐啟華著；《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唐啟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