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部《我不是藥神》火遍全國，除了讓徐崢更光彩奪目外，也激起了老百姓對天價藥的憤怒。

有人說：“外國製藥企業太黑了，一瓶藥從2000元賣到40000元，不顧病人死活，政府應該實行價格管制，不讓他們賣的這麼貴！”

也有人表示不解：“為什麼印度能生產便宜好用的仿製藥，我們國家就不能生產呢？”

隨著人們對進口天價藥議論的加劇，針對國產藥也產生了各種疑問。什麼成本幾毛錢的藥片為何能賣到幾十甚至上百元；什麼藥品就不該做廣告，只會給病人加重經濟負擔等等。

老百姓的議論聽上去似乎都有道理，但事實真是這樣嗎？我們是否對藥品企業還存在哪些認識上的誤區？要回答這些問題，《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可以幫到我們。

《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作者是托馬斯·索維爾，他是美國當代傑出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曾在政府部門擔任經濟顧問，獲得過包括總統人文成就獎及全國人文學科獎等各種讚譽。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他主張“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認為政府要想幫助窮人，真正應該做的是教給他們“漁”，而不是分配給他們“魚”，也就是要教給窮人知識，而不是分給他們財富，他覺得一個人擁有的最大的財富是學識和技能。

在本書中，托馬斯·索維爾用經濟學眼光帶領讀者重新審視住房、醫療、移民等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話題，解讀背後的經濟學邏輯。讀完此書，你將學會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擺脫短視思維的侷限，用更具深度和高度的見解去闡釋遇到的問題，而不被表面現象所迷惑。

那麼關於天價藥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樣的經濟學思維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種新藥的問世，總是伴隨著高昂的固定成本（研發成本）和低廉的可變成本（生產成本）

任何一種藥物都不是想生產就能生產出來的，它要經歷一個漫長的研發過程以及試錯過程。

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白血病患者服用的神藥—格列寧，原型就是瑞士諾華製藥公司生產的治療慢粒白血病的靶向藥—格列衛。從1889年開始直到1990年，科學家為了找出白血病的病因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

到了1992年，五名科學家（後人稱為格列衛5虎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經過無數次失敗和試驗，終於發現了編號為ST1751的抑制劑，這個抑制劑就是格列衛。

雖然藥試驗出來了，但還需檢驗療效，當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非常少，臨床試驗困難。一位叫蘇珊的病人自願讓科學家在她身上測試，並召集了4000多名患者聯名懇請諾華公司生產該藥。因為研發成本高昂，諾華公司本不想投資這個項目，但最終被蘇珊所感動，投資50億元開始研製。

2001年，格列衛通過美國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正式上市。所以，別小看這一粒白色的藥片，它的身後是130年的研發時間還有50億美元的鉅額投入。

在一些短視思維的人眼中，他們看到的只是藥物的物理成分，比如原料、包裝等等，這部分通常都比較便宜。但它背後蘊含的如天文數字般的“知識成分”—長達數年的研發歷程，為研製新藥成本高昂的試錯過程，這些他們卻視若無睹。

對於製藥公司公司來說，他們必須用賣藥的收益來彌補失敗藥物研發損失的成本，否則就無法給公司員工支付工資和養老金，也無法給投資者提供合理的投資回報，而後者則決定了投資者是否能繼續提供鉅額資金用於新藥的研製。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一瓶正版的格列衛為什麼會賣到40000元一瓶了，同樣，那些成本只有幾毛錢的藥片能賣到幾十甚至上百元也是這個道理。但有人或許會問：“仿製藥那麼便宜，我們為什麼不生產仿製藥呢？”這還得從我們國家對仿製藥的法規說起。

一味生產仿製藥是短視思維的結果

美國《紐約客》專欄作家詹姆斯·索羅維基在《沒有利潤就無法治癒》一文中曾提到：從發現細菌目標到使一種新藥投入生產可能需要長達15年的時間並花費數億美元。

而生產仿製藥的公司，成本只有藥物的生產成本，沒有研發成本，成本很低，所以這些製藥公司能夠以比研發該藥物公司的定價低得多的價格獲取高額利潤。這也就是電影中印度產的格列寧為什麼只賣2000元的原因。

我國目前一方面鼓勵研發新藥，另一方面也積極倡導仿製藥，但對於仿製藥，前提是不能侵權，必須是原研藥的專利到期才能仿製。

印度的製藥企業經常破壞藥品在本國的保護期，偷偷摸摸地仿製他國的原研藥，仿製藥甚至成為印度的主要經濟產業之一。

有人說“有病無藥是天災，有藥無錢是人禍”，對仿製藥，我們無法做出更好的比較。當生命垂危，卻因為價高吃不起時，仿製藥可以帶給病人生的可能。

但如果從長期影響來看，我們又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固定成本必須有人來承擔，如果新藥的研發仍要繼續，那麼迴避支付固定成本又如何能保障一定比例的投資以及新藥的成功研製呢？

如果所有新藥一生產出來馬上被人仿製，生產新藥的廠家掙不到錢，他以後還有動力去生產新藥嗎？如果所有的新藥都被仿製，所有生產新藥的廠家都掙不到錢，以後人類社會還能使用到新藥嗎？

這讓人想起臺灣著名主持人傅達仁，在長時間遭受胰腺癌病痛折磨後，他要求家人送他去瑞士完成安樂死，有尊嚴的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無法評判傅達仁的選擇，但是目前很多國家對安樂死還持有異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如果每個病人忍受不了痛苦就要求安樂死，那無異於會阻礙世界醫學的向前發展。

這也是我們看事情不止要看到短期影響，同時也要看到長期影響的主要原因。

醫藥廣告並不只是單純的為擴大銷售

我們通常認為企業做廣告就是為擴大銷售，以營利為目的。但是，對製藥企業，有些人卻覺得給藥物做廣告是在增加老百姓的負擔，是在掙昧心錢，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廣告可以讓藥企實現規模經濟

所謂規模經濟，是指由於生產專業化水平的提高等原因，使企業的單位成本下降，從而形成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遞減的經濟。

如我們上面所提到的，一種新藥的面試要經歷漫長的研發時間和鉅額資金投入，雖然藥品的生產成本很低，但固定成本卻高達幾億甚至幾十億美元。廣告可以為新藥增大銷量，這樣平攤在每單位藥物上的固定成本就會減少。

比如一種藥物它的固定成本是十億美元，如果有一千萬患者需要，平攤下來的固定成本是100美元；但如果是一百萬患者需要，則要平攤1000美元，所以，知道的患者越多，平攤下來的成本越低，患者越受益。

像格列衛這種藥物，個人購買非常昂貴，但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中主人公程勇的原型—陸勇的事情被曝光後，有更多人知道了格列衛天價藥的情況。這其實也是間接在給格列衛做了廣告。

此後，格列衛被國家納入基本保護藥物，由國家出面以大宗藥品名義與藥商進行談判，藥商看到需求量龐大，自然降低了該藥的價格。對病患和藥商來說，其實是一個雙贏的過程。

其次，廣告可以讓製藥公司迅速回收成本

大多數製藥企業對藥品被市場接受的速度都很關注，因為每種新藥都有專利保護期，如果不在這個階段迅速收回成本，過了保護期，就會被競爭對手生產仿製藥搶佔市場份額。

除了不利於該藥的銷售和新藥的研發，由於仿製藥與正版藥畢竟有差別，有可能還會對患者的治療產生影響。

另外，有些藥品廣告還可以挽救患者的性命，為患者提供信息。

八十年代初期，有醫學證明每天服用一定劑量的小阿司匹林可以降低男性犯心臟病的風險。但美國FDA為保證用藥安全，禁止該藥為這種用途做廣告。這樣做直接導致每年有幾萬人不必要的死亡。

不過FDA最終允許生產阿司匹林的企業可以宣傳該藥物能降低心臟病發作死亡率。但那些已然死去的心臟病患者，因為藥物廣告的推遲，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所以，廣告並非我們想象中那樣只會增加藥品的成本，加重病人的經濟負擔，那些只是我們短視思維的結果。如果用經濟學的思維來看待廣告的話，它產生的價值是非常大的。

以上是我們利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對一種藥品為何會產生天價，為何不能為了單純的經濟利益生產仿製藥，以及很多人對藥品廣告存在的認識誤區進行了深入剖析，讓我們對藥品的研發歷程有了更深刻的瞭解，釐清了很多真相。

更為重要的是，利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我們學會了看問題要擺脫短視思維，多問問自己“這樣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當我們學會更多的去思考一個決策後的長期影響時，就會對一件事做出更為合適的決定，同時在面對新問題時也能提出更具高度與深度的獨到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