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新世紀長篇小說的絢美壯闊
《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10期“聚焦”欄目特約專稿
◎文 | 梁鴻鷹
新世紀以來長篇小說的創作是與新世紀寬闊豐厚的社會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改革開放巨浪滾滾向前，社會經濟生活高歌猛進，以及文化思想、傳統與當代風雲激盪，直接推動著文化創造的生機勃發。近二十年以來，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不斷得到新的發展，作家與時代在一起、與民族的進步同頻共振的意識不斷增強，文學的人民性、時代性、創新性，成為凝聚於新世紀那些優秀作品中的可貴品格，這些特點在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的作品中體現得非常鮮明。
“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叢書
鄉土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中有著強大的傳統。賈平凹的作品始終紮根於商州、秦嶺的泥土裡，描繪出屬於新舊農村的一幅幅斑斕畫卷。長篇小說《秦腔》裡，農民所鍾愛的戲曲秦腔，與他們所賴以生存的土地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具體到一個叫清風街的地方，在三十年當中，以白、夏兩大戶為代表的芸芸眾生，在社會轉型中不停地生老病死，演繹出一幕幕悲歡離合，其中，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難捨情懷，土地的流失，農民心靈的驚恐和撕裂，無不真實再現了中國社會大轉型給農村帶來的激烈衝擊和變化。
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同樣表現了鄉村表層生活的巨大變遷和當代氣息，同時也發現了鄉村中國內在的深層變動，作家以恬淡舒緩的筆調，深刻反映當代農村女性爭取獨立與尊嚴的艱難與喜悅，為當代農民尋求物質滿足與精神棲居地的努力唱出一曲深情的頌歌。小說中那個叫暖暖的女孩，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期待從城市回到自己家鄉，她與創業者一道對新世紀以來社會蛻變的見證，反映了作家對中原鄉村如同理想主義般的渴望和期待。
鐵凝的長篇小說《笨花》中有個以種棉花為主業的笨花村，作品以向氏家族祖孫三代從清末民初到上個世紀40年代中期近50年的生活、命運為主線，將中國那段變幻莫測、跌宕起伏、難以把握的歷史融於北方鄉村凡人凡事的敘述中，主人公向喜作為軍隊高官選擇解甲歸田，反映出他對土地的無限依戀，也反映了一個從農村笨花地裡走出的，接受了詩書禮儀傳統教育的舊式農民的情懷，土地和鄉村在作者筆下化為富於詩意的真實的存在。小說《笨花》追求的是一種永恆的人情之美，這種美不但存在於鄉村生活的細節之中，也孕育在鮮活的人物形象之中。作品固然在回望歷史中寄託情懷，但留在讀者心裡的，並不是呼嘯而過的歷史颶風，而是經受歷史潮流衝擊的頑強的鄉野平民，鄉村生活巨大的包容力量，以及我們民族仁義、正氣、自尊、自強等為人處世準則的強大魅力。
革命歷史與革命戰爭的重述，在新世紀文學創作中展現出一些值得關注的特點。黃亞洲《日出東方》取材於1919年“五四”運動至1928年毛澤東、朱德井岡山會師這段中國革命史上風雲際會的歷程，圍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一開天闢地大事展開敘述。作品以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為依託，回望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發展壯大的崢嶸歲月和中國共產黨人由弱到強的壯大過程，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歷史的必然、人民的選擇。新世紀的小說創作在反映過去戰爭歲月的時候，不單單能夠正面描寫戰爭決策、指揮與搏殺，同時更多地從不同角度反映戰爭中人們的精神世界，積累了很多新鮮經驗。
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在詮釋戰爭、權力、政治與人格關係的時候，正面描寫戰爭的場景不多，多以回顧的方式追溯戰事，聚焦人性、慾望、命運同戰爭生活的交融，使戰爭成為主人公人格的舞臺和人心的煉獄，讓人格的光彩投射在戰爭的天幕上。
而都梁的長篇小說《亮劍》以主人公李雲龍的個人經歷為主線，反映了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至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作品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塑造英雄，強調人的尊嚴、自由和發展，以戰爭中雙方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捍衛人生命的寶貴、尊嚴的神聖，鞭撻戰爭對人生命的毀滅。
鄧一光的《我是我的神》以我國某軍事基地一群子弟的成長為線索，獨具特色地描繪出與共和國息息相關的兩代人的命運和心路歷程，作品通過主人公烏力天揚為代表的革命者的後代們，努力尋找不同於父輩的生活方式，體現出信念的力量。在作者看來，主人公所有的付出，不僅是兩代烏力家人的人生境遇，也見證了共和國數十年的當代歷史，是對於個體生命的磨礪，反射的是一個時代的特徵。
麥家的《暗算》再現的是一群特殊軍人的罕見才華和膽識，具有特殊稟賦的阿炳、黃依依、陳二湖、韋夫、鴿子、胡海洋等人物始終處於特殊的境遇，他們大多孤身處於封閉黑暗的空間裡，從事著不能為外人道的工作。作家通過這些人不平凡與神奇的表現，去重塑英雄、重釋崇高，故事的極致、情節的極致、性格的極致，既真實可信又扣人心絃，極大開拓了長篇小說的表達空間。
知識分子題材的深入開掘是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成就的一個重要特徵。宗璞寫西南聯大的《東藏記》，背景是抗日戰爭年代，小說以明侖大學歷史系教授孟樾，夫人呂碧初和女兒孟離己、孟靈己等一家人為軸心，反映出從京城南下的一群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中的個人遭遇、情感經歷和心靈的成長。小說以女性的溫情娓娓道來，生動彰顯了知識分子在戰火逆境中胸懷家國天下的境界，謳歌了他們的堅韌堅守和博大胸襟。
劉醒龍的《天行者》以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貧窮一隅的鄉村學校為背景，講述了一群基層知識分子在困苦生活中無私為鄉村教育事業做出貢獻的故事。這些民辦教師為求轉為正式教師而歷盡辛酸，他們在分享鄉村教育的艱難，他們以最不起眼的底層知識分子的卑微力量託舉起基層教育的一片天，作品的細膩樸實與所表達的內容相得益彰。
史鐵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富於探索意義，作品串接起一個個發生在不同人生階段、不同人、不同時代的愛情故事，探索了性愛、情愛、愛情的軌跡。姑父的故事、依的故事、娥的故事、秦漢的故事、丹青島的故事等與主人公丁一的故事交織穿插，又被賦予很深寓意，留給人極大的想象空間。
李佩甫《生命冊》的主人公吳志鵬是一個從鄉村走向城市的知識分子，一個“揹負土地行走的人”，從鄉村到省城，從省城到北京，再從北京到上海，身份從大學老師轉變為槍手、操盤手、上市公司負責人，最終在時代的鉅變中失去了精神依傍，作者由此探索了知識分子在時代鉅變面前失重和失去方向的多種可能性，具有很強的內省性。
社會歷史生活的宏大敘事和以制度運行、經濟變革為背景的敘事在新世紀同樣有新的進展，產生著更大的影響。陸天明的《省委書記》與柳建偉的《英雄時代》、張平的《抉擇》、周梅森的《至高利益》等作品一樣，以社會責任的自覺擔當為己任，善於全景式表現社會矛盾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各方面勢力的較量，該作品以我國當代高層政治生活和政治人物的活動為主要素材，塑造了以北方某省委書記貢開宸為代表的三代省委書記形象，凸顯他們在面對國家、事業、家庭時信念和良心經受的考驗，表現了他們的英雄主義悲壯激情，作品大義凜然地痛斥了那些為謀一己私利、不惜出賣手中權力和自身人格及良心的腐敗分子，具有驚心動魄的現實性和藝術魅力。
何香久的《焦裕祿》還原了一位共產黨人的成長曆程，作品從一個窮苦孩子的艱難求生講起，挖掘了他與自己腳下土地的關係，與自己家鄉的關係，為我們塑造出一個貧苦家庭子弟的形象。焦裕祿在反抗日本人的鬥爭中，在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中，一步步成長為黨的優秀基層幹部，將自己的滿腔熱情和全部智慧奉獻給養育自己的土地。他的兢兢業業、他的廉潔奉公足以令人動容的故事，是在樸實自然的風格中得到完滿呈現的。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當代作家對於歷史上政治人物的深度挖掘。
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作者“帝王系列”的第二部，作品跨越康、雍、乾承先啟後數十年的歷史，視野開闊、氣勢磅礴，用文筆立史，形象描寫了雍正皇帝波瀾壯闊的一生。廟堂、江湖盡收筆底，凡典章制度、宮廷建築、飲食服飾、禮儀樂律，以及勾欄瓦舍、寺廟堂肆、市井鄉野，無不風情萬種，情節起伏跌宕，謀篇別出心裁，既鳥瞰歷史又探究人性，可給人以多重的啟發和教益。
奇幻瑰麗的邊疆地區歷來是當代文學表現的一個重要領域，這裡斑斕的自然景觀、源遠流長的厚重歷史，都令作家徜徉其間。
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寫的是在中俄邊界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居住著的鄂溫克人，他們數百年前自貝加爾湖畔遷徙而至，與馴鹿相依為命，信奉薩滿，逐馴鹿所喜食物而搬遷遊獵，在享受大自然恩賜的同時也艱辛備嘗。小說借一位老婦人之口，寫了鄂溫克族的人口式微、艱難繁衍，他們在日寇鐵蹄、“文革”陰雲及現代文明擠壓下的生存，寫出了他們的大愛大痛，謳歌了與命運殊死抗爭的頑強不屈的精神。
範穩的《水乳大地》取材自一個世紀以來西藏東部邊緣地區的風雲際會，塑造了藏傳佛教活佛、納西東巴教代表、基督教傳教士、紅漢人幹部還有不懼天地鬼神的康巴漢子等形象，小說在富於光彩的故事和性格突出的人物的塑造中，很好地反映了多民族混居、多種文化相互衝撞與融合的必然。
楊志軍的《藏獒》展示的是藏獒之間、種族之間，以及人與藏獒之間的種種矛盾，藉此謳歌那些為草原和平做出巨大犧牲的人與藏獒，於傳奇中體現出豪邁悲涼的風格。青藏高原最大的矛盾即人與自然的矛盾，藏地文化最常見的衝突即精神和物質的衝突，作家經由人與動物、人與自然關係的探討，體現了文學對人靈魂的淨化力量。
同樣是反映邊地生活，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關係，姜戎將《狼圖騰》的背景設置在20世紀60年代末那段我國政治文化氛圍極為特殊的年代，當時內蒙古原始草原的蒙古牧民還保留著遊牧民族的生態特點，草原上放養著的牛、羊等牲畜與強悍的草原狼，實際上在共同維護著草原的生態平衡，作品採取了知青視角，將狼的兇悍、殘忍以及智慧和團隊精神、組織分工等展現得淋漓盡致，刷新了人們對草原狼的認知。
城市題材小說創作在新世紀的收穫，既源自新生活的推動，也是站在新世紀回望城市過去的結果。畢飛宇的《推拿》力圖寫出盲人和我們正常人一樣的愛恨情仇和酸甜苦辣，需要尊重和關注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作品寫到殘疾人的快樂、憂傷、愛情、慾望，更將他們的情慾、野心、狂想、頹唐，統統亮在世人面前，與我們探討了如何運用人類自己的同情心和愛心——每個人的尊嚴都是神聖的，都應該得到別人的尊重，不能用同情或者憐憫加以踐踏。作品在藝術上的突出特點就是富有張力的節制，人物情感的表達、開放式的格局，看似淺淡卻極有力量。
金宇澄的《繁花》突出之處，除了方言的運用，還有對中國古代傳統敘事、極簡風格的追摹，在敘事上，作家試圖重新建構起上海普通民眾生活中飲食男女的原生態，對三個年代市民群像的刻畫，對上海市民整體面貌的還原之中，既有對歷史與現實兩個層面的呈現，也不乏作家對上海城市生活“城市與人”本相的還原，而對日常細節的歸真式探究，使之具有了鮮明的特質。
蘇童的《黃雀記》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文學地標香椿樹街，重新敘述關於成長的故事，以一場“強姦案”及情愛糾葛的紛爭始末來結構故事，講述仙女、保潤、柳生三個主人公如何在各自獨立又相互牽絆的命運中掙扎與毀滅，從而展現出變幻的時代背景中小人物的命運。作品的著重點是城市裡人的成長，主人公成長階段迷茫、激情、浮躁之中的單純、怯懦與善良，構成了《黃雀記》格外令人難忘的元素。
陳彥《裝臺》裡的裝臺人可能是城市生活網絡裡最底層裡的小人物，這些似乎快被生活壓垮了的人依然保持著尊嚴與毅力，始終希望擁有自己的價值堅守和生命尊嚴，作家在還原這些人的生活與情感時，始終沒有忘記把充滿人間煙火氣的世情斑斕，與多姿多彩的百色人生和盤托出，從而折射出人性的溫暖，作品大場面和小細節交相輝映，上百個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阿耐的網絡小說《大江東去》以現實主義的手法書寫了改革開放改變人生、改變落後面貌的壯闊歷程，書寫了國營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民營經濟和外國資本等改革開放時期幾種主要經濟形式在中國社會中的嬗變。那些改革開放實踐者們的掙扎、覺醒與變異，歷史轉型時期平凡人物的不同命運，以及工人、農民、小市民、個體戶到企業主、
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縱橫交錯的社會網絡，編織出當代社會萬花筒式的畫卷。在新世紀以來科幻文學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劉慈欣的三卷本《三體》無疑是個強大的存在，作家在探索中不斷突破人類認知的侷限，不斷進入更高的維度，敘事中不斷引入對一些新範式、新規則的探究，是一種對人類未來生存方式的前瞻表達。作品的一個意圖似乎清楚地表現出，未來選擇的自由依然在人類手裡，我們應該有理由相信，人類更好的整體性生存方案有可能存在。在重新創造出一種想象激進變革的文學空間的路途上，劉慈欣把未來與過去、現在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畢竟，對希望的執著，對人性的深入探究，有助於人們超越當下現實，去開拓更加值得嚮往的美好未來，這也正是科幻的力量所在。
從新世紀以來這些優秀長篇小說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現實主義仍然是當代文學創作具有主導性的潮流，文學作為一種精神創造，其特異性、精神超越性和審美創造性在新世紀有了新的發展，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合力影響下，長篇小說的思想追求、美學品格和文化趣味的取向使之成為國民閱讀生活中的主餐，並體現出多種文化要求、文化風格、文化境界的兼容幷包。
梁鴻鷹
1962年生於內蒙古磴口縣。內蒙古大學漢語言文學系學士，南開大學中文系碩士。著有文學評論集《守望文學的天空》《文學：向著無盡的可能》《向道與叩問》 《寫作的理由》等。現為《文藝報》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
《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10期特約專稿
附：“新中國 70 年 70 部長篇小說典藏”完整書目
用70部長篇小說，禮讚新中國70年
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新舊版本見證輝煌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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