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北京大學招生期間，參加閱卷的胡適在招生會議上說：“我看了一篇作文，給了滿分，希望學校能錄取這位有才華的考生。”主持會議的蔡元培表示同意。可當委員們翻閱這名考生的成績單時，卻發現他的數學是零分，其它各科成績也不出眾。由於蔡、胡兩人的執意，學校還是破格錄取了這名學生。
他就是羅家倫。
（羅家倫）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筆名毅。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西進賢。早年就讀於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在北大，他與傅斯年等人發起“新潮社”，編輯出版《新潮》雜誌。“五四”運動中，他與傅斯年被北大學生公推為代表，組織參加了“五四”大遊行，並起草了《北大學界全體宣言》。“五四運動”這一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的。
一
時下論及清華大學的校長們，世人首推梅貽琦。梅氏把畢身的精力獻給了清華，厥功甚偉，功不可沒。但對清華做過奠基工程的羅家倫，似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臺灣清華大學史研究者蘇雲峰說：“現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貽琦是清華大學的功臣，而不知道羅家倫的奮鬥成果與經驗，實為梅氏的成就，鋪下了一條康莊大道。”
羅家倫當年在清華究竟做過怎樣的奮鬥，取得哪些成果與經驗呢？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由美國人退回的部分庚款創辦的。這筆清華基金，名義上由中國的一位外長、一位外交次長和美國公使組成的委員會管理，實際上掌握在外交部高官手中。清華的校長曆來由外交部任命。到羅家倫時代，清華學校已易名為清華大學。羅家倫當校長後，憑著“有一點革命的勁兒”，毅然把清華大學易名為“國立清華大學”。他反覆強調“在清華大學前面增加‘國立’二字，是中國學術獨立的重要標誌”。同時，羅家倫想借此理順清華大學的隸屬關係，促使清華大學脫離外交部的管轄，歸順大學院（相當於教育部）領導。
羅家倫上任，邀請旨趣共同、有辦學經驗、富有學術威望的楊振聲、馮友蘭合作。他的就職演說標題是：《學術獨立與新清華》，希望“自此以後，學校有一新生命……以清華大學來轉移全國學風，以盡引導全國青年的使命。”“並以建設清華為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流大學，俾與世界先進大學抗衡為職志。”在倡導“學術獨立”的同時，羅家倫別出心裁地提出“四化”。吳宓日記有載：“羅氏以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四者為旗幟。又謂兼容幷包，惟賢是用云云。”在此後的兩年中，實踐了“四化”，其果是亦喜亦憂。馮友蘭說：“在羅家倫所提的‘四化’中，學術化的成功最為顯著，軍事化的失敗最為徹底。”所謂軍事化，羅家倫試圖用軍訓的方式來強化校紀。學校要求學生著裝統一，早晚點名，按點作息。無故缺席要記過，三次小過算一次大過，累計到三次大過即開除。早上要出早操，學生要著軍服，蹬馬靴。羅家倫身先士卒，堅持與學生一道出操。因紀律太嚴，素有自由主義精神傳統的學生們很反感。當時剛入學的張岱年就因為忍受不了早操的制約，轉學到師大。早操這一項，後來在學生們的“集體抵制”中被迫取消。
羅家倫是蔡元培的學生，又受過歐美教育的薰陶，在辦大學（包括後來辦中央大學）的理念上，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他接手清華便做了一番調查研究，發現清華有八大垢病：機關龐雜、冗員充斥；職員薪金過高、權力過大；對教員只重學歷、不重學識；浪費驚人等。羅家倫隨之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體制，堅持學校以教學為主體，教授為核心，大師為旗幟，並提高教授的待遇。馮友蘭說：“教員發新聘書，職員發新委任狀，突出聘書和委任狀的區別。在新聘書中，教員增加工資，在新委任狀中，減低職員的工資，特別是減少大職員的工資。”羅家倫認為“要大學好，必先要師資好”，他“以至公至正”的精神“為青年擇師”。公開表示在選聘教授時，堅決“不把任何一個教授地位做人情，也決不以我自己的好惡來定去取。”
羅家倫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教職員中凡不稱職、不勤勉者一概辭退。九十多位職員被裁去二十多位。原五十五名教授，被辭退了三十七位，包括外籍教師一視同仁。延攬了二十多位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諸如薩本棟、周培源、楊武之、朱自清、俞平伯、葉公超等等。還到英國劍橋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請了一批國際上一流學者來校執教。像陳寅恪、趙元任、金嶽霖、陳達等碩學之士，羅家倫親自出面懇請留任。有趣的是外文系的吳宓，早在五四新文學運動論爭時，吳攻擊新文學運動甚烈，與羅家倫還打過筆墨官司。羅家倫當校長後，吳宓心中不免有點惶惶，曾託趙元任探底。羅家倫聞後大笑：“哪有此事，我們當年爭的是文言和白話，現在他教的是英國文學，這風馬牛不相及。”羅家倫不僅禮聘了吳宓，還改善了他的待遇。吳宓在日記中說：“宓之月薪，已內定增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與人比較或虛空立論之態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後來，學校教授激增，單身教授一人一間宿舍不夠住。吳宓本來一人住了三間，還請梁任公題了塊“藤影荷香之館”的匾，學校請他讓出兩間。吳宓不高興，正式給羅家倫寫了封信，聲稱若要他讓房，他要跳後面的荷花池自殺。羅家倫犯難，最後請吳宓的一位老同學出面再三通融，終於說通了。羅家倫幽默地說：“大學校長亦無形中添了許多小市長的麻煩。”
另一面，羅家倫大刀闊斧砍去一些“濫竽”，包括洋人。有位美國教授叫史密斯，此公教英文和拉丁文，在課堂上從不講解，叫甲學生讀一段課文，又叫乙學生讀另一段。如此反覆。下課鈴響，即夾包走人。全校學生都叫他“老飯桶”。王文顯說他在美國是教初中都是沒有人要的貨色，可他在清華卻“教”了十多年。前任校長竟然送他一張“終生合同”。羅家倫不能容忍，請他出局。一荷蘭籍教授，在教學生彈鋼琴時竟對一女生非禮。羅家倫查實後，馬上通知那位外教“立即停職，聽候處理”。此舉一下子共辭退六名外教。被辭退的外教們運動美國公使馬慕瑞來說情。羅家倫十分策略，以“他們決不能代表美國的學術水平”為由，終於說服了美國公使。“老飯桶”臨行前又向羅家倫提出了六七項不近情理的要求，羅家倫以“最大限度的禮貌”斷然拒絕。羅家倫有魄力，有識見，不剛愎自用，如發現自己有做得欠妥的地方，馬上糾偏。他剛到清華，不重視體育，把體育部主任馬約翰降職降薪。不久，馬約翰率清華足球隊到天津參加華北區足球賽，得了冠軍。回校時，全校同學燃放炮竹，熱烈歡迎，把馬約翰從校西門一直抬到校內。羅家倫立即又將馬約翰提為教授，恢復原職原薪，而且還送他一隻銀盃作紀念。
羅家倫用人唯賢，不惜得罪自己的老師朱希祖先生，成為一時傳頌的佳話。歷史系的朱希祖教授資格最老，他是中國史專家。當時若聘他為系主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羅家倫覺得朱先生對世界史接觸不多，“這就無法使這個系走到現代化路上”。羅家倫不得不以校長身份兼史學系主任，佔了這個“缺”，留給一年後方可到任的蔣廷黻先生。當時貫通中外歷史的蔣廷黻博士在天津南開大學執教，羅家倫禮賢下士親自到天津去請。因蔣已受聘於南開，最初表示不願。羅家倫堅持，說“你若不答應，我就坐在你家不走”。他真的在蔣家“磨”了一個晚上，蔣廷黻只得答應等南開聘期滿後再去清華。羅家倫晚年在回憶中提及此事說：“縱然得罪了我的老師，但是我為了歷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為公義而犧牲私情了。”
二
在招生上，羅家倫開創了在大學招收女生的先河。新學年開學，一下招了十五位女生。他操辦此事有點“獨斷專行”，只在學校擬定的招生簡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個字，而事先並未呈報大學院批准。對特殊人才，他堅持“破格”錄取，錢鍾書即為一例。“我數學考得不及格，但國文及英語還可以，為此事當時校長羅家倫還特地召我至校長室談話，蒙他特准而入學。”羅與錢（錢鍾書）這兩位年齡相差一輪的校長與學生，後來兩人常通信，切磋詩詞，引為知音，成為詩壇的佳話。
羅家倫辦學是有戰略眼光的。為了使清華有長足發展，他想籌建圖書館、生物館、學生宿舍和氣象臺等教學設備。到任不久，他寫了份《整理校務經過及計劃》的報告，提出動用清華基金用於六大建設；同時要求改革現行的基金管理模式，即由清華自己掌握清華基金。羅家倫之所以耿耿於此，是因為他在1928年初擔任戰地政務委員時，偶然中見過清華基金賬目報告。發現那是一個黑洞！外交部掌權者，利用基金購股票、買公債、炒外匯，大肆中飽私囊。有筆股票抬頭寫的就是當時外交次長陳篆的名字，陳氏竟堂而皇之渾水摸魚提走二十萬現款……清華基金，是外交部一塊肥肉，誰當政都不肯放棄管理權。羅家倫的提議，遭到外交部強烈地反對，也有人來緩頰說情。羅家倫一概不睬，一面據理力爭，一面發動廢除基金會的社會輿論；並以壯士斷腕的精神，五個月內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辭呈，以“辭”抗爭。他說：“我的辭職不是對於黑暗勢力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辭職，換取清華資金的安全與獨立，和清華隸屬系統的正規化。”他在遞辭呈的前兩天，擬了一份近萬言的長篇談話，披露了清華基金被高官們貪汙、挪用的黑幕，還公佈前任清華校長挪用公款的問題。他將談話稿寄到上海《申報》《時報》《新聞報》和《民國日報》同時發表，引起社會關注。一場“惡鬥”後，原基金董事會終於撤銷，基金迴歸清華。後，羅家倫理智地將基金交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代管。他提出的六大建設項目的款子終於落到實處。後來，他一不做二不休，呼籲“改隸廢董”。“改隸”就是要清華大學與外交部脫鉤，隸屬教育部；“廢董”，即廢除清華基金會。為此，他採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拜訪了美國公使馬慕瑞、國府委員戴季陶、陳果夫和孫科等人。經一番努力，終獲成功。他說：“我承認我所取的辦法，有點非常，或者可以說帶點霸氣。但向黑暗勢力鬥爭，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徹底解決，不能不如此。……人家對我的仇恨我不管，我為的是清華的前途，學術的前途！”
（北京大學“新潮社”成員合影。後排右三為羅家倫）
三
1930年羅家倫黯然地離開了清華。其外因是當時閻錫山控制了華北，要掃除蔣介石的人；內因是清華有些學生對羅家倫不滿，要求他辭職。儘管要求羅家倫辭職這項議案當時沒通過，羅家倫還是採納了馮友蘭的意見，為維護校長的尊嚴決意離開。在他的辭呈沒有得到批准時，便拂袖到武漢大學當教授了。羅家倫在晚年所作的《我和清華大學》中有一段自我評說：“我雖然主持清華不過兩年，可是我相信我這兩年中艱苦的奮鬥，為清華大學打下了一個學術的基礎。”陳寅恪說：“志希在清華，把清華正式的成為一座國立大學，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論這點，像志希這樣的校長，在清華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1932年8月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他執掌中大十年，是中大發展最好的時期之一，也是他自己的“黃金十年”。他親自為中大作校歌。歌詞言簡意賅，蘊含豐富，以至到2002年南京大學（前身為中大）百年校慶時，有人提議取歌詞中“誠樸雄偉”、“勵學敦行”八個字為校訓。
他接手中大，便擬定“安定”、“充實”、“發展”的治校方針。不久另選了新校址，準備大展宏圖。孰料，剛剛進入“發展”階段，倭寇來犯，迫使中大遷入後方。他慨嘆“這件偉大的學府建設事業，當時竟陷入功敗垂成”。在日寇的炮火中，羅家倫堅持與中大共存亡。“中央大學每次（遭）轟炸，我都在場，我自己家裡的物件器具全部放棄，什麼事先盡公家，亦只有這種做法，才可以對得住中央大學這些同事。”由於他的睿智和才幹，在敵機轟炸中成功地指揮師生隱蔽，順利地遷運了貴重的教學儀器，為遷校後的中大保存了元氣並有所發展。當師生們稱譽他時，他只平淡地說自己“只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罷了。羅家倫是在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中離開南京的，隨身只帶兩隻小手提箱，裝的是幾件換洗衣服，連書案上的珍玩陳設一件也沒帶。有趣的是，他拿走了一瓶在清華當校長時招待客人沒用完的香檳酒，並當場對著酒瓶發誓：“不回南京，我不開這瓶香檳。”他前腳剛出屋，後腳空襲的警報就響了。一隊二十一架日本飛機在頭上盤旋，尋路去炸蕪湖的機場，在頭頂呼嘯而過……羅家倫從容地坐在汽車上，在如蟻的敵機陰影下疾行。
羅家倫一生交遊甚廣，在眾多的人際交往中，顯現了他的人格魅力。
蔡元培是羅家倫的恩師。羅家倫的留學、執掌清華時“惡戰”的勝利，都受惠於蔡元培。他與張維楨結秦晉，蔡元培是證婚人。蔡元培七十壽誕時，羅家倫與王世傑、胡適等六人擬集資在上海為老人置小築作壽禮，供“用作頤養著作的地方”。遺憾的是，因抗戰爆發未遂。
張元濟是羅家倫的恩人。羅氏本受實業家穆藕初的資助留學的。三年後穆氏企業瀕臨破產，羅家倫的經濟來源中斷。蔡元培出面，請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援手。張元濟慷慨解囊，羅家倫收到張元濟第一筆匯款後，書五千字長函申謝。張元濟見羅加倫是個英才，邀他回國後到商務當編輯。兩人書函不斷，成了忘年交。即令如此，羅家倫“不願無故累人而受人之惠”，堅持以兩本譯稿作抵押。羅家倫回國後，經濟稍一好轉，便分次璧還借款。張元濟一再婉辭，羅家倫還是借賀壽為名，說服老人收下。商務印書館毀於日人兵火，後張元濟主持商務復興委員會，在國內七大城市建贊助委員會。羅家倫勇擔南京分會會務，竭全力予以襄助。
對當初“提倡學術獎掖後進”的穆藕初先生，羅家倫沒齒不忘，工作後的他親筆給穆藕初寫信：“先生曾以提倡學術的精神，扶植我們學業的進展。我們歷年服務卻深愧很少成就，但是先生這種為學為公的精神長足為社會的法式，決不為我們成就的不多而有所貶損。我們在慚愧之餘，只能以繼續先生這種精神的一個小小方式來表示我們對先生的感謝和佩服……”1937年由羅牽頭提議，並與其他幾位受惠者集籌一萬元國幣，設“穆藕初先生獎學基金”，“獎進國內大學而清寒有志、學行優良的青年。”抗戰時，此基金延續多年，楊振寧亦是受惠者之一。
羅家倫小胡適六歲，與胡適是“亦師亦友”的關係。羅家倫始終尊崇、衛護胡適，雷震案發後，胡適返臺在日本停留期間，羅家倫與張雪屏悄悄打電報到東京，提醒胡適情況複雜：“雷案尚在法律程序階段，先生抵機場時記者及家屬必環繞，務請不必當場有所表示。”避免了可能發生的節外生枝。胡適猝死，羅家倫為其安葬、遺著出版、遺屬安置、擬墓誌諸事張羅了整整一個月。他送的輓聯是：“為文化拓荒，回祖國殉道。”
徐志摩的死訊是他在南京第一時間獲得的。山東教育廳向何思源打電報請示如何操辦徐志摩的後事，當時羅家倫與何思源正在一起。電報是羅家倫拆的，見後十分悲傷。於是，他代何思源擬覆電稿，叫有關方面“預備一副泰山柏木棺材為志摩裝殮。”又及時將此噩耗通知上海的徐家。
四
在同輩學人中，羅家倫與傅斯年的交情最深。
羅、傅是北大歲月的同學，雖不同系也不同級，但同為胡適的學生，因為新潮社的同事，同為後人並稱“五四健將”。那時他們風華正茂，共話天下大事，討論人生真諦，縱論古今中外，引領學界風騷。他們有共同的旨趣與理想，不過性格差異較大。傅斯年氣魄宏大，個性張揚，涵養不足；但率真，一旦知錯之後，馬上抱拳致歉。羅家倫在史學知識上稍遜傅斯年，但社交經驗豐富，穩健有涵養，又善解人意。兩人都很睿智，又有幽默感。羅家倫說：“當年孟真不免有一點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時彼此間不免因爭辯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見面不講話，可是氣稍微下去一點立刻就好了。”特別是羅家倫尊重傅斯年，敬畏他：“當時我的文章，雖然也有人喜歡看，可是我總覺得不如孟真的厚實，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 晚年還喜歡說“我的同學傅斯年”這句口頭彈。
羅家倫與傅斯年是患難朋友。出國留學他們都是窮學生，常有掉鍋之危，大家都義不容辭互相“拆東牆補西牆”，同舟共濟。大家都當過“窮鬼”和“富人”。某年羅家倫在柏林衣物遭竊，傅斯年聞訊，立即要把自己的外套和帽子借給他禦寒。即這一事件，傅斯年仍不忘打趣：“聞真人（他送羅的綽號）道心時有不周，衣冠而往裸體而歸。”
讀北大時，兩人不住同一宿舍。冬天一大早，羅家倫喜歡到傅斯年的宿舍聊天，見傅還在焐被窩，便掀他的被子，兩人追逐得雞飛狗跳。1924年，蔡元培遊德國，他們一班老學生陪蔡先生遊波茨坦的無愁宮。傅斯年專心欣賞伏爾泰的石雕像掉隊了。羅家倫找回他。蔡元培問傅斯年看什麼，羅家倫立即嬉笑著編故事，說：孟真在對伏爾泰深深一鞠躬，口中唸唸有詞，我聽他念的是李義山的“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實憐君”那兩句詩。被調侃的傅斯年掏拳便要打……
傅斯年率真得可愛，在老朋友面前毫無顧忌，真態可掬。有次在羅家倫的照片上題的字竟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羅家倫與張維楨結婚時，傅斯年寫信祝賀：“道喜！磕頭道喜！一萬萬次磕頭道喜！”傅斯年與俞大綵結婚後，生活很幸福，他常誇俞大綵的小品文寫得如何如何好，小真書寫得如何如何好，說得神采飛揚。羅家倫心裡為他祝福、高興，但嘴上卻損他：“大綵賞識你，如九方皋伯相馬。”傅斯年被激得要撲打羅家倫。
只要兩人在一起就要“鬥”，但更多的是關愛。1950年12月18日，羅家倫造訪傅斯年，見老朋友還是那樣不要命地拼命工作，不禁為他的健康擔心，勸他注意身體，要善於養氣。還故意用諷刺的話激他：“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擺出一副搏鬥的架勢。小心遭人反攻。”傅斯年當時不以為然。遺憾的是兩天後，傅斯年腦溢血突發辭世。羅家倫不勝悲哀，立即寫了篇聲情並茂的悼念文章《元氣淋漓的傅孟真（名斯年）》，稱他是“縱橫天岸馬，俊逸人中龍”，讚美他的才氣與風格。末句是“這種淋漓元氣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氣，和人生的生氣！”
他對師長的敬愛是至誠的，對下屬是親切、自然的，連普通工作人員到他房間，他都握手示坐，走時起身奉送。蔣廷黻生前常對人說最早賞識他的是羅家倫。羅家倫說“廷黻這話太客氣了”。羅家倫為蔣夢麟做“傳略”時仍虔誠地說：“此篇還是用語體文寫成，唯恐先生英靈暗笑‘五四’時代北大老學生沒有長進！”
羅家倫向來自奉甚儉，病倒之前一直自帶便當盒飯上班。有人勸他不宜這樣儉樸，他卻說“讀書人應該如此”。老朋友勸他應珍惜晚年的精力，留下時間寫自己的回憶錄傳世。他卻說“應該傾注全力給國史奠基礎”。
羅家倫喜愛收藏古字畫，生前參與與王世傑等甄選《藝苑遺珍》、《故宮名畫三百種》工作，併為《故宮名畫三百種》英文版撰寫序文。羅家倫去世後，九十八歲的夫人張維楨在臺灣紀念羅家倫誕辰100週年（1996）大會上，遵照羅家倫的遺願將畢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歷代珍貴古畫四十件（前已捐二十三件）全部捐給臺北故宮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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