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社會地理研究芻議

一、社會地理學的視角

清刻本《廣志繹》

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中,有一段文字專論浙江風俗,他將全省十一府分為三個區域:“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臺、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於富貴,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氣所鍾,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接著,他又分析了縉紳與眾庶之間的階級關係,杭、嘉、湖“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金、衢、嚴、處“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寧、紹、臺、溫則“閭閻與縉紳相安”。在徵引了前揭這段記載後,譚其驤先生認為:“這就是近世西方所謂社會地理學。”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學諸分支學科中,社會地理學的起步較晚。20世紀初,法國近代地理學創始人維達爾·白蘭士(Vidaldela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論和人對環境的適應與選擇觀點,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了界限,並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類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他自己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這一觀點奠定了社會地理學的理論基礎。①國外的社會地理學自20世紀60年代初才開始發展起來,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門新興學科。中國大陸的社會地理學起步較晚,及至90年代,才隨著人文地理學的逐漸恢復而受到

關於社會地理學,以往曾有論著做過一些界定。譬如,英國R.J.約翰斯頓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詞典》就指出:社會地理學是對“有關空間中的社會關係以及支撐這些關係的空間結構的研究”。臺灣學者認為:“依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現象的學問稱為社會地理學。人類的社會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質,研究其特質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於因區域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性,是社會地理學主要課題。社會生活與人口、聚落、經濟、交通乃至於政治、文化等問題相關,故社會地理學內容自與人文地理學內容難分。因此有人認為社會地理學為人文地理學之新名詞,但社會地理學之與人文地理學,在研究立場上有別,將人類生活當做社會現象加以研究的傾向而言,前者較後者更強。”《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列有“社會地理學”條,大陸學者李旭旦認為:“社會地理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研究各種不同社會集團的區域分佈,分析比較社會類型及其形成過程。社會集團具有不同類型,起源於特定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代表了對不同自然環境的一種反應。”李旭旦還指出:早期的社會地理學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與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還研究各種社會集團如遊牧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等的地理分佈及其與環境的關係,社會地理學後來的發展側重於聯繫解決社會實際問題⑥。李潤田主編的《現代人文地理學》一書列有“社會文化地理學”一章,其中有關社會地理研究方面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社區的地理研究;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會關係的區位研究和社會問題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區與環境、社區的中心與邊界和社區空間結構及其影響等,實際上的內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這已不是當代社會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了。不過,以不同的標準劃分出各類社區,以及通過對社區的對比分析,凸顯不同社區的獨特性,對於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鑑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⑦,社會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集團方面。對此,吳傳鈞認為,中國社會地理學要“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活動,地域性的行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與犯罪地理學”等。李劍如認為,當代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類型、空間結構、空間過程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學”。沈道齊、張小林認為: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活動空間地域特徵及其規律的學科,它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探討中國社會地理學的性質、對象與任務;社區地理研究;社會問題地域集中性的研究。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尚未完全定型。社會地理學有時也被稱為社會文化地理學,一般認為,用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學科,即稱為社會文化地理,這說明社會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社會地理學的出現,為人文地理學增添了活力,擴展了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從而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興分支。

二、學界以往對社會地理現象的關注

歷史社會地理在歷史地理學中至今尚未佔有一席之地,但這並不等於說以往就沒有學者注意到這方面的內容。人類生活廣泛受環境影響,古往今來,有關這方面的觀察和記錄相當不少。晚清民國時期,不少西方地理學著作被翻譯、引進中國,這對於中國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張其昀譯有法國白呂（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自民國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連載於《地理雜誌》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人生地理學”亦即人文地理學。白呂納是社會地理學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的弟子,根據白呂納的看法,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各種人類生活,如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等,與自然地理學之各現象之相互的關係”。人地關係自古以來就已存在,人地關係論自然成了學界

白眉初《中國人文地理》

在西方人文地理學說的影響下,當時出版的地理學著作,對於人地關係均相當重視。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國人文地理》共分三卷,分別為“民族篇”、“民權篇”和“民生篇”。該書關注中國各地的物產盛衰、人類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國家強弱等,尤其重視禮俗與民生(如實業、商業等),對於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類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風俗由於人為,然亦必因其氣候、地勢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齊,民族性質之開閉,與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古來設軒輶之採,以覘列國之風,則禮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關注民俗外,該書亦簡要概述了漢族的派別(各類人群),對客家、福老、福州鄉民(即俗傳的三把刀)、墮民、九姓漁戶和畲民等,均有涉及。當時,“社會地理學”的概念已在中國得到介紹,如1933年布魯諾(白呂納)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中,即有兩處較為詳細地論述了“社會地理學”的豐富內涵。

張其昀除了譯介白呂納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關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較》一文,對於浙江寧波商人和江蘇洞庭商幫等皆有論述。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張其昀出版《中國人地關係概論》一書,全書分四章,分別為“平原地帶”、“丘陵地帶”、“高原地帶”和“高山地帶”。該書“以中國之地勢為經,氣候、水利、人口、資源、實業、交通、都市、民族、國防等項為緯,就本國地理之基本智(知)識作系統之說明”。其中,對於各地人群與地理環境之關係多所

地形與氣候,為環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氣候,則於其地之風土人情,思過半矣。蓋水道之緩急,視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視乎氣候而定;而農田之肥瘠,又視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長,與氣候有關;礦產之採掘,與地質有關;而職業之分佈,又與物產之分佈有關。貿易之盛衰,系乎水陸之交通;人煙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陸轉輸,貨物集散之點,又必有都會之興起焉。凡大都會皆有其經濟之基礎,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風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趨勢,可以往復推尋者也。由此觀之,地理事實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釋與明晰之系統焉。不特須知其然,而且須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見其所以然,故於當然之事實,亦覺豁然貫通,見之愈為明切。是以欲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地理,必須認明天然區域,而不當囿於省界。

《中國區域志》一書,不囿於省界,而根據地形、氣候、物產、人口、語言、交通、風俗和歷史等種種要素,“參伍稽考,分析綜合”,將中國分為黃河三角洲、大湖區域、大江三角洲、東南沿海區、珠江三角洲、嶺南山地、海南島、雲貴高原、西南三大峽谷區、四川盆地、秦嶺漢水區、陝甘盆地、黃河上流區、山西高原、海河流域、東北二大半島、關東草原、白山黑水區、塞北草原、外蒙高原、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個“天然區域”。在“導言”中,張其昀就以安徽省為例,說明“天然區域”及其內部的諸多要素。他認為安徽省的天然區域,明顯可分為三區:北部屬於淮水流域,中部屬於大江流域,東南一小部分,屬於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氣候各不相同,生計亦迥然有異,如“安徽之東南部,山多田少,生計艱難,故壯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處有之”。他並且認為,“徽州之徽港,與浙江之婺港、衢港,同為浙水之上源,分隸二省,非通論也。吾人研究地理,要當注意天然形勢,應分則分,應合則合,觀其會通,而明其大綱,庶不至有重複割裂之煩,與源委不清之弊也!”揆諸實際,皖南的徽州與浙江的淳安等地,不僅同屬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築等均大同小異,可見張其昀的說法的確頗有見地。

《中國區域志》一書,非常注意各“天然區域”內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風俗”。所謂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產,譬如“徽州六縣,山多田少,即在豐年,米糧亦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之所得以為挹注。徽茶為徽州出產之王,徽州各縣幾至無家無茶園茶場,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籌備摘茶,總計茶戶、茶工、茶商、茶販,徽州人民之生計,有十分之九與茶業有關。我國綠茶品質以徽州婺源縣為最優,紅茶以徽州祁門縣為最優。婺源北鄉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為名貴。上海出口綠茶,箱上大字多標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貴以召外人重視。徽州雖屬安徽,但徽州綠茶非由蕪湖出口,而由杭州運至上海出口,祁門紅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運有關於商業,於此可見。徽州茶佔全國產額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產茶四十萬擔,每年以最低山價之三十元計算,即有一千二百萬元。上海綠茶外銷市況,幾視徽州產額之豐歉為轉移。江浙兩省,民間日用之茶,尤以徽茶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漢口、廣州各大埠,茶葉店肆,類為徽州茶商所設……”因此,徽州的風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計艱難,壯者傭於四方,善識低昂,故亦有以貨殖為恆產者”,“徽州人素以善於經商見稱,挾其土產茶葉,遠遊全國,各省商業,殆無不有徽幫者”。儘管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茶業經營只是徽州民生所賴的一個方面,“無徽不成鎮”局面的形成,亦不僅與徽商的茶業貿易有關,但《中國區域志》重視地理環境、物產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係,卻極富啟發意義,在以往的地理學著作中,也是別開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張其昀對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頗耐人尋味。如對山西風俗,他指出:“儉,美德也,亦山西人最顯著之風俗也。蓋晉省山嶽重疊,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須仰給於燕豫秦中,又苦於舟楫不通,是以堅忍儉嗇,憂深思遠,此乃環境之影響,不得不然。農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礦,商賈勤貿易,婦女勤紡織,可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也。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吝嗇迫隘,而好儲蓄。即家鉅萬,亦務多積聚,淡泊自安,毫無奢華。……山西人善治生,其節財之法,往往為他處所罕見。……山西人最善經商,亦受地理環境之影響。蓋土瘠民勞,每遇凶荒則負擔赴外境,謂之赴熟,無安土重遷之習慣,一也。晉人善治生,多藏蓄,計較分毫,長於理財,二也。河東有鹽鐵之饒,貿易遍於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遠',皆能忍耐,處事有恆,三也。”自明代以來,山西商人聞名遐邇,成為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兩大巨擘之一。以往雖然也有不少著作論及山西的自然環境與從商習俗形成的關係,但此處張氏較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獨到之處。又如,對於江南風俗,張其昀認為亦深受風土之影響:

(一)郊無曠土,阡陌如繡,有古井田遺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稱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於中國,即在世界各國亦無其比。

(二)東南財賦之區,男女皆能自立,地饒多利,俗尚紛華。崇棟宇,豐庖廚,嫁娶喪葬,浮侈過度。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穎異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藝而厭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語音清切,春秋佳日,遊侶如雲。吳人善詼諧滑稽,談言微中;又多閒情韻事,此皆交際頻繁之故也。

上述的分析,與王士性、張瀚和謝肇淛等人的記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或許我們並不滿足於類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學者可以“科學”地認為這樣的描述失之“籠統”,但由此亦不難想見學界對於社會地理的關注可謂不絕如縷,未曾間斷。只是中國大陸自建國以後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長期遭受冷落,故而對社會地理之關注亦遂乏人問津。

三、歷史社會地理學的研究內涵

歷史社會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佈及其變遷,研究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影響,以及社會風尚的區域特徵,等等。參照當代社會地理學的框架,我以為,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內容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歷史時期社區的地理研究

社區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會關係的社會實體。換言之,社區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個地理區位,同時它還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社區的數量眾多,其分佈可以說是無所不在。此前有關社區的研究,絕大部分來自社會文化人類學方面,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當代社區的現狀。實際上,歷史時期的社區研究,亦可借鑑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費孝通就已指出,社區研究與歷史是相通的,他認為:“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在這一層上可以說是和歷史學的工作相通的。社區分析在目前雖則常以當前的社區作研究對象,但這只是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歷史材料充分的話,任何時代的社區都同樣可作分析對象。”也就是說,社區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社區還是歷史時期的社區,主要看資料的情況來決定。而從資料的角度來看,在歷史時期,有的地區保留下來的民間檔案文書相當豐富。比如說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國的徽州文書,數量就相當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當豐富的鄉村社區研究資料(我將這些資料稱為村落文書),它的詳細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講甚至不亞於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者實地調

2、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

在歷史社會地理中,如果說社區研究側重於對人類生活空間的探討,那麼社會現象則側重於對社會生活方式的研究。“生活方式是技藝的綜合,是人群主動地求適應於地理環境的表現。生活方式的特殊、穩定和持久與否,大都要看地理環境之是否特殊與穩定”。社會地理學將人類的生活方式導入地理學研究,“它指的是一個人類集團的成員學習到的傳統品質———即人類學者所用的術語`文化',生活方式意味著一種民族的制度、風俗、態度、目的以及技能的複合體。維達爾指出,同樣的環境對於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義:生活方式是決定某一特定的人類集團將選擇由自然提供的那種可能性的基本因素”。生活方式的範圍很廣,如衣食住行、婚喪禮俗、休閒娛樂以及各類社會現象等。關於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主要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人群研究:社會地理以人和社會為中心,特別關注社會群體類型。在歷史時期,社會群體在一定社會範圍內形成,並由具有共同價值取向及行為準則的人們構成相對穩定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方式。由於他們對於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適應,故而在空間上表現為不同的分佈類型。因此,對於社會現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佈及其影響。1994年業師鄒逸麟先生主編的“區域人群文化叢書”,在叢書前序中,我們首次提出了“區域人群”的概念。所謂區域人群,是指歷史上特定時期具有明顯區域特徵、對中國社會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人群,他們不僅有著縱向遺傳和近年來,對漢族人群的研究,學界出現了不少富有學術價值的成果。譬如,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所著的《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臺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過為時兩年的田野調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獻的基礎上,對山西樂戶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認為:“樂戶被排除於宗族組織之外,因而在親屬關係、祖先觀念及祖先崇拜上與農民迥異。同時在道德與價值觀念上、人際關係上、生活習慣上、婚姻與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諸方面都有獨特的理念與行為。”這是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

關於區域人群的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人類學關係密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區域人群的產生、變遷及其社會影響,與各地的社會經濟結構密切相關。而從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來,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民族,應當加強對漢民族人群的研究。當然,歷史社會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際、群際關係時,始終應當加強對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為,今後應當重點發掘族譜、民間文書以及民間三集成(歌謠、諺語、民間故事)、竹枝詞、文集、筆記等資料,研究各種人群的淵源流佈(包括人群由來、分佈、地理環境背景)、特徵(群體性格、心理差別)、經濟(謀生方式)、文化(社會規則、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喪禮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語言(方言、俗諺、民間歌謠),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展開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

(2)風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間生活的空間形式,也就是用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發展、演變、分佈規律和區域特徵。具體而言,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佈,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城市文化與時尚變遷等等,都是風俗地理研究的對象。其中,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在現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稱作是“鄉間民規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鄉土社會中形成的諸多習俗慣例。對於這樣的課題,歷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現存的大批日用類書加以探討。譬如,徽州、紹興、海門、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遺存下了不少日用類書,他們分別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環境下的產物。利用這樣的資料,可以研究歷史時期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關於風俗地理,以往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而各種斷代的風俗史、民俗史、社會生活史,也與風俗地理有相當大的關係。但歷史社會地理並不刻意於人為的分區,更注重從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討。

(3)社會變遷:社會變遷是指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引發的各類社會變動現象,舉凡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關係、社會組織、生活方式、風俗時尚等一切社會現象所發生的變動,都可以歸入社會變遷的範疇。這方面的研究與社會史、社會學關係密切,只是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更偏重於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於此前歷史社會地理尚未在歷史地理學中佔據應有的位置,而社會地理研究的範圍又相當廣闊,作為一門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芻議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個人對於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粗淺認識。該一分支的最終確立,需要更多紮實的實證研究,需要更多學者的參與和共同思考。

本文原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年10月第20卷第4輯，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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