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劍：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回顧與影響分析

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經歷了由金融抑制向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巨大轉變。當前，我國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利率市場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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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低利率的起因與演變

（一）人為低利率的歷史背景

在利率管制時代，政府以行政手段制定銀行的存款、貸款利率（稱為“法定利率”或“官定利率”）。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定向支持特定的部門，實現其經濟目標。通常情況下，很多經濟體在經濟發展初期，即經濟“起飛”或“趕超”的階段，會實施“人為低利率”政策（同時，其他生產要素價格也一同被人為壓低），以此來有效組織廉價資金和其他生產要素，定向投放給重工業部門，以快速實現工業化。最為典型的案例是東亞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均在二戰後實施過這一方式，並且均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而美國等國的利率管制成因與東亞有所區別，主要是1929 年經濟危機後，當時的人們認為銀行過度投機是釀成危機的主因，因此實施利率管制，限制銀行業務。本文的分析主要以東亞模式為樣本。

二戰後，一窮二白的東亞國家希望快速建立起重工業體系，急需投入大量資本。但由於底子薄弱，很難快速募集到所需資本。因此，在利率管制的環境下，政府確定了銀行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基本利率，且一般較低。據此，銀行從社會以較低利率吸收了資金，再按政府指示，同樣以一個較低利率，投放給發展初期的重工業部門，銀行從中收取一個較為穩定的利差，稱為“特許利差”（見圖1）。這一模式的本質，是政府主動以較低價格動員社會資源，用於建立重工業體系。如果不這麼做，那麼經濟結構沿著農業、手工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自然演進，可能會花費極長的時間。

但這一模式的成立，有幾個前提條件。第一，居民能夠忍受較低利率存款。中間如果發生通脹，國家以其他方式給予彌補，例如，我國過去實施過保值補貼。第二，直接金融不發達。由於沒有現代意義的金融市場，無法形成一個“市場化利率”，居民無其他可選替代投資品，只能存款。從這一角度而言，甚至不能稱當時為“低利率”，因為本身並不存在所謂的市場化均衡利率作為對比，無所謂高低。第三，銀行的國家擔保。銀行按照

因此，這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在一定條件下，政府人為調動廉價資金用於加速重工業化的金融體系安排。居民存款安全受到政府擔保。銀行看似獲取了特許利差，卻承擔了不良資產損失，而且最終也會受到政府擔保。經濟起飛期實施這一制度安排，有其歷史意義。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採取了利率管制政策，推動我國建立了重工業體系，為後續的“經濟奇蹟”奠定了工業基礎。

（二）利率管制的自然演變

從上述利率管制、人為低利率的背景可以看出，這一安排需要一些特定的前提條件，也是為特定歷史任務服務的。隨著這些條件的改變，利率管制會難以為繼，市場便會自發啟動利率市場化進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逐步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經濟和金融的市場化程度快速提升，私人部門快速崛起，原先利率管制的一些弊端開始日益體現。

首先，在存款方面，金融市場開始發展，債券、民間借貸、理財產品等其他投資品日漸普及，可替代存款的投資品增多；同時，伴有通脹走高，存款顯得不那麼“合算”。於是居民開始嘗試其他投資品種，對存款形成了一定的替代效應。如果強行維持存款的人為低利率，可能會使銀行存款吸收的難度加大，造成存款流失。例如，20 世紀80 年代，東南沿海地區經常出現銀行或信用社存款搬家去集中投入民間借貸的情況。

同時，貸款方面也面臨新的問題。重工業基礎打好後，銀行定向支持工業部門的歷史使命完成，如果繼續人為壓低貸款利率，則無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其突出地表現為對中小企業部門無法給予信貸支持。因為，中小企業風險偏高，官定的低利率無法覆蓋其風險，銀行無法對其實現風險定價，只能拒絕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因此，一個市場化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部門的崛起，也需要為之提供相應的市場化信貸服務。而銀行的低成本信貸資金繼續輸送至國企等特定部門，也容易造成這些部門過度信貸，積聚風險，資源錯配。

而此時若不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則會在正規金融體系之外形成一個資金“黑市”。這和計劃經濟時代商品價格管制，導致出現商品黑市是一個道理。典型的資金黑市包括合法的民間借貸，也包括不受法律保護的高利貸，甚至是非法集資等，包括一些金融機構也參與或牽涉其中。這些現象在各國利率管制後期均極為普遍。其本質上反映的是利率市場化的自發需求。

在這樣的背景下，與其說利率市場化是自上而下發起的改革，還不如說是政府對市場自發需求的承認，更有自下而上的色彩。海外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大約在20 世紀70 年代前後陸續啟動了利率市場化改革，這也是當時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一部分。

在我國利率市場化正式啟動前，面對市場的實際需求，同時，也是為了應對民間借貸帶來的衝擊，我國部分地區其實已有一些改革嘗試。例如，1980年10 月，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金鄉農信社試行“利率浮動、以貸定存”，可能是改革開放後存貸款利率市場化的第一槍。取得一定經驗後，1983 年4月，開始在溫州市農村經濟比較發達的農信社推廣。1987 年6 月，央行批准《溫州市利率改革試行方案》，實施“區別對待，期限管理，適當上浮”的原則，溫州市成為全國首個進行利率改革的試點城市。

1993 年11 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中央銀行按照資金供求狀況及時調整基準利率，並允許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在規定幅度內自由浮動”。1993 年12 月，國務院頒佈了《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中國人民銀行要制定存、貸款利率的上下限，進一步理順存款利率、貸款利率和有價證券利率之間的關係；各類利率要反映期限、成本、風險的區別，保持合理利差；逐步形成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的市場利率體系”。自此以後，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恢宏大幕徐徐拉開。

2 我國利率改革進程的三個階段

由於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啟動略晚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因而有較多經驗可參考。吸取海外的經驗教訓，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遵循的是“先外幣、後本幣；先貸款、後存款；先長期、大額，後短期、小額”的循序漸進的改革思路，大致可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見表1）。

（一）第一階段：貨幣市場利率市場化，貸款利率開始上浮（1993—1999年）

按照一般經驗，在放鬆存貸款利率管制之前，先要藉助貨幣市場找到一個能夠較好反映市場上資金供需情況的均衡利率，以此作為其他利率的參考，或稱為“錨”。因此，利率市場化首先是從貨幣市場開始的。

1996 年6 月，央行放開了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一年後的1997 年6 月，銀行間債券回購利率也放開。1998 年8 月，國開行在銀行間債券市場首次進行了市場化發債，國債發行也開始採用市場招標形式。這一步驟實現了銀行間市場利率、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發行利率的市場化，貨幣市場的均衡利率逐漸形成。

與此同時，在1998—1999 年間，央行連續多次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要求各金融機構建立貸款內部定價和授權制度，銀行開始鍛鍊利率定價能力。

（二）第二階段：貸款利率完全放開，存款利率開始浮動（1999—2013年）

第一階段的基礎上，央行開始穩步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

1999 年10 月，從大額、外幣存款入手，開始了對存款利率市場的探索。央行批准中資商業銀行法人對中資保險公司法人試辦由雙方協商確定利率的大額定期存款，並在2003 年7 月放開了英鎊、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等部分外幣小額存款的利率管制。

2002 年3 月，央行在全國範圍內選取了8 個縣（市）的農信社（城關網點除外，即市區、縣城的網點除外）開展試點，允許試點農信社存款利率上浮30%，貸款利率上浮70%。試點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農信社支農、支小的力度顯著加大，驗證了此前利率管制不利於銀行完成風險定價的結論。因為其他商業銀行依然實施利率管制，部分地區的農信社還藉此搶佔了大量的中小企業客戶、個人客戶的市場份額。

2004 年10 月，央行完全放開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利率上限（城鄉信用社依然有上限2.3 倍，但一般觸碰不到），下浮的幅度為基準利率的0.9 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也不再根據企業所有制性質、規模大小分別制定。與此同時，銀行的存款利率均允許下浮，且下不設底。

2005 年3 月，金融機構同業存款利率全面放開。2007 年1 月，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anghaiInterbank Offered Rate，簡稱Shibor）正式投入運行，央行希望其將來能成為貨幣市場的重要參考利率。

2007 年美國次貸危機後，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曾一度停滯。

2012 年6 月，央行將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 倍；同時，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 倍。一年之後的2013年7 月，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下限取消，金融機構可自主確定貸款利率水平，貸款利率完全實現了市場化，但金融機構形成風險定價能力的水平高低不一。另一方面，票據貼現利率管制也一併取消，改變了原先貼現利率在再貼現利率基礎上加點確定的方式，由金融機構自主定價。

（三）第三階段：存款利率完全放開（2014年至今）

2014 年11 月, 為加速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至基準利率的1.2 倍，並對基準利率期限檔次作了適當合併。2015 年，存款利率上限又先後緩步提升至1.3 倍、1.5 倍。上述政策出臺後，當時的大部分銀行都是將存款利率上浮到頂，足見存款的“均衡利率”遠高於當時的上限。2015 年10 月24 日，央行決定對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再設置存款利率浮動上限。至此，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在形式上基本完成。

而之所以說這是“形式上”基本完成，而不是“實質上”完成，是因為部分銀行實質上仍未具備存款、貸款的定價能力，為防止銀行在存款上惡性競爭，全行業繼續實施存款利率行業自律，不同地區不同類型銀行約定存款利率上浮的自律上限，對存款利率繼續構成了一個無形的天花板。此外，由於種種非市場因素的存在，也尚未完全形成通暢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市場利率變動之後，不能有效帶動存貸款利率的同向變動，兩套利率彷彿各行其是。

3 最後的並軌任務

（一）理想狀態下的利率傳導

本文先描述理想狀態下利率體系是如何運行的。這其中借鑑了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度市場化的利率體系。在此基礎上，本文對現實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對比分析，以便找到問題的根源。

這一理想傳導大致分為四個步驟（見圖3）。

第一，央行確定政策利率。首先，央行會通過再貸款、再貼現等方式，向貨幣市場投放基礎貨幣，這是基礎貨幣的最初來源。而央行會確定一個投放利率，本文將這一利率稱為政策利率。我國常用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包括再貸款、再貼現、逆回購、MLF、SLF、TMLF、PSL 等。本文將它們統稱為“廣義再貸款”。央行會選擇其中一個或幾個最為重要的廣義再貸款品種作為重要參考，它的利率也是最為重要的政策利率，是未來環境中的基準利率或利率走廊上限。例如，SLF 的利率便在市場上起到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當市場利率過高時，銀行可以不再從市場上獲取基礎貨幣，轉而向央行申請利率更低的SLF，從而使市場利率很難超過SLF 的利率。

第二，從政策利率到市場利率。央行通過廣義再貸款投放基礎貨幣後，其利率會影響貨幣市場上的利率。例如，央行用更低的政策利率去投放基礎貨幣後，會帶動貨幣市場利率下行。人們也會選擇一些重要的貨幣市場利率品種作為重要參考，例如，短期的Shibor、DR007，或者中長期的10 年國債利率等，最終形成一套完整的利率譜系，覆蓋不同期限和不同品種。這些重要品種的利率，可能成為銀行開展各種業務（包括存貸款）制訂利率時的參考。

第三，從市場利率到銀行存款利率。這其中關鍵的一步，即貨幣市場利率再影響存款利率，使兩套利率具有很好的相關性。對一家銀行來說，通過吸收存款，或在貨幣市場上吸收同業負債，均能獲取基礎貨幣，然後在各自名義利率的基礎上，加上各自的業務費用和其他費用，便能形成兩種負債的實際成本。理論上，兩個實際成本應該相近，否則，就會存在套利機會。

以下舉例說明。假設銀行需要吸收基礎貨幣100 元。對於期限均為一年的存款和同業負債，假設前者年化名義利率為X，後者為Y，再加上各自的業務成本（C1，C2，以名義本金的比率表示，即成本率），其中，還要考慮法定存款準備金率R（因為通過存款吸收的基礎貨幣，有R 的比例不能動用），因此，銀行實際需要獲取100/（1-R）的存款（暫忽略銀行收到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利息）。

那麼，存款、同業負債的實際成本分別是：

存款實際成本：100（C1+X）/（1-R）

同業負債實際成本：100（C2+Y）

兩者必須相近，否則存在套利機會：

100（C1+X）/（1-R）= 100（C2+Y）

可大致確定存款利率X ：X=（C2+Y）（1-R）- C1

可見，同業負債利率（貨幣市場利率）的下行會帶動存款利率下行。因為同業負債足夠便宜，銀行便無必要再高價獲取存款。這一步驟尤其關鍵。因為貨幣市場利率主要運行於銀行間，而存款則運行於銀行與存款人之間，這個步驟也是利率政策效果第一次傳導至銀行體系之外。因此，它是連接銀行間貨幣市場和存款市場的關鍵，也是溝通銀行間流動性與實體流動性的關鍵。

第四，從銀行負債利率到貸款利率。再後續，當同業負債利率、存款利率都下行後，銀行整體負債成本也將下行，於是銀行的內部資金轉移定價（FTP）也會隨之下行。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銀行便可以以更低利率投放貸款。此時，銀行確定貸款利率時，不是以原來的貸款基準利率為參考，而是從自己的FTP 出發，結合自己的其他費用與成本，以及考慮信貸風險、市場競爭、客戶關係等，綜合確定貸款利率。但與客戶簽訂合同時，若是浮動利率，則依然會選擇一種合適的錨（例如，LPR、Shibor，具體選哪種則視具體業務而定），以在錨上加點或加倍的方式簽訂貸款合同（例如，LPR+100BP）。

以上，便實現了從政策利率、貨幣市場利率、存款利率、貸款利率的順利傳導。在這一理想模式下，央行只需要調整政策利率，貨幣市場利率便會隨之調整，然後影響存款利率，銀行整體負債成本隨之調整，最後貸款利率也會調整。這會導致銀行客戶獲取資金的成本發生變動，其投資、消費行為也會變動。簡言之，央行只需要調節政策利率，就能順利實現對實體經濟的調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整個傳導鏈條中，不會再用到存貸款基準利率。

因此，從這一角度，本文也有必要強調，利率市場化並不絕對造成利率上升或下降，最後的利率高低，最終要由央行的貨幣政策取向決定，央行依然能夠通過設定政策利率，把利率調節到央行認為合適的水平。但要能及時把央行的政策方向傳導到實體，傳導機制是否順暢是關鍵。

（二）現實和理想狀態仍有較大差距

但上述理想的利率體系在現實中並不存在，各國之間雖然存在傳導效率高低的差異，但均不能實現完全無摩擦傳導。具體到我國，對照上述傳導鏈條，主要有三個堵點（摩擦點）。

第一，存款利率較為剛性。上述傳導中的關鍵環節，是貨幣市場利率向存款利率的傳導，它是打通貨幣市場和存款市場的關鍵。但在我國，存款有其特殊性，主要是我國居民仍然有很強的儲蓄習慣，存款作為銀行負債之一，運動方向具有異質性，整體表現出高度穩定性；而同業負債由於是機構批發資金，運動方向具有同質性，整體較不穩定。因此，銀行自身和監管部門，均特別強調存款的重要性，不管貨幣市場利率如何，均會要求必須吸收較高比例的存款。代表性的監管指標包括存貸比（仍為重要參考指標）、同業負債佔比（不得高於三分之一）、流動性指標等指標，均將存款置於比同業負債更為重要的地位。從《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規定的流動性匹配率（LMR）也可用看出，對同業負債給出了歧視性的折算率（見表2）。

銀行自身也給經營部門下達了較高的存款考核任務。這些因素均導致存款利率居高不下，不會隨著同業負債利率的下行而下行。這些指標還導致了一些存款能力較弱、貸款能力較強的銀行（例如，一些新興的互聯網銀行）經營面臨困難，無法發揮其差異化的優勢通過吸收同業負債發放貸款服務實體經濟，而不得不以較高成本去獲取存款，滿足監管要求。

存款特殊性這一因素是我國居民儲蓄習慣決定的，估計短期內難以改變，它最終導致了前述貨幣市場利率與存款利率的無套利均衡難以實現。這就意味著，存款利率可能一直保持剛性，利率傳導受阻。例如，2014 年以來，雖貨幣寬鬆，但在存款利率上反映並不明顯；而貸款利率的下行是由於當時爆發全國性的資產質量風險，銀行大幅降低風險偏好，把貸款投向最安全的國企等領域，導致貸款定價水平下降。這不能視為是利率傳導的結果。再如，2018 年下半年貨幣市場利率下行以來，存款利率依然居高不下，從而也就很難進一步傳導至貸款利率（見圖4）。

因此，央行僅依靠通過降準、降政策利率等手段來降低貨幣市場利率，進而降低實體融資成本，已收效甚微，急需打通這一傳導環節，把低利率儘快傳導至存款、貸款。

第二，貸款難以完全科學定價。我國銀行貸款利率早在2013 年就已全面放開管制，除部分品種有時會有窗口指導外（例如，目前受窗口指導的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等），大部分貸款均已完全市場化定價。對於部分已熟練掌握風險定價能力的銀行來說，貸款基準利率已無意義，它們已能夠與客戶自由商定利率（只是最後簽訂貸款合同倒算出來上浮幾倍）。理論上，這種能力首先要建立在良好的內部資金轉移定價（FTP）基礎上，銀行總行資金管理部門要能夠科學、及時地測算出全行的資金成本，加上總行的管理費用分攤，以及各業務條線的其他費用、成本，有時總行還需要考慮特定的戰略意圖（從戰略角度決定特意支持某些業務板塊），最終形成科學合理的貸款定價依據。業務部門以FTP 為參考，再結合自己面臨的實際情況（例如，客戶風險水平、當地貸款市場競爭情況、跟客戶的關係等），科學形成貸款利率（見圖5）。

但在實際中，有時總行會受各種人為因素影響，下達的FTP 價格偏離科學數據過多；或者因基層業務人員業務水平有限，或者因考核機制不合理，做出了違背利率政策導向的定價。例如，對員工的考核過於強調業務規模，導致員工不顧利潤、風險，以價格手段搶佔市場份額。因此，建立起科學的銀行內部定價機制和業績考核機制，是使利率機制暢通的關鍵，並且是疏通利率機制的“最後一公里”。

第三，各環節依然有數量上的管制。利率市場化傳導需要放鬆對數量的管制；但現實中，在我國的上述傳導鏈條中，依然有多個環節存在量的管制。例如，央行最初投放基礎貨幣，也不會為了降低利率而無度投放。而銀行投放信貸，也不可能無度投放，其投放能力受到資本、流動性、合意信貸額度等各種監管指標的制約。尤其是合意信貸額度，直接影響了信貸投放量，合意信貸額度多時就能帶動利率下行，少時則利率上行。2017 年以來，因貨幣市場利率上行，債券發行成本上升，再疊加嚴監管導致債券發行難度加大，很多企業放棄發債，轉為申請貸款。但銀行貸款額度相對不變，導致信貸供不應求，信貸利率明顯上升（見圖6）。這表面上看似乎實現了利率政策的傳導，但其傳導機制本質上還是“量”的傳導，而非“價”的傳導，與理想狀態完全不同。

考慮到金融體系的現實情況，本文預計，數量的管制未來依然會存在一段時間。而只要存在數量的管制，利率傳導便無法徹底暢通。除上述最主要的三個堵點外，監管部門在銀行經營管理各方面設置的其他指標，也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淤堵利率傳導的效果（或者引發其他傳導路徑，而非理想中的傳導路徑）。例如，實施更嚴的資本要求時，會導致很多銀行信貸投放不力。

（三）存在套利行為

貨幣市場利率與存貸款利率依然難以同步，高度分割；但兩個市場又不完全獨立，也存在一些小管道可能相互連通，形成套利機會。這些套利行為會帶來一些風險。

例如，如果貨幣市場利率大幅高於存款利率（典型的是2013 年“錢荒”之後的時期），因居民無法直接參與貨幣市場，那麼他們將積極購買貨幣市場基金或理財產品，從而享受更高的回報，從而對存款吸收形成壓力。而貨幣市場基金，本質上成為居民套取存款利率與貨幣市場利率之間利差的工具（見圖7）。這跟早年利率管制時代，利率更高的民間借貸吸引走了大量存款資金是一個道理。而如果貨幣市場利率顯著低於結構性存款（早期為保本理財）利率，則居民可以通過票據套利，以存入結構性存款為保證開出銀行承兌匯票。於是，每當票據貼現利率較低，而結構性存款利率相對較高的時候，兩者利差擴大，票據貼現量便會放大，裡面有不少套利者。

這些套利行為會帶來一些風險，且很難杜絕。只有在利率並軌之後，上述這些套利機會才會逐步收斂，有利於市場穩定。這些看似有風險、卻完全符合金融原理的套利行為，正是利率自發市場化需求的體現。而在完全實現之前，不得不採取其他監管手段遏制這些套利行為。

（四）後續工作展望

理論上，要真正實現利率並軌，央行只需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取消存貸款基準利率（存量貸款合同的定價可以以LPR 替代基準利率），放鬆其他數量管控或監管要求，並進一步完善市場利率譜系即可。這表面上看似簡單，但關鍵在於什麼才是“條件成熟的時候”。上文已述，在各種導致傳導淤堵的原因中，居民儲蓄習慣幾乎短期無解，有待理財習慣的進一步強化；而部分數量管控和監管指標也不可能全部取消。因此，短期能夠儘快著手的，主要是在銀行內部打造更科學合理的信貸定價機制和考核機制。本文預計，監管部門會出臺有關措施，督導銀行建立科學的內部資金轉移定價、員工業績考核機制等，以錘鍊“內功”，完善利率傳導機制的最後一公里。

存款利率則因居民儲蓄文化等其他原因，依然不會很快實現徹底市場化，行業自律機制也有可能會長期存在。在這期間，決策機構有可能繼續使用“小步伐推進”的方式，緩步抬高行業自律上限，使銀行慢慢適應存款利率的更大幅度變動。但長期看，無需擔心存款利率進一步抬升擠壓銀行利差，因為傳導通暢之後，存款利率最終是會向更低的貨幣市場利率迴歸。

4 對銀行業的主要風險

存款利率的市場化是整個傳導過程中的關鍵一環，目前，依然受行業自律上限約束，尚未徹底放開。而對銀行來說，如果放松管制會造成存款利率的上升，導致利差收縮、盈利下降，也會構成整個利率市場化進程中最值得關注的風險點。本文首先總結了境外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驗，從中發現，在利率市場化，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隨著存款成本上行，銀行會傾向於提高信貸投放的風險偏好，以此來提升信貸利率，以保住利差水平。

本文主要參考中國臺灣和日本的經驗，因為這兩個經濟體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與發展的歷程與其最為接近。

（一）中國臺灣的經驗

中國臺灣於1976年開始實施利率市場化，採取漸進式推進，用時較長。1986 年初，開始進一步放鬆存款利率上限，直至198

1990 年開始，中國臺灣銀行業還有一件大事，就是放開民營銀行准入，銀行數量快速增加，行業競爭加劇，並在2000 年左右達到銀行數量的頂峰。在這一過程中，由於高度同質化，行業競爭極其慘烈，導致銀行投放貸款時大幅放鬆標準，放款質量惡化。此外，1990 年又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房地產泡沫破裂，首先導致中小銀行經營虧損，甚至陷入困境；最後，則是全行業經營陷入困境。

縱觀中國臺灣的整個改革歷程，本文未發現銀行出現利差大幅收縮的現象，一般維持在3% 上下波動，即使存款利率抬升，銀行也通過提升貸款利率來保住利差。其利差出現大幅下降，是在2001年美國科網泡沫破裂、全球貨幣政策寬鬆之後。其中，值得警惕的是，為了提升貸款利率保住利差，銀行放鬆了信貸標準，風險偏好上升，為後續銀行資產質量問題爆發埋下了伏筆。

（二）日本的經驗

二戰後，日本實施了非常典型的“人為低利率”政策，用於戰後重建工業體系。1977 年開始，利率市場化進程啟動，全程花費了近20 年時間，在1994 年完成了存款利率的市場化。但此後日本的存款利率依然會受到一些業務規則的制約，並不是銀行與客戶隨意定價。

在這一過程中，銀行業利差變化也不明顯，甚至在1995 年初由於存款利率下行更快，利差反倒反彈了。但由於整體背景是1990 年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貨幣寬鬆，利差整體上還是緩慢下行的（見圖10）。在此期間，一些大銀行實施價格競爭，降低貸款定價、提高存款定價，導致一些缺乏競爭力的小銀行倒閉。同時，和中國臺灣類似，日本的銀行為了保住利差，也開始提高風險偏好，剛好又是資產泡沫期，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和股市，最後釀成行業悲劇。

從上述兩個東亞經濟體的經驗來看，無法找到存款利率放開後全行業利差收縮的證據（利差收縮多為後續的貨幣寬鬆造成的）。以我國為例，在未來更為理想的傳導狀態下，存款利率一定程度上向更低的貨幣市場利率迴歸，貸款利率也隨著整體負債成本下降而下降，利差確實有可能保持穩定。

但是，除利差之外的影響確實又是值得警惕的，主要體現為行業內部的分化，各銀行存貸款業務基礎不一，一般來說，小銀行受影響更大。部分銀行為保住利差或放鬆信貸標準，或參與惡性價格競爭，均可能造成不良後果，主要是資產質量問題。而對於業務基礎好、風險定價能力強的銀行，則能夠平穩度過改革期。同時，保持嚴格監管、遏制銀行為了利差鋌而走險，也非常重要。因此，本文預計，我國在未來行業監管依然會保持高壓態勢。

5 銀行業錘鍊“內功”較為緊迫

在利率並軌過程中，對於我國的銀行業而言，一方面，銀行行為是打通政策傳導的關鍵；另一方面，銀行也需要調整經營與管理，以適應利率完全市場化之後的經營環境。目前，利率市場化形式上已經完成，最後的步驟更多體現在銀行的“內功”錘鍊上。全行業面臨幾項艱鉅的任務：

第一，需儘快建立健全科學內部定價能力和風險定價能力。目前，大部分貸款的定價已實現完全市場化（少部分品種存在窗口指導），但各銀行的貸款風險定價能力不一，這涉及很多因素。首先，取決於FTP 制定的科學性、及時性，能夠把政策效果通過FTP 傳導至基層經營單位；其次，基層經營單位考核也需科學合理，從而在資產、負債各項業務上體現政策意圖。銀行內部價格測算不準、機制傳導不暢，不僅會影響貨幣政策效果，也會影響銀行自身資產負債策略的合理調整，影響效益最大化。目前，尚有銀行未建立成熟的上述體系，需要儘快建立健全。

第二，儘快提升對利率和流動性風險的管理能力。在打通利率傳導之後，並不一定意味著利率變高或變低，而是各種利率向市場利率的迴歸。而在利率完全市場化環境中，這就意味著利率波動、資金波動會加大，銀行的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也會隨之加大，需要強化相應的風險管理能力。例如，要熟練掌握藉助利率衍生品管理利率波動的風險，還要藉助資產證券化等其他手段，管理好流動性風險。當然，這些能力不但可應用到自身經營上，還能體現為技術輸出。例如，為客戶提供風險管理服務，也能帶來效益。因此，利率市場化將考驗銀行的全面風險管理能力。

第三，儘快找到自身的客戶定位。一般而言，利率市場化全面完成後，債券市場利率與信貸利率會較接近，存貸款業務“脫媒”會加劇，不同的銀行需要找準自己的差異化戰略定位。在貸款方面，對於信譽卓著的大型優質企業而言，發行債券成為了方便的選項，這會逼迫銀行業的客戶定位進一步下沉。目前，我國銀行業客群格局大致為，大型銀行服務大型企業，股份制銀行服務大中型企業，城商行、農商行等中小銀行服務中小微企業。但各類銀行均有“傍大款”的傾向，儘可能服務偏大、偏優的企業，尤其是部分規模上一臺階後的城商行。但將來，優質大中型企業貸款脫媒，大型銀行可為之提供綜合金融服務；而中小微企業難以“脫媒”，而且是越下沉越難“脫媒”，因而會成為中小銀行的主戰場，大型銀行也會介入一些標準化程度較高的部分，例如，個人消費貸。在負債方面，大型銀行由於有龐大的結算網絡，會留存大量結算存款，難以“脫媒”；但中小銀行則面臨較大壓力，需要精耕細作中小微企業和個人客戶，爭取結算存款。其中，資產能力強的中小銀行，可以直接使用批發負債（見表3）。

上述“內功”的差異，最終會體現為利率市場化環境中不同銀行的競爭優劣勢，必須予以高度關注。

來源 《國際金融》

監製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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