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初始十個典型故事

要讀懂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以下黨史故事應該也是必須要了解掌握的！學黨史，先要從以下故事學起。

1.延安“窯洞對”

2.雷公為啥不劈死毛澤東？

3.耿飈之問

4.《甲申三百年祭》

5.葉劍英兩次挽救黨

6.毛澤東：打不敗胡宗南堅決不過黃河

7.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鬼都不上門”捱整日子

8.七大元帥拼死救毛澤東

9.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10.一晝夜奔襲120公里徒步行軍的兩個紀錄

延安“窯洞對”

延安“窯洞對”又叫“窯洞之問”。1945年，黃炎培在延安窯洞與毛澤東談到“朝代更替、循環往復”話題時，發出了著名的“黃炎培之問”：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律？黃炎培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

對黃炎培的坦誠直言,毛澤東當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就是著名的黃炎培“窯洞之問。”

（點評：學習中共黨史、新中國史，延安“窯洞對”太重要了，毛主席用一個民主贏得了民心，贏得了天下！）

雷公為啥不劈死毛澤東？

1941年6月3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的縣長聯席會議正在楊家嶺參議會小禮堂舉行。開會期間，突然發生了雷擊禮堂事件，參加會議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不幸被雷擊身亡。偏偏當天固臨縣有一位農民在趕集時，幫他拉東西的一頭毛驢也被雷劈死了，他便當街大罵：“這瞎了眼的老天爺，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打死李縣長、打死我的毛驢！”“這還了得，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必須予以嚴懲。”當街罵毛澤東的農民，很快被當地幹部抓起來，要送中央保衛部門公開處理。

這件事很快傳到毛澤東耳朵裡。一般人肯定會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來，毛澤東卻非常冷靜，說：“罵人又不犯法，罵人也是提意見的一種方式嘛！老鄉這樣罵我，說明我們工作中存在錯誤和問題，需要查清改正。”他當即指示有關人員將罵他的農民放掉。後經調查，原來是當地徵糧太重了，這位農民心裡有冤氣，偏偏毛驢又死了，所以才借罵“雷”出氣。無獨有偶，時隔不久陝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時遭雷擊身亡。她一邊痛哭一邊汙罵共產黨，詛咒毛澤東。當地幹部很快將她抓起來並報告中央社會部。該部接報後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並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呈報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和中央審批後打算在清澗縣槍斃，以一儆百。

毛澤東從社會部送呈的《情況彙報》中看到後陷入深思：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遭雷擊？為什麼他們都罵我毛澤東和共產黨？雷擊是因為天不好，而當時在陝甘寧邊區共產黨就是老百姓頭上的天，我毛澤東又是共產黨的主席，這說明我們黨的有些政策不好，我這個主席也沒當好。他當即對社會部負責人說：“你們如果不做調查，就這樣隨便抓人、殺人，共產黨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所以我不同意你們這樣做！”當晚叫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把伍蘭花帶來，經過交談後得知：她家70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3個孩子最大的才10歲，全家6口人僅靠丈夫一人養著。中央紅軍來陝北後給她家分了5畝地，起初還過了幾年好日子。但這幾年因公糧任務太重，又逢三年旱災，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種子已無顆粒存糧。可當地幹部只管多要公糧，自己還多吃多佔，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這一死，家裡的生活更沒指望了，她一時氣急就罵天罵地罵共產黨罵毛主席。

毛澤東聽後非但沒有責怪她，還安慰說：“我們共產黨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裡有困難我們會幫助你克服，你以後有意見還可以提，我叫他們放了你。”生怕被槍斃的伍蘭花聽後熱淚盈眶，要跪下來請罪，毛澤東將她扶起並叫錢益民馬上放掉她，還要他派專人護送回家，並帶公文向當地政府講清楚，她沒什麼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老實人。當地政府要幫助她克服困難。對於當地群眾交公糧負擔過重的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決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臨行前，毛澤東還讓通訊員把自己的口糧送給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後逢人就講：“毛主席胸懷坦蕩，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個不怕雷轟的英明領袖。”

隨後，黨中央、毛澤東及時作出決定，在陝甘寧邊區開展減徵公糧、軍民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扭轉缺衣少食的困難，根據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顯好轉。

（點評：有錯誤了，首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共產黨員的人格風範！）

耿飈之問

耿飈是老一輩的革命家，當年的“楊羅耿”，曾經橫掃千軍，然而在他的回憶錄中，很少講他的金戈鐵馬，寫他的赫赫戰功，卻說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經退下來的耿飈，重返半世紀前戰鬥過的陝甘寧隴東某縣。晚飯後，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聲鼎沸，黑壓壓來了一群“告狀”的老百姓，訴說他們對一些縣鄉幹部的不滿，怎麼勸說也不肯離開。

這個縣幹群關係的惡化，使耿飈感到震動，也深為痛心。耿飈召集省地縣的幹部講了一次話——不批評、不責備，卻講了一件往事，提了一個問題——50年前，耿飈任副旅長的129師385旅就駐紮在這裡，一個戰士損害了當地群眾的利益，而且還很嚴重，旅部決定按紀律槍斃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壓壓”來了一大群人，為這個違紀的戰士求情。耿飈對父老鄉親們說，紀律是必須堅決執行的，於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著說共產黨都是好人，就饒了這個戰士，讓他戴罪立功吧！耿飈反覆說明八路軍的軍紀，可老百姓一個也不起來，最後，耿飈只得流淚接受了群眾的要求。

故事說完了，耿飈激動地大聲問道：“現在，我要問問今天在座的你們這些人，不管哪一個，如果犯了事，老百姓還會替你們求情嗎？！”耿飈一問驚人，全場鴉雀無聲……

（點評：耿飈之問，被譽為中共黨史繼雷公為啥不劈死毛澤東和延安“窯洞對”之後的三大問！忘記背叛群眾的人，人民絕不留情唾棄他！）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連載4天。當時，抗日戰爭已由戰略相持轉入戰略反攻。中國人民正全力以赴奪取戰爭的最後勝利，為迎接勝利，推動鬥爭，郭沫若在紀念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300週年的時候，撰寫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發表後，立即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重視，毛澤東多次指出要從李自成起義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並批示，將《甲申三百年祭》作為中共整風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敗導致國家傾覆和李巖的悲劇命運，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勝利後的驕奢。

1944年4月至5月間，毛澤東演講中談道:“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鑑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點評：毛澤東據此提出了著名的——進京趕考說！不驕不躁，全黨同志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

葉劍英兩次挽救黨

第一次：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的歷史大家都知道，在此不想多說，說說裡面具體的一個細節。黨史葉劍英擔任張發奎第四軍參謀長。當時，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準備要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但張發奎同汪精衛勾結很緊，並發現了起義苗頭，電令賀龍軍長等率部到廬山，意在繳械。這一消息被葉劍英知道了，他趕緊向周恩來等人彙報，所以，南昌起義提前爆發。如果沒有葉劍英的情報，不知道有多少起義者還沒起義就被屠殺了，那還有後面的南昌起義？

第二次：南昌起義。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這本應是紅軍在萬分艱難之時的一次力量組合，是長征走向勝利的一次轉折。然而張國燾權欲膨脹、利慾薰心，置黨的利益於不顧，仗著槍多人多，爭權奪勢搞內耗，私心得不到滿足便陰謀分裂中央。給本就在國民黨軍的窮追猛堵下，業已傷痕累累的黨和紅軍的創口上又撒上了一把鹽，險些鑄成歷史大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沉著應對，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最終粉碎了張國燾的陰謀。葉劍英在此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在沙窩會議後，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張國燾的左路軍行至阿壩時便命令部隊按兵不動，並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電令在右路軍任前敵政委、對張國燾言聽計從的陳昌浩，要他帶領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南下，並說如遇阻擾，則“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準備鋌而走險與中央徹底決裂。當時陳昌浩正在會上講話，時任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先看到了這份電報，他讓陳昌浩看了一眼，便將其揣進口袋，假裝如廁，快馬加鞭的跑到中央駐地向毛澤東作了彙報。當此危急時刻，毛澤東果斷決定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以脫離險境。葉劍英為了避免打草驚蛇，隨即回到指揮部。後來葉劍英以南下“打糧”為名，帶著行動不便的中央直屬部隊，也順利脫離了險境，與毛澤東回合。事後，毛澤東摸著自己的腦袋風趣的說：“如果沒有葉劍英，我就沒有這個了。”

（點評：葉劍英，新中國成立後於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好多人就不認可，說葉劍英憑啥能授予元帥軍銜。我說你真不知中共黨史，知道了你就會明白，哪怕十大元帥其他九人都不給，也要給葉劍英！葉劍英的另一次挽救黨和國家命運的便是，協助華國鋒等人徹底粉碎四人幫，這一豐功偉績中，葉劍英應該是起決定作用的。說協助，是因為華國鋒當時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充分證明了對黨的絕對忠誠！）

毛澤東：打不敗胡宗南堅決不過黃河

1947年2月，蔣介石對山東解放區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實行重點進攻。蔣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銳部隊25萬人圍攻陝甘寧邊區，而彭德懷統率的西北野戰兵團只有2萬多人，敵我力量對比是十比一，邊區形勢非常嚴峻。為了誘敵深入，黨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並將中央領導機構一分為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工作，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當時留在中央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警衛部隊共800人。毛澤東要以這800人轉戰陝北，以“蘑菇戰術”拖垮胡宗南的20多萬精兵，粉碎蔣介石的所謂重點進攻。轉戰陝北，酷似長征。黨中央輾轉行軍，大迂迴運動，在強大敵人緊逼追擊下跋山涉水、櫛風沐雨；在千山萬壑中引領胡軍“武裝遊行”，從一個溝壑轉移到另一個溝壑。有時，兩軍相距僅四五里路，有時毛澤東率部剛走一會兒，敵軍就進了村。這種險情時有發生。因此，作為中央支隊負責人的任弼時提出，還是過黃河暫避一下。但毛澤東堅持不同意，說中央留在陝北，首先我要留在陝北，什麼時候打敗胡宗南，什麼時候過黃河。胡宗南正希望我過黃河哩！我不過黃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別的戰場，減少別的解放區的壓力，也能在這裡消滅他。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以堅韌的毅力和高度的鎮定轉戰陝北一年，既穩定了黨心，也使蔣介石在河東消滅中央的圖謀泡湯。

（面對那麼多的強敵，毛澤東就是不過黃河！目的就是為了牽制胡宗南！為了黨和人民事業，全然不顧及自己性命，這就是領袖的魅力所在！）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鬼都不上門”捱整日子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召開，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還同時擔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紅軍總政委，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然而，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領導職務，失去了軍權。此後,毛澤東不斷捱整，處境更加艱難。在中央蘇區捱整的“兩三年”，是毛澤東事業上遭受的最大挫折。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我就受過壓，得過三次大的處分，“被開除過黨籍”，撤銷過軍職，不讓我指揮軍隊，不讓我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我就在一個房子裡，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什麼鄧、毛、謝、古。其實我連鄧小平同志的面也沒有見過。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又談起那段“鬼都不上門”的歷史，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中共臨時中央到達中央蘇區後，為了排除推行“左”傾教條主義的障礙，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幹部實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當時，毛澤東的威信很高，“左” 傾領導人不好直接整毛澤東，就從下面整起，先是反“羅明路線”；進而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的羅明路線”；接著，又把蕭勁光當作紅軍中的“羅明路線”代表來批判，開除黨籍和軍籍，還判了刑。臨時中央的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毛澤東傳》寫道：從一九三一年贛南會議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儘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毛澤東在捱整的這些日子裡，一直表現得十分從容沉著。他堅持原則，決不放棄自己正確的符合實際的主張，同時又顧全大局，遵守紀律，儘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雖然他被剝奪了對紅軍的領導權,但還是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積極努力地為黨工作，至少抓了五個方面的工作。1、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2、大力抓中央蘇區的政權建設。3、領導開展中央蘇區的查田運動。4、領導中央蘇區的反貪立法工作。5、時刻關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局的發展,不斷提出軍事建議。

親眼目睹這一切的李維漢曾描述道：“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澤東還利用這段時間,認真研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總結革命經驗。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談起過：“我沒有吃過洋麵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游擊戰和採取迂迴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麵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蒐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紮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身處逆境的毛澤東，不悲觀，不消極，不懈怠，顧全大局，相忍為黨，在等待中學習，“紮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為“天降大任”做著積極的準備。

（我們都有不順心的時候。每當失意不順心了，不妨看看我們最為崇敬的毛澤東，他是怎麼對待的！萬不可發不完的牢騷，意志消沉，有的甚至丟了初心而開始貪腐，走上不歸路，有的甚至背叛了初心而背叛革命，如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又來自自己的黨內，這是嚴峻的考驗。如果沒有堅強的信念、寬闊的胸襟、鋼鐵般的意志，一個人是很難經受得住這種考驗的。）

七大元帥拼死救毛澤東

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這本應是紅軍在萬分艱難之時的一次力量組合，是長征走向勝利的一次轉折。然而張國燾權欲膨脹、利慾薰心，置黨的利益於不顧，仗著槍多人多，爭權奪勢搞內耗，私心得不到滿足便陰謀分裂中央。給本就在國民黨軍的窮追猛堵下，已傷痕累累的黨和紅軍的創口上又撒上了一把鹽，險些鑄成歷史大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沉著應對，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最終粉碎了張國燾的陰謀。在這次鬥爭中，七位建國後被授予元帥軍銜的開國元勳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是朱德、劉伯承、賀龍、聶榮臻、葉劍英、彭德懷和徐向前。

朱德。在張國燾分裂中央的活動中，堅定地站在毛澤東這邊，是極具分量的。在沙窩會議後，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朱德同張國燾率左路軍行動，期間張國燾百般刁難，朱德不顧個人榮辱，沉著冷靜的與之巧妙周旋。左路軍抵達阿壩後，張國燾要挾朱德同他聯名發電給中央，要右路軍掉頭南下，遭到朱德嚴辭拒絕。左路軍抵達黃河支流的噶曲河邊時，張國燾藉口河水上漲不能通過，還要求左路軍先頭部隊全部撤回阿壩，想向青海等偏遠地區退卻。朱德力主渡河北上，並親自到河邊視察水情，用事實向張國燾力爭。阿壩會議上，張國燾等人要求朱德發表反對中央北上的聲明，在遭到拒絕後便開始漫罵和攻擊，朱德義正詞嚴地說：“中央北上的決定，我是贊成的、擁護的、舉了手的。如果硬要我發表聲明，那我就再聲明一下，我是擁護黨中央北上決定的。”張國燾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對毛澤東，朱德幽默地說：“朱毛、朱毛，人家外國人都以為朱毛是一個人，哪有朱反對毛的？你張國燾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見對朱德無計可施，張國燾便想趕走朱德，說“你既主張北上，那你就離開部隊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們的陰謀，果斷地回答說：“我是黨中央派來的，我不能離開部隊。”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隊裡，才能及時掌握張國燾的動態，以便應對。當朱德到達陝北後，毛澤東稱讚他“鬥得有理、有節，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言辭一點也不為過。

劉伯承紅軍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後，中央曾派劉伯承等人組成慰問團到四方面軍慰問，時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的劉伯承，面對張國燾妄圖攫取軍權的咄咄逼人的言論，顧全大局，不漏聲色，以不變應萬變，之後及時向中央反映情況研究對策。劉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張國燾左路軍行動，他幾次在高級幹部會上反擊頂撞張國燾等人，張國燾氣急敗壞，加強了對劉伯承的警衛，實際是將劉伯承看管起來。後來又撤去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把他調入紅軍大學任校長。即便這樣，劉伯承仍同張國燾鬥爭，還做好了“綁架”張國燾，實施“兵諫”的準備。張國燾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後，紅四方面軍中經常將紅一方面軍的將領抓去開批判會，進行洗腦，讓其交代揭發“北上逃跑路線”的錯誤。還派人在紅一方面軍中大力宣傳南下的好處，批判北上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劉伯承決定實行“兵諫”，逼張國燾北上，他抓住時機向朱德說了自己的想法後，朱德認為不到萬不得已，不走此下策。為了加重同張國燾鬥爭的砝碼，劉伯承向朱德建議，決定同賀龍的二、六軍團會合。在說服張國燾同意後，朱德同張國燾聯名致電賀龍、任弼時，建議紅二、六軍團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軍會合，從而使鬥爭的天平開始傾斜。

賀龍賀龍率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隨即紅二、六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他與同在左路軍的朱德、劉伯承等對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護了黨的團結，最終促成了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張國燾當時之所以同意二、六軍團前來會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軍團拉向自己，藉以加強對抗中央的力量，結果張國燾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在歡迎會上，賀龍便給張國燾來了個下馬威，賀龍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在主席臺上，我坐在張國燾身旁，他剛剛站起來要講話，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給了他一句悄悄話，我說，國燾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張國燾就沒敢講不利團結的話。”賀龍為了削弱張國燾的力量，還採用了釜底抽薪之計，他對張國燾說紅二、六軍團損失不小，要張從四方面軍的建制中抽出兩個師的兵力補充到紅二、六軍團中去，從而削弱和分散了張國燾的實力，為最終鬥爭的勝利加重了砝碼。

聶榮臻兩河口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張國燾在其住處請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和紅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吃飯，企圖拉攏二人，挑撥黨內關係，宣揚他的南下方針。席間張國燾誘之以利，說中央紅軍很疲勞，減員很大，決定撥兩個團給一、三軍團。聶對這個“請客”是有疑慮的。從張國燾住處出來，他問彭德懷：“他為什麼請我們兩人吃飯？”彭德懷沒有正面回答，只是笑著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聶榮臻會心一笑，說：“我當然也要。”不過張國燾過於熱情的奉承，挑撥性極強的語言，使聶榮臻警覺起來。右路軍組成後，林彪、聶榮臻到指揮部開會，會後右路軍政委陳昌浩留下聶榮臻，問他對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是什麼態度。陳昌浩這話很明顯是張國燾請客的繼續，意思無非是動員聶榮臻站出來反對毛澤東。聶榮臻說：“遵義會議我已經有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有了態度，這兩個會議我都贊成，我都擁護。”給了陳昌浩一個軟釘子。林彪與張國燾走得很近，顯得很親熱，當時張國燾有一個方案，要把聶榮臻調到三十一軍去當政委，把林彪調到另一個軍去當軍長，意圖很明顯：一是封官拉攏，二是分裂瓦解。這也讓聶榮臻感到焦慮和不安，他不惜與林彪吵翻，勸林彪要防止一軍團被張國燾吃掉。由於聶榮臻等人立場堅定，堅決支持中央北上方針，弄得張國燾離間不成，最後只好公開向中央要權了。

葉劍英張國燾的左路軍行至阿壩時便命令部隊按兵不動，並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電令在右路軍任前敵政委、對張國燾言聽計從的陳昌浩，要他帶領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南下，並說如遇阻擾，則“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準備鋌而走險與中央徹底決裂。當時陳昌浩正在會上講話，時任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先看到了這份電報，他讓陳昌浩看了一眼，便將其揣進口袋，假裝如廁，快馬加鞭的跑到中央駐地向毛澤東作了彙報。當此危急時刻，毛澤東果斷決定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以脫離險境。葉劍英為了避免打草驚蛇，隨即回到指揮部。後來葉劍英以南下“打糧”為名，帶著行動不便的中央直屬部隊，也順利脫離了險境，與毛澤東會和。事後，毛澤東摸著自己的腦袋風趣的說：“如果沒有葉劍英，我就沒有這個了。”

彭德懷彭德懷開始也是張國燾拉攏分裂的對象，也送過禮物金錢，派說客遊說過，但彭德懷始終站在毛澤東這一邊，從不為之所動。紅軍分路北進後，彭德懷在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這次北進，三軍團走在右翼縱隊的最後面，最前面是一軍團，中間是紅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九軍和前敵總指揮部。當時使我感覺：張國燾有野心，中央似乎沒有察覺。毛主席、張聞天隨前敵總指揮部在一處住，我每天都去前總，秘密派第十一團隱蔽在毛主席住處不遠，以備萬一。”陳昌浩在前總會議上，大談阿壩是一個基本的遊牧區，比農業區還好，引起彭德懷的警覺，於是向毛澤東建議必要時採取扣押人質的辦法。他在回憶錄中說：“向毛主席報告後不到兩小時，葉劍英秘密報告：張國燾來電要求南進。”彭德懷於是義不容辭的擔負起這次“護駕”的任務，派出一個團的兵力保護中央首長迅速撤離，從而贏得了時間，避免了悲劇發生。

徐向前徐向前是四方面軍總指揮，是四方面軍中僅次於張國燾、陳昌浩的三號人物，但他始終是擁護中央北上的方針的，在這方面他一直與張國燾、陳昌浩政見不合。他與陳昌浩率右路軍隨中央北進。張國燾孤注一擲，電令陳昌浩採取行動，甚至要加害中央領導。毛澤東得悉葉劍英的彙報後，果斷率紅軍紅一、三軍團連夜悄悄北上。但還是有人發現並報告給徐向前，說：“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設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斬釘截鐵的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彭德懷在回憶錄中也說道：“聽說，陳昌浩要派兵追擊我們，徐向前說，豈有此理，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句話起了決定作用，陳未追擊”。正是徐向前一聲令下，穩住了軍隊，才避免了一場流血事件的發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經過百年血淚史和奮鬥史，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艱苦卓絕鬥爭，新中國成立了。在往後的三十年裡，是國內人民空前大團結的時期，由於對黨的極度信任，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國人民凝心聚力開始了社會主義大建設，鍛造出了一大批先進典型人物，形成了諸多奇蹟般的奮鬥精神。今天，先介紹5種精神，這也是我們現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好教材，我們的初心是什麼，就從這些精神中找答案。

雷鋒精神。“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青春啊，永遠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屬於這些永遠力爭上游的人，永遠忘我勞動的人，永遠謙虛的人。”“要記住：‘在工作上，要向積極性最高的同志看齊，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齊。’”雷鋒精神，其實質和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了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1963年毛主席親自為這位共產主義戰士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雷鋒二字，已成為人們心目中熱心公益、樂於助人、扶貧濟困、見義勇為、善待他人、奉獻社會的代名詞。

大慶精神。也叫鐵人精神，濃縮為艱苦創業精神。1960年，中國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十分困難。就在此時，我們的盟友——蘇聯單方撕毀合同，對我們進行技術封鎖，再加上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新中國面臨極大的挑戰，其中之一便是急需石油。再次險惡背景下，一場中國前所未有的石油大會戰在大慶拉開序幕，以王進喜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了：“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先生產、後生活”“寧願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都要抖三抖！”的創業口號。在此精神的鼓舞下，我國摘掉了貧油落後的帽子。1964年，毛主席為此發出號召：“工業學大慶！”隨後，大慶精神成為全國工業戰線的學習榜樣。

大寨精神。“山西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結合運用八字憲法，進行了大量的、艱鉅的農田基本建設，把過去4700塊分散土地弄成了900塊梯田，成為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糧食畝產由1952年的287斤，增加到1962年的772斤，1963年遇大水災，仍保持在700斤以上。從1953年到1963年大寨大隊向國家共交售1758000斤糧食。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這是1964年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選節。一個國家的政府工作報告，用這麼大篇幅介紹一個生產大隊，足見大寨當時在中央領導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中國農村都像大寨那樣，那中國人的糧食就吃不完。”1964年中央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兩彈一星精神。上世紀五十年代，西方帝國主義仗著有原子彈，動不動欺辱新中國。中國要是沒有原子彈，就抬不起頭，在國際上就沒有發言權。為了爭口氣，人民軍隊和科學家們，僅用五年時間，1964年10 月，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11月，又成功爆炸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又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能在如此短暫時間取得如此巨大成績，新中國讓世界各國刮目相看，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震撼了世界各國。1971年，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兩彈一星”精神科濃縮為，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

紅旗渠精神。即當代“愚公”精神，說具體點就是“人定勝天”，其內涵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是在修建紅旗渠的過程中形成的。紅旗渠動工於1960年，勤勞勇敢的30萬林州人民，苦戰10年時間，僅僅靠著一錘、一鏟、兩隻手，在太行山懸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長1500公里的紅旗渠。該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頭，架設151座渡槽，開鑿211個隧洞，修建各種建築物12408座，挖砌土石達2225萬立方米。

一晝夜奔襲120公里徒步行軍的兩個紀錄

飛奪瀘定橋，紅4團一晝夜飛奔120公里1935年5月28日晨5時許，紅1軍團第2師第4團在前往瀘定橋的行進途中，政委楊成武和團長黃開湘接到軍團轉達軍委的“萬萬火急”命令，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黃、楊，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速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這就意味著部隊必須在一晝夜內走完120公里的路程，並在29日當天攻取和完全控制瀘定橋。由於時間緊迫，命令只能邊行軍邊傳達，“走完120，趕到瀘定橋!”在猛虎崗，部隊以排山倒海之勢擊潰了敵人的1個團部和1個營，佔領了摩西。此時村東河上的木橋已被敵人炸掉了，這給部隊行軍增添了麻煩。部隊全力以赴用了兩個小時——緊張而珍貴的120分鐘，才架起了這座橋。之後，全團一口氣又跑了25公里，傍晚7時許，一查看地圖，從這裡到瀘定橋還有55公里，而且全是山路。正當部隊繼續前進時，突然下起暴雨來了。天，黑得像倒扣的鍋底似的，伸手不見五指，只有打閃電的一瞬間，才能分辨哪是山哪是路。部隊一天沒有吃上飯，加之道路十分泥濘，真是寸步難行。這時，敵人已經趕上來了，正在對岸與我們平行前進。為了趕在敵人前面到達瀘定橋，楊成武通過各黨支部向所有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動員，要求他們想方設法克服一切困難，務必在明天早晨6點以前趕到瀘定橋。為了趕路，點起了火把，對岸敵人問是哪錄的，司號員巧妙對上，敵人信以為真，把紅軍當成自己人。就這樣，敵人與紅軍隔岸並行了15公里路。就這樣，部隊以一晝夜行軍120公里的速度，第二天早晨6點多鐘到達了瀘定橋的西岸，佔領了西岸全部沿岸陣地，並立即進行了緊張的戰鬥動員，選出了22名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突擊隊，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將守敵全部擊潰。22名突擊隊員僅在橋上中彈犧牲3人，創造了奪取瀘定橋的奇蹟。

飛兵清風店，120公里與45公里的對抗賽

1947年，晉察冀野戰軍領導楊得志、楊成武、耿飈打算在清風店殲敵，但是國民黨羅歷戎的第3軍已經過了滹沱河，離清風店只有45公里，而我軍的部隊還在徐水地區，距離清風店有120公里。這就意味著我軍部隊必須在同一個時間裡走將近敵人三倍的行程。而勝負的關鍵，就在於我軍能不能搶先趕到方順橋以南的清風店地區。如果我軍趕不到，讓敵第3軍和保定新2軍的兩個師靠攏，我軍就很難吃掉敵人了。部隊一邊走，一邊開“飛行會議”，邊走邊向戰士們傳達緊急戰鬥動員令。18日午後，我南下各部隊大都提前4小時至6小時，完成了120餘公里的長途行軍任務，到達指定位置。此時，國民黨第3軍軍長羅歷戎率領他的主力1.4萬餘人、200多輛大車，剛剛走過了定縣。20日拂曉，我軍開始進攻。一經接觸，敵主力很快收縮於西南合等幾個村莊，向北平告急，請求增援。22日3時40分，晉察冀野戰軍主力向西南合等村莊發起總攻，戰鬥到11時30分勝利結束。清風店戰役，共殲敵第3軍軍部、第7師和第16軍第66團，俘敵第3軍軍長羅歷戎等以下官兵1.1萬餘人，斃傷敵2000餘人，連同保北阻擊戰共殲敵1.7萬餘人。繳獲各種炮72門、輕重機槍489挺、長短槍4500餘支、電臺8部，擊落擊傷敵機各1架，開創了晉察冀殲滅戰的新紀錄，對扭轉華北戰局起了重要作用，並有力地配合了東北民主聯軍的秋季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