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葛劍雄與導師譚其驤教授（中）、周振鶴（左）於復旦大學博士學位授予儀式
【讀書者說】
一本好書都會具有值得挖掘的多重價值，《開山大師兄——新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訪談錄》也不例外。該書聚焦新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以訪談錄的形式再現了莫礪鋒、俞可平、錢乘旦、李伯重、莊孔韶、馬敏、羅鋼、葛劍雄、陶思炎、胡星亮這十位“堪稱一代學術精英”的大師兄的艱辛求學歷程，勾勒出新中國文科學術的重建與復興歷程，是研究中國近代閱讀史、高等教育史、學術思想史的珍貴資料，也是個體如何融入時代的有效指南。開山大師兄們，一向認真回應時代，始終自強不息。在國家恢復高考制度之前，他們或者晴耕雨讀，或者工讀結合，頑強拼搏，積極進取；等來上大學的機會之後，得以順利實現升學的夢想，師從良師，在專業領域裡自由翱翔。70年間，他們很好地處理了個人與時代的關係，與共和國共同成長，成為受人尊敬的開山大師兄。他們光大了中國文科學術，推動了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成為這個時代當之無愧的楷模。
有書就讀，如飢似渴
回望開山大師兄的成長曆程時，人們可能會故意誇大改革開放之前時代環境對個體的壓抑，或者借開山大師兄的教育經歷而批評當下過於標準化的教育與學術管理體制。這些想法和做法不無道理，但也值得警惕。誠然，外部環境對個體成長的影響十分巨大，但葛劍雄說得好：“一個人的成功首先是個人的天賦，第二是機遇，第三是自己的努力，前面的都不是我自己可以左右的，自己的努力是可以選擇的。”與其自怨自艾或者感嘆生不逢時，不如做好自己，奮發向上。
閱讀《開山大師兄》，最令筆者意想不到的是，那個在別人看起來並不太美妙的時代，在大師兄們的眼裡卻沒有那麼糟糕。馬敏說：“雖然那個時候知識荒，要找點書看很不容易，但只要用心，還是能學到不少東西。”錢乘旦也坦言，“如果說自己抓緊了，能讀很多東西”。根據他們的經歷，知青們如果願意學習，一般不會受到惡意阻攔，並不存在“插隊的知青在農村愛學習，找時間讀書，貧下中農不許他們讀，敲鑼打鼓去搗亂”的情況，“那時候的農民對讀書是非常支持的”，只要幹完該乾的活，就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當莫礪鋒因為年齡超限無法報名參加高考而發愁時，鄉親們還為他出謀劃策，建議以英語特長生的身份報考。最不幸的要數李伯重，身處雲南邊境，學英語有叛國的嫌疑，他也曾因此受到檢舉，但最終還是過關，“白天勞動，晚上回來，就在油燈下讀書”“學習始終沒有中斷”。
開山大師兄們都是“在精神上捱過餓的人”，他們無一例外地渴望讀書，“千方百計地到處去借書”“看書基本上沒有停”。交換和借閱是常見方式，“朋友之間、同學之間相互借閱，各個人家多少會留藏一點圖書，有的是以前圖書館借出來的還沒來得及還”，有的是從被撬開門的圖書館拿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還會不約而同地借批《水滸傳》、“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的機會閱讀相關書籍。最特別的辦法來自葛劍雄和馬敏，前者通過英文版《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軍事文選》學習英文；後者用糖果賄賂有藏書的人家的孩子，鼓動其將家裡珍藏的書偷偷拿出來給他看。
有書就讀，如飢似渴，不問主題和專業，也不管條件的優與劣。馬敏在別人喝酒唱歌的時候，拿棉花塞耳朵裡排除干擾專心讀書，莫礪鋒承認自己的十年插隊生涯“不算完全荒廢”，利用空餘時間“不惜工本地背誦作品”“背過好多東西，《孫子兵法》十三篇，從頭到尾背過，《古文觀止》大概背了有三分之二”，唐宋詩歌能背誦的也有“好幾千首”，又將許國璋英語“恭恭敬敬地全用印刷體抄了一遍”。儘管這樣的閱讀零零星星，很不繫統，成為開山大師兄之前，他們還是讀了不少文學、史學、哲學的書籍，知識方面應該打了比較全面的基礎，這對他們日後的專業發展和特色形成大有裨益。
讀書也沒有影響他們作為知青應該擔負的本職工作。莫礪鋒“務農之餘就是讀杜甫、讀蘇東坡，讀了以後心情比較淡定”，曾經連續兩年被評為“紮根農村積極分子”；陶思炎很快被借調、招工，又被推薦上大學；俞可平是植保員，高考時水稻處於生長的關鍵期，他沒有因複習而請假，直接“從田裡爬起來去考試”；在工地勞作的馬敏也是“照常上班，只能利用晚上覆習”；葛劍雄一邊抽空讀書，一邊進入專案組做調查和管理工作，他“有三年多的時間主要是在公檢法上班”。這些開山大師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無論做什麼事情至少要儘可能做好”，做出特色。
眼界要高，格局要大
大師兄之大，不在於年齡與資歷，而在於大視野、大思維、大格局與大發展。他們進入大學之後，有意識地規劃自己的學術與人生，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勤奮讀書，補差補缺；另一方面，在各自導師的指導下，積極追求多學科整合與融通，尋求恰當的研究方法與手段，“不斷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注意形成自己的風格特點”。
制訂明晰的個人規劃，是開山大師兄們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李伯重、莊孔韶的父親都相信“總有一天得恢復考試”，暗中指導他們學習，並在高考制度恢復後，提供了影響他們一生的求學建議。其他幾位開山大師兄沒有這樣的條件，卻也能本著對求知的渴望以及對自我的責任感，審時度勢，相機讀書。胡星亮坦言自己“做事太有計劃”“八到十年之後做什麼，我現在就非常清楚。”葛劍雄報考研究生的時候，“決定不再去唸文學，而歷史地理不錯，就選了歷史地理。”羅鋼“覺得幾乎20世紀所有重要的思想和理論都可以在中與西、左與右這兩個光譜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於是在博士論文之外寫了《傳統的幻象：跨文化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又與人合著《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起源》，藉此討論“中國20世紀文藝理論乃至整個人文學科兩個最重要的問題。”
從事專業學術研究的開山大師兄們有時還要承擔行政工作，莫礪鋒當過系主任，馬敏當過校長。這些工作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專業研究，此時，他們的規劃意識再次顯現。莫礪鋒“想了一個主意，論文寫不成了，就寫隨筆。隨筆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時間零碎也沒關係，就在那一年寫了一本《莫礪鋒詩話》”。馬敏“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經常工作到深夜”，自忖“細緻的史料考證需要大量時間，我做不了，就研究宏觀一點的問題，包括寫深度書評，寫了不少，把自己想做的、比較精緻的學術工作往後推。我利用零星時間來積累，退下來了就趕快做”。
“眼界要高，格局要大”。個人職業生涯規劃需要眼界和格局，開展具體學術研究同樣需要眼界和格局。“只有放寬視界你才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這是開山大師兄們的共識。上山下鄉期間，他們有什麼看什麼，結果就是讀書很雜，知識面非常廣，已經有了一定的眼界。進入大學之後，在老師的指點下，大師兄們進一步拓展視野，追求更大的格局。他們既專注於專業，又放眼其他學科；既立足國內，又放眼國外。一面打通學科壁壘，讓書齋與田野貫通；一面關注中外文化關係，學習國外學者的研究方法，不斷嘗試用比較新的方法進行研究。
在引進西方話語、概念以及相關理論、方法之時，他們特別注意鑑別真偽，區分異同，考慮其適用性，努力探尋適宜的研究方法，嘗試建立自己的理論框架。馬敏坦承，“做學問光在國內是不行的，一定要開闊眼界，學習國外學者的研究方法”，但也“不要完全用西方理論套中國的東西，而要把中國這一套活生生的東西解釋清楚”。莫礪鋒重視批判精神和問題意識，同時還特別注意從《唐詩雜論》《談藝錄》《管錐編》《古詩考索》等著作中學習前輩的古典文學研究法。從事政治學研究的俞可平則希望自己能夠“運用一切事實證明有用的研究工具”，養成“多視角觀察分析現實政治的習慣”。莊孔韶重視“多學科知識基礎”，也重視“問題意識和過程研究”，他指出，“過程研究怎麼分配，怎麼找學術點，這是一個博士要鑽研的……過程研究還需要思考跨越時空的關聯性與差異的解釋”。陶思炎倡導建立一種“超學科多層次複合研究法”“把實物的、文獻的、口頭的、圖像的、行為的資料都作為考察的領域，同時還要注意知識的拓展性、跨界性和完整性。”錢乘旦在博士論文中運用史料糾正了前人的許多錯誤觀點，同時還推出了自己的理論框架。
在老師的指點或引導之下，開山大師兄既能夠對自己的學術生涯做合理規劃，又能夠夜以繼日地刻苦攻讀，最終掌握甚至創造了適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績，卓然成家。莫礪鋒及其唐宋文學研究被其他學者稱為“一代學人的標杆和楷模”；陶思炎推動了中國民俗學研究的進步，使這個原本落後的學科取得了與國際同行平等交流的資格，“在有些方面甚至超過了日本”；李伯重、錢乘旦、俞可平為推動中國社會、經濟、政治轉型作出了獨特的貢獻；馬敏、羅鋼、葛劍雄不僅術業有專攻，而且長期在高校領導崗位上任職，顯著提升了各自學校的教學風氣、治理水平和辦學實力，從制度上推動了中國人文學科的發展。
紮實走好人生每一步
開山大師兄中有很多是共和國的同齡人，70年間，他們的遭遇可謂坎坷，時代和命運給予他們的機會並不多。誠如葛劍雄所言，“現在老是有人感嘆機會不多”，事實上機會是個人爭取的，也是個人創造的。開山大師兄的成功經驗提醒我們，人一定要有大視野、大思維和大格局，“不要好高騖遠，一步一個腳印，紮實走好人生的每一步”“無論做什麼事情至少要儘可能做好”。用馬敏的話說，就是“當知青就當一個好知青，老老實實修好地球；當工人就當一個好工人，擰緊每顆螺絲釘；上大學就做一個勤奮的大學生，學海泛舟；教書就好好教書，把學問繡出花來；當校長就當個稱職的校長，在其位而謀其政。一步步走來，人生也就一步步走向成功。”
今天，這些大師兄們依然在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前行。莫礪鋒新近出版了十卷本《莫礪鋒全集》，又與妻子聯袂出版了隨筆與書信合集《嘈嘈切切錯雜彈》。他表示“只要還沒退休，還會認真地工作，還會好好開課，繼續帶研究生，有機會就繼續做一點普及工作”。陶思炎、李伯重、羅鋼等人也紛紛表示，“還是像這樣做下去”“能夠這樣堅持做下去就可以了”。陶思炎相信馬克思的話，“有幸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首先應當拿自己的學識為人類服務。”錢乘旦聲言，“研究成果要拿到大眾那裡去檢驗，要能夠被大眾所理解和接受”。俞可平認為，“對於人文學科的學者來說，個人的學術生命是和國家與民族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也只有這樣，你的研究才有價值”，主張“以學術的方式和政治實現互動”，希望能夠寫一些通俗文章，普及政治學知識。羅鋼也認為，“對於人文學科的學者來說，個人的學術生命是和國家與民族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也只有這樣，你的研究才有價值”。葛劍雄則指出，“要把學術研究的結果跟政治的需要結合起來”，要“出於公心”並“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開山大師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開山大師兄》這本訪談錄也值得細讀深思。閱讀這本書，不啻與開山大師兄直接晤談，可以深入理解他們的人生態度、追求與實踐。苟能會心得意，恐怕不僅勝讀十年書，也不止於獲得學習方面的教益。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迎來新時期。經過40年的發展，如今又迎來新時代。在這個“大轉型、大變革時代”，我們應該向開山大師兄們學習，從他們那裡汲取行動的智慧與力量，與大時代互動，“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做最好的自己”。
（作者：沈章明，系華東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學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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