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2期，原文標題《經濟學獎：關注貧困，尋找全球增長的新動力》，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美國經濟學家阿比吉特·巴納吉（視覺中國供圖）

諾貝爾獎的官方頒獎詞表示：“2019年經濟學獎獲得者進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應對全球貧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們基於實驗的新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現在已經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研究領域。”

觀察一下最近十幾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名單，很多都是一些全球範圍內大名鼎鼎的人物，即使沒有諾貝爾獎得主的頭銜，這些獲獎者也已經擁有極高的知名度，比如保羅·克魯格曼、羅伯特·希勒、尤金·法馬、威廉·諾德豪斯、保羅·羅默等等。相比之下，今年的三位經濟學獎得主的知名度並不是很高，

阿比吉特·巴納吉現年58歲，曾在加爾各答大學、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接受教育，1988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根據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網站上的個人資料，他目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福特基金會經濟學國際教授。

巴納吉印度裔的背景，很容易讓人想起另外一位印度的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後者獲得了1998年的經濟學獎，同樣也對貧困人群給予了極大關注，被稱之為經濟學的良心，此次巴納吉獲得諾獎，似乎隱約讓人看到一種傳承。

另外一位獲獎者埃絲特·迪弗洛是巴納吉的妻子，也是歷史上第二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同時也是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只有46歲。在獲獎之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迪弗洛表示：“這表明女性有可能成功，並因成功而得到認可，我希望這將激勵許多其他女性繼續工作，讓許多其他男性給予她們應得的尊重。”

法國經濟學家埃絲特·迪弗洛（視覺中國供圖）

巴納吉和迪弗洛曾經合作撰寫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著作——《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該書於2011年榮獲英國《金融時報》和高盛年度商業圖書獎，並被翻譯成超過17種語言。這本書討論了很多關於貧窮的重要觀點，比如該怎麼看待“貧窮陷阱”，曾經有著名的貧窮問題專家提到，貧窮國家之所以貧窮，原因是這些國家氣候、土地等各種外部條件都非常惡劣，如果沒有外部投資來幫助，僅靠自身很難擺脫貧困，但是，這些國家因為過於貧困，無法支付足夠的投資回報，就使得他們進入所謂的貧窮陷阱之中難以自拔。那麼，到底應該怎麼幫助這些國家擺脫貧困呢？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第一種是必須給予足夠的外部援助，這樣才能幫助貧窮國家擺脫現狀；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應該停止援助，因為援助會使當地的人們過於依賴外部支援，不是靠自己想辦法。從長遠來看，外部援助對於貧窮國家並沒有什麼好處。在巴納吉和迪弗洛的這本書中，二人對於如何解決貧困問題給出了很多耳目一新的觀點。

第三位經濟學獎得主是邁克爾·克雷默，現年54歲，現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今年的三位經濟學獎得主的知名度相對不高，主要還是和他們所研究的領域有關，由於他們關注貧困領域，這在經濟學裡算不上顯學，大眾知名度不高也並不奇怪。

不過，諾貝爾官方對他們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官方頒獎詞表示：

人類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是減少各種形式的全球貧困。7億多人仍然靠極低的收入而維持生活。每年，仍有約500萬五歲以下兒童死於疾病，這些疾病往往可以通過並不昂貴的治療來預防或治癒。世界上有一半的兒童仍然沒有基本的識字和算術技能便離開學校。

今年的獲獎者採用了一種新的方法，以獲取有關解決全球貧困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簡而言之，它包括將這個問題分成更小、更易於管理的問題，例如，改善教育成果或兒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預措施。他們顯示，這些更小、更精確的問題通常可以通過在受影響最大的人群中經過精心設計的實驗來得到最好的回答。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邁克爾·克雷默和他的同事通過實地實驗來測試一系列干預措施，可以改善肯尼亞西部的學校成績，從而證明了這種方法是多麼強大。阿比吉特·巴納吉和埃絲特·迪弗洛，經常與邁克爾·克雷默一起，很快就其他問題和在其他國家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他們的實驗性研究方法現在完全主導著發展經濟學。獲獎者的研究成果——以及那些追隨他們腳步的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極大地提高了我們在實踐中與貧困作鬥爭的能力。他們的一項研究直接的結果，讓500多萬印度兒童受益於學校有效的補習輔導方案。另一個例子是對預防性保健的大力補貼，許多國家已經引入了這一做法。

這些只是這項新研究已經幫助減輕全球貧困的兩個例子。它還具有極大的潛力，來進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貧窮人群的生活。

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克雷默

諾貝爾將經濟學獎頒發給關注貧困的經濟學獎，也並不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作為經濟學獎，很大程度上還是和當前的全球經濟息息相關。比如2008年的經濟學獎頒給了保羅·克魯格曼，是因為當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希望這位新凱恩斯主義領軍人物的思想，能夠給全球金融危機帶來出路。過去幾年的經濟學獎，行為金融學連續幾年成為熱門，而從去年開始，經濟學獎的風向突變，頒給了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這兩位以增長見長的經濟學獎，因為從去年開始，全球經濟開始放緩，迎來次貸危機10年之後最灰暗的時刻，諾貝爾經濟學獎開始重新關注增長經濟學。

而到了今年，全球經濟繼續放緩，無論是美國、日本和歐洲這些發達經濟體，還是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力量，出現了全球集體衰退的現象。國際貨幣基金（IMF）新任總裁喬治·艾娃最近表示，“兩年前全球75％的經濟體加速成長，但現在，2019年全球將近90％的經濟體成長放緩。全球經濟正陷入同步減速，2019年的經濟增長率將創下2000年以來最小升幅”。

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向具有很強的風向標意義，通過其影響力鼓勵經濟學家們關注發展經濟學，或許能給貧窮國家提供更多的智慧。當公認的全球增長領頭羊們紛紛疲軟，貧窮落後國家的經濟如果能夠崛起，未嘗不能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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