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滅亡後，中國進入了一個分裂的時期。從公元907年到979年的七十多年時間裡，一共出現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個朝代以及前蜀、後蜀、吳、南唐、閩、南漢、楚、吳越、北漢和荊南等十個割據政權，這就是“五代十國”時期。

五代十國時期的朝代壽命都很短，一般也只有十年左右的壽命。當時北方地區戰爭頻發，社會經濟受到重創，大量流民遷徙到南方，為南方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契機。

當時的形勢是北方雖然軍事方面強大，但相互征戰，無暇南征；南方那些割據政權實力弱小，為了提高國力，南方的割據政權比較注意輕徭薄賦，對人才也比較重視，所以文化比較發達，詩詞和繪畫等藝術得到長足進步，南方士子也對讀書非常重視，他們也想通過讀書進入官僚階層，實現個人價值。

一、五代十國的科舉制度

五代十國時期，取士基本沿用唐代的科舉制度。而南方政權對科舉更為重視，雖然處於亂世，但科舉仍舊照常進行。

比如南漢政權在短短十幾年中，幾乎每年都開科取士，一共舉行了十三次科舉，選拔了近二百名進士；南唐也舉行了十餘次科舉，選拔了進士一百六十多人。

五代十國的科舉，分為進士科、明經科、明算科、明法科等科目，但以進士科為主。進士科主要考察儒家經典的掌握和時政對策，由於亂世讀書人較少，所以難度相比唐朝有所降低。

考試時除了考生在紙上寫出文章外，還會對考生進行面對面的策對，考察考生的反應能力和表達能力。只要答案基本上符合儒家的經典要義，一般都能過關。

(科舉）

雖然難度降低了，但此時的讀書人水平與盛唐時期相比，下降得厲害。由於長期戰亂，教育制度遭受破壞，讀書人的數量和質量都有所下降，即使有讀書人，也以書呆子為多，知識運用能力很差。

所以各國對考試的難度一再降低，從開始的沿襲唐朝的標準降低到五經只要通三經就可過關，到最後放寬到通兩經即可。而五道對策題，只要答對兩道，其他幾道不偏離得太厲害，也可以算是乙等。

五代取進士，在文章與對策之外，還會進行詩詞的複試。

公元930年的一次複試中，二十四名通過初試的準進士中有九人的詩詞水平極差，幾乎是不通音律，因此只錄取了十五名。

正是因為教育水平和綜合素質的下降，許多士人憑真才初學無法實現科舉入仕的夢想，所以各種歪門邪道紛紛登場，揭開了五代時期長達五十年的讀書人與官府的做弊與反作弊的鬥爭。

二、五代十國時的作弊手段

五代時期士子考試作弊的手段五花八門，有冒名頂替的，有託人走關係走門路的，也有請槍手代考的，還有夾帶書籍入場的。

除了考試者之外，考官、考吏以及朝廷一些大員也紛紛被牽扯進來，形成一條完整的利益鏈和灰色產業。

考試作弊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場外的，一類是場上的。場外手段以冒籍、請託、行卷幾種最為常見。

所謂“冒籍”很好理解，類似“高考移民”。五代時的考生，先是由當地政府進行初試，稱為“解試”，通過解試後才能有資格參加全國性的考試。

而由於各地教育水平參差不齊，有的地方名額多，有的地方名額少，所以難易程度也不盡相同，這就為一些精明的考生“冒籍”提供了可能。

一般來說，首都及其附近地區都是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這些地區解試的名額多，通過考試的難度相對較小，是冒籍的熱門地區。

此外，一些具有讀書傳統的州府文風較盛，讀書人比較多，分配的名額也多，也深受冒籍者的歡迎。

早在唐朝時，京城附近地區的解試通過名額相當於全國的一半，所以一些文化比較落後地區的士人便想辦法將戶籍遷到文化發達地區，以便順利通過解試，獲得參加中央一級考試的資格。

“請託”就是考前利用權、錢打通關係，考試只是一種形式，考前就已被內定錄取的作弊方式，是最被人們痛恨的一種作弊手法。

冒籍者畢竟還要參加考試，還要有一點真才實學，而請託與人的水平幾乎完全無關。這是一種極不公平的作弊手法，有權有錢家的子弟可以大字不識幾個也能高中，於國於民都無半點好處，所以也是政府打擊和取締的重點。

後漢權臣高遄擔任主考官時，就將另一權臣李仲舉的兒子、侄子四人全部錄取，事發後全國一片譁然，讀書人紛紛罵高遄“以國恩報私德”，要求嚴辦高遄。

但是高遄在李仲舉等權臣的庇護下，僅被罰俸一年。

南唐士子聶嶼向考官鄭珏行賄，鄭珏收下錢後忘記錄取聶嶼，聶嶼上門找到鄭珏，表示如不錄取自己便將鄭珏收錢之事告之天下，鄭珏連忙進行暗箱操作，又將聶嶼補為進士。

這種事情在五代的官場上是司空見慣之事，所以當時的科舉毫無公平可言。

舉子

有一些有真才實學的讀書人，為了保證自己錄取，會在考前為自己宣傳造勢，用文章來包裝自己，獲取一定的知名度，這種做法叫做“行卷”，在某種意義來說並不算是作弊，只是一種包裝手段。

很多士子會在考前以自己的文章、詩詞去拜會一些文壇大佬，想獲得他們的賞識和推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給考官帶去一定的壓力。

唐朝有不少大詩人都做過這樣的事，杜甫、白居易、李商隱都做過同樣的事，雖然後來他們結局不盡相同，但這種“行卷”的作法確實讓一些有才之士被髮掘出來，步入官員的行列。

場內作弊手法指的是在考場上使用的、能幫助考生獲得較好成績的作弊手法，主要包括夾帶書本和調包兩種。

科舉考試本來是閉卷考試，按說是不能帶書本進去的。但由於五代十國的士子們平均水平真的較差，所以政府從實際出發，允許他們在場內查閱由官方提供的五經四書，但嚴禁士子攜帶其他參考資料入場。

為了保證公平，士子入場時會進行搜身。而一些作弊的士子會事先買通有關人員，在搜身時走走形式，其實還在考籃或者衣物之內夾帶請人做好的文章或者資料入場。

（夾帶的資料）

夾帶資料是一種帶有賭博性質的作弊方式，如果考試題目太偏或者超出士子事先準備的資料，夾帶的作用有限。

所以有些有錢的士子會用“調包計”，請高手冒名頂替自己參加考試。由於古代沒有照片，准考證上對考生的相貌描述也比較簡單，在事先打通有關關節之後，冒名者很容易混入場內。

這些冒名者在考卷上填寫僱主的姓名和籍貫，然後自己答題，即使有人巡場，也不容易發現，更何況這種情況多數在事前都已打通關節，所以查出來的情況極少，非常安全，效果也非常不錯。

大詩人溫庭筠就多次幫人代考，人送外號“溫救人”，形容他幫不少士子實現了入仕之夢想，好像觀音菩薩一樣“救世救人”。

三、官方應對作弊的措施及意義

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作弊的，就會有防作弊的措施，主要方式有四種。

一是認真檢查。

加強對考生入場時的檢查，防止他們夾帶私貨進場。為了有效防止事先溝通，考試之日搜身的任務由軍隊士兵進行，且士兵們的抽調是隨機的，儘量減少買通搜查者的可能。

這些士兵一般來自京城的防衛營，考試前一天抽調到考院，不得與外界接觸，確保他們不參與舞弊。由於軍營的士兵成千上萬，抽調哪些人搜身只有主考官與防衛營的將軍等少數人掌握，對搜身的士兵，士子們不可能逐一買通，可以最大限度的減少夾帶的可能。

（搜身入院）

二是“鎖院制度”。

一般來說，主考官和副考官是在考試前半年任命，但協助他們工作的工作人員僅在考前三天才公佈，這些工作人員一經公佈，必須集體住進考試院，杜絕他們與外界的接觸，隔斷一切聯繫，讓想作弊者找不到請託之人。

這個制度源自唐代科舉，唐朝時鎖院制度比較嚴格，主考官要提前三個月住進考試院，而五代時只須提前三天入院即可。

這項制度減少了一些小吏們舞弊的可能性，但對主考和副主考等關鍵人物的防範還是不夠，他們完全有時間有機會參與舞弊。

三是禁止請託。

五代十國的各個國家，對請託的打擊都很嚴厲。統治者知道這是最破壞考試公平的一種作弊方式，如果不嚴格防範，連目不識丁者都有可能憑藉關係或者金錢加入到官僚隊伍，對統治者沒有一點好處，所以都制訂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制止請託行為。

如果主考官或者副主考在取士的過程中受人賄賂或者因為人情取了不合格的士子，一經查出，考官以下均要判處流刑，行賄者除去功名，終身不得再考。

如果買通多位考官的，可以判處流刑、充軍或者籍沒家產。如果有士子舉報請託行為，查證屬實的，請託者的功名由舉報人填補。

這樣就是在無形中利用考生監督考試，能夠發動廣大考生的監督積極性，在考生、家屬及親朋的上萬雙眼睛的共同監督下，很好的扼制了請託現象的發生。

雖然不能說百分百杜絕，但畢竟數量上減少了很多。

四是隨機抽取錄取者進行復試。由於幾乎每次考試都會有作弊現象發生，五代十國的君主們會在錄取的學生中隨機抽取數人參加複試。

皇帝會讓吏部將他們的試卷取出，交給由吏部、國子監、御史臺等機關組成的評委會品評，然後在金殿上隨機命題，讓錄取者以詩賦的形式答題。

複試評委們根據答題情況寫出自己的意見，彙總後交給皇帝決定。如果複試中不合格者，取消他們的成績。

（複試）

五代十國中，有後梁、後漢等幾個國家取士還採用試卷糊名的方法，考生試卷上的名字被密封起來，改完卷後再拆開，也是對作弊行為的一種有效的防範措施。

對於查出來的嚴重作弊者，或者民憤極大，影響惡劣的舞弊案，各國處理都毫不手軟。

一般主考和副主考發現舞弊情節，一律罷免官職，嚴重的要充軍或者判處流刑；對取士過程中責任心不強，導致水平不高的士子混入錄取名單之中的，考官如無受賄行為者，罰俸三個月；如果有意抬高士子分數，導致水平不夠者錄取的（水平不夠的意思是考生有一定水平，但不足以名列前茅），罰俸半年至一年。行賄的考生除終身不得再考之外，視情節和影響也會被判處相應的刑罰。

五代十國時期，雖然戰爭不斷，但統治者為了統治的需要，對科舉取士還是非常重視的。正是他們接過了隋唐科舉的接力棒，並且在防止科舉舞弊方面做了各種嘗試，為之後的宋朝科舉的興盛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北宋初年的科舉幾乎是完全沿用了五代十國的科舉模式和防舞弊措施，是繼承了五代十國改革的成果。而重視科舉舞弊行為，也反映了科舉考試地位的不斷加強，制度越來越完善，為之後的宋、明、清等朝代提供了寶貴經驗，意義還是非常重大的。

參考資料：《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五代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