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史，《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解釋為：各種專門學科的歷史。各類專史的編纂，通常以某一專業為記述對象，對本專業的歷史演變發展過程進行研究。專史的資料收集，以歷史上記載本專業的各類書籍為收集對象，如《二十四史》中的食貨、藝文、職官、天文地理、選舉以及官方的會要與實錄等文獻典籍。然而，翻閱大量的專史書籍，不難發現，作者除了引用本專業的史料外，方誌是專史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之一。
原文 ：《專史編纂離不開方誌》
作者 |江西省高安市史志辦公室 孫曉東
圖片 |網絡
研究社會史須到方誌中找出路
社會史是歷史學的重要分支，是運用各種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歷史上的社會結構整體及其運動、社會組織（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區、鄰里、各種社會集團）及其運動、社會行為及社會心理的研究。社會史的編纂研究涉及最基層的社會單位，因各地資源分佈、經濟發展、風俗習性的不同，表現為複雜的區域差異。這類情況在歷代朝廷所編的正史中幾乎是找不到資料的。
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方誌在對地方歷史研究特別是對社會史研究有重要意義。“今欲蒐集地方社會史料，則方誌其首選矣。”他認為，研究社會史，應以城市、鄉鎮、山林、江湖四方面作為中國社會的全貌，也可以說中國社會就是由這四方面組成。記錄這四者的地方誌書，是社會史重要的資料來源。“中國各省府縣之地方誌，實亦可當中國之社會史。正史較詳政治，地方誌較詳社會。中國人本不為政治社會作嚴格分別。可謂正史則多詳全國性，方誌則多詳地方性，即各地之分別性。方誌較晚起，始於宋代。亦因宋以前五代十國，即有十國之志。宋代統一，乃有地方誌之出現。其後乃演化為省志府志縣誌。”
實際上，由於社會史研究的複雜性和艱鉅性，其所關注的角度和研究對象的多變，市郊、群體、層次的改變，過於注重普通人的歷史、社會下層和大眾的歷史的特點，使得當今研究社會史的專著出版較為少見。然而，遵循錢穆的觀點，按照錢穆所指導的方法，收集大量的方誌資料進行歸納總結，必將是社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研究社會史，必須到方誌中去窺探門徑，尋找出路。
地方專史和方誌的關係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提到，一國的歷史，不能單講中央的大歷史，還要看重地方的小史。而史的基本資料，要從各種方誌打底子。也就是說，方誌是各種地方專史的基礎。著名史學家梁啟超對此進行分析認為，“章學誠把歷史重心分散，注重一個一個地方的歷史；須合起各地方誌，才可成為真有價值的歷史。史官做史，須蒐集各地文獻，即自己非史官，也應把各地方文獻蒐羅：方誌與歷史，價值是相當的。”
對於地方的專史和方誌的關係，梁啟超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地方的專史就是方誌的變相。”他認為，治中國史，有作分地的專史的必要。廣博地分，可以分為幾大區；精細地分，可以分省、分縣、分都市。
在這裡，梁啟超強調全國各個地方都要有自己的專史。言下之意，各省、各市、各縣都要有自己的方誌，這大約是梁啟超表明方誌與地方史關係的主要觀點了。與此呼應的是，後世人們在編寫地方專史時，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大量引用地方誌的資料。以2008年出版的《江西通史》為例，該書鍾起煌主編，共有彭適凡、許懷林、何友良等16位作者，全書11卷，分先秦卷、秦漢卷、魏晉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北宋卷、南宋卷、元代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和民國卷，先後引用明清及民國時期各地修撰的一統志、通志、府志、縣誌以及《武夷山志》《龍虎山志》等專業志書百餘部，書中引用了志
書記載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傳說、兵事、民俗等，內容無所不有。
方誌作為我國兩千餘年歷史延續的重要文化現象，其所記載的內容受到普遍重視。從資料的作用上來說，方誌是最接地氣的官方記載，也是最權威的官方文獻，與民間個人所編纂的各類史書不同。一個地方編纂地方專史，方誌是作者案頭必備的參考書。以高安市（縣級）為例，如果編纂旅遊、城市建設、經濟、民政等專史，清同治《高安縣誌》幾乎能提供其所需的全部古代內容：編纂旅遊專史，可以從同治《高安縣誌》的古蹟、山川、藝文、雜類等卷取材；編纂教育專史，可以參考秩官、選舉、人物、藝文、雜類等卷內容。編纂經濟史，則參考疆域、建置、戶役、人物、藝文等卷。今日的專史編纂，更離不開方誌的資料了。
[全文將在《上海地方誌》（季刊）第4期刊發]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78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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