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故宮180多萬件文物相比，戰前南遷的只是比例極少的珍品。

從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8年，是故宮淪陷的8年。其間，故宮國寶南遷的故事已經耳熟能詳，但留守在淪陷區北平的故宮，建築是否被破壞、文物是否有丟失、人員是否有傷亡？

成立於1925年的故宮博物院，九·一八事變之前可謂正處於初創時期，文物清點、宮殿維修、人員調配，百端待舉。此時期的故宮得到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重視和支持。據故宮早期院史資料，1929年，剛剛在名義上實現統一中國的蔣介石慷慨解囊資助經費6萬元，分六次撥解，用於支持故宮古建。中華門以內直至保和殿一帶，以前歸內政部成立的古物研究所管理。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通過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提出的議案，決定由故宮接收此區域，並接管古物陳列所。提名此議案的理事名單中，蔣中正（蔣介石）就赫然在列。

突如其來的日本侵華，打亂了兩處合併的計劃。為避免文物遭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大肆破壞的慘劇再度上演，故宮在九·一八事變後即著手準備文物遷移工作。1933年1月，日本入侵山海關不久，故宮當月9日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文物南遷。最終，五批共13427箱又64包文物南遷。包括書畫9000餘幅、瓷器7000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玉器無數，文獻3733箱。

但即使此後尚有增添，故宮初建時文物數量應該也不下百萬件，和故宮180多萬件文物相比，南遷的只是比例極少的珍品。大部分故宮文物，還是留在了淪陷區北平。

院長更迭風波

七七事變爆發之際，故宮院長馬衡等主要人員正在南京忙於精品文物西遷。負責留守北平的，是時任故宮總務處處長的張庭濟。1937年11月，張庭濟曾代表北平留守職工向國民政府行政院請示。當月，行政院給故宮寄來訓令，要求“應於可能範圍內，盡力維持”。至於張庭濟所提及的困難情形，行政院雖表示“該院留平工作人員處境艱危，自屬實情”，卻無能為力。

根據《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記載，北平淪陷之後，由於經費無著，經請示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同意，自1937年10月起，故宮接受偽北平地方維持會每月發給的維持費一萬元。

隨即而來的院長更迭事件，讓維持費發生了變故：1938年1月，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權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成立。3月中旬該會委員長王克敏欲來故宮博物院兼任院長，但被故宮博物院所拒絕。於是院長問題就此擱置，至1942年，北平偽政權和日方均未乾涉故宮內政，只是維持費從此僅發原來的一半。

經費緊張，故宮職員生活費只能打折發放，工資最高的僅得三四成，工資最低者則照原額髮給。一面是物價高漲，一面是收入降低，故宮職工生活極感艱難，甚至有因衣食不足導致生病死亡者。

1942年6月30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1940年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併入汪精衛的偽南京國民政府，改此名）任命祝書元代理故宮博物院院長。祝書元是前北京政府內務部總長朱啟鈐的老部下，清朝末年就參與管理北京市政。7月1日，祝書元走馬上任之際就立即聲明“是奉命維持，並非接收”，也因此並無交接儀式。

據著名古建專家、故宮前副院長單士元回憶，祝書元前來擔任院長，還是張庭濟活動的結果：當時故宮內部有人勾結投靠日本的清室遺老，想要收回故宮。張庭濟見風聲不好，便去找了北平偽政權的一個頭目汪時璟（據說張與汪是同鄉同學）。過不多久，便有祝書元接管故宮之事，“這樣一來，就把故宮內外那些企圖攫取故宮博物院大權的漢奸壓了下去。再者，既有偽組織接管了，日本人也就未插手故宮”。

淪陷期間，故宮照常開放，書畫、古籍依然重印、出售，文物整理工作照舊進行。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不僅點驗完畢所有留北平文物，故宮還啟封了十年前在所謂“故宮院長易培基盜寶案”中被法院封存的文物箱件，並進行了整理。由於經費緊張，像養心殿原狀恢復等工作只得暫緩辦理。但對殘破嚴重的故宮御茶膳房、南大庫以及景山花洞子等，還是進行了修繕。這些，自然也離不開代理院長祝書元的支持。

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政府最初將祝書元定為漢奸。故宮獲悉後，立即出具了證明：證明故宮文物在淪陷期間沒有受到損失，並肯定祝書元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最終，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把祝書元從漢奸的名單裡剔了出來，也算是善有善報。

圖書遭毀、地方被佔

坊間不少傳言，淪陷期間故宮大量珍貴圖書為日偽所毀。比如《淪陷前後張庭濟與“奉命維持”的北平故宮博物院事業》一文中說，敵、偽憲警兩次劫走太廟圖書館圖書216314冊，雜誌305655冊；撕毀書籍2626冊，雜誌4131冊；另焚燬雜誌 5896 冊等。

是否真的如此？單士元對此予以否認。他曾撰文指出：有人著文列舉數字說這一時期故宮的圖書受到很大損失。其實，這裡說的書並不是故宮中的珍貴書籍，而是太廟（現勞動人民文化宮，當時屬故宮博物院管理）閱覽室中一些帶有青天白日旗標誌的圖書雜誌。警察怕日本人見了尋釁鬧事，就將其撕毀了。這些東西不屬文物。

更權威的說法，見於《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中的《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歷變八年簡略報告》。寫於1945年6月的《報告》，透露此次圖書風波始末：日軍曾先後兩次到故宮太廟圖書館檢查。第一次是1938年6月，運走新書、雜誌並撕毀10985冊，還下令將報紙搬到指定空屋封存，將圖書館負責人帶走，拘留兩天後才釋放。第二次是1939年3月，拿走雜誌37冊。根據故宮方面的報告，這些新書、雜誌，主要是因為宣傳三民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而遭難，“原藏舊籍部分完整無損”。

撕毀、封存圖書之外，日方曾向故宮索取皇家輿圖。1937年10月25日，偽北平地方維持會顧問、日本人武田熙和喬川時雄，強行借走了故宮文獻館所藏車臣汗部所屬各旗遊牧地圖。經故宮方面交涉，4天后送還。1939年10月12日，北平偽政府又前來索取該地圖和蒙古公田遊牧地界站路圖，將其交給關東軍，作為軍事之用。直到第二年4月，才將原件交回。但應該說，這只是借用，並非損失。

8年淪陷期間，故宮部分場所被日軍徵用。先是1939年6月、7月間，日軍擬借用故宮附近、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及北上門東西連房。當時，日軍已派人到皇史宬內測量，後因遭到故宮方面的拒絕而作罷。同年9月，日本特務機關通過偽北平市政府來函，商借皇史宬作為辦公地點，同樣遭到故宮方面的拒絕。但最終，皇史宬還是被偽華北電業公司借用。不過，這次借用屬於商用，電業公司方面與故宮訂立合同，故宮方面將皇史宬石室中的空匱運回奉先殿暫存後，電業公司將皇史宬用於儲存材料。

1945年1月和2月，日軍軍用物資紛紛向北京城內轉移。日軍1821部隊於2月15日強行佔用了故宮神武門北的大高玄殿。幸運的是，故宮工作人員事先將殿內所存檔案和瓷花盆等搶運回故宮，避免了文物損失。

除了皇史宬和大高玄殿，被日偽佔用的還有堂子，這是清代皇帝舉行祭祀的地方，今已無存，原址建了貴賓樓飯店。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強令借予偽防共委員會（後改為偽剿共委員會）使用。1945年1月，偽剿共委員會解散，堂子為新聞檢查所佔用。

日本投降後，故宮於1945年9月13日收回大高玄殿，10月12日收回堂子。

1937年7月28日，紫禁城中的日軍。

66座大銅缸被日偽徵用

長期戰爭使得日本戰備資源極度匱乏，1943年8月，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應日方要求，通令各機關收集銅類，規定凡屬官署團體或一般商店住戶銅品均得分別情形收集檢送。日偽此舉，目的為製造武器彈藥蒐集物資。也就是在徵集銅器運動中，故宮的66座大銅缸被徵收，遭受八年淪陷時期最重大的文物損失。

故宮的銅缸，本置於各建築物之前，作貯水消防之用的。日方覬覦這批銅缸為時已久，在平日參觀時就派人暗中進行調查。據故宮檔案所藏《故宮博物院對於平市歷次收集銅鐵應付情形始末記》一文，收集令下發後，故宮方面為了應付日偽機關，先收集散置於各院落的廢銅，得2095斤，後聯繫北京特別市政府秘書長、北京市金品獻納委員會委員劉宗彝商洽運送事宜。

但顯然，日方所需不止於此。第二天，劉宗彝就轉告：日方希望故宮將銅缸獻出。為了減少損失，故宮找出稍有破損的12件銅缸、銅礅，準備獻納。不久，北平特別市政府派參事王曾恩前來查視，同意將銅缸獻出，至於故宮院內“神威、制勝、神功三銅礅具有歷史價值，擬請保留”。日本陸軍第1400部隊也派人前來查看銅缸情形，準備起運。

令人奇怪的是，起運日期一拖再拖。正百思不得其解之際，故宮方面聽說：在一次會議上，日本人黑柳當眾披露軍方意圖：軍方覺得故宮所存銅缸甚多，如今僅獻出破銅缸12件，對此十分失望。

為完成日本軍方給北京所下達的收銅數量40萬斤的任務，黑柳直接找到故宮院長祝書元，希望故宮方面將銅缸大量獻出。但祝書元表示，故宮銅缸均編號登冊，屬於古物範圍，院方負有典守責任，不能自由處置。即便軍方需用，亦須呈政委會請示辦法。

將黑柳支走後，為防範日方任意提取，故宮方面緊急預籌對策：首先是摸清家底，統計發現，前後宮各院落所陳列之銅缸有二百多座，其中有刊明製造年代者，亦有無款識者。銅缸之外，銅質的爐鼎像設中，珍寶尚多。其次是將銅缸造具清冊，分為三類：（一）為明清兩代所造有款識者共98件，（二）為雖無款識而察銅色式樣略同於明代所造者125件，（三）為無款識，查其式樣不能斷定其時代者共54件。

最終，偽華北政務委員會令故宮方面獻出無款識、不能斷定時代的54座銅缸，以及無款識銅礅3尊。1944年6月19日起，66座（第一次12座，第二次54座）大銅缸、91具照明用銅燈亭、4尊銅炮和3尊銅礅等被日軍陸續運走，至24日運完。據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事後介紹，“系由北支派遣軍甲第1400部隊河野中佐於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運協和醫院，該部隊過磅後，運赴東車站，聞系裝車運往朝鮮”。

運走66座大銅缸等後，日方又於7月16日通過北京市金品獻納委員會給故宮來函，指出第三次公有銅品獻納需數甚巨，要求獻出太廟所存銅器，其中包括：磚門前銅缸4口，前殿內銅鼎2尊，中殿內大銅鼎11尊，小銅鼎12尊，後殿銅鼎4尊，及前後殿東西兩旁銅缸25口。

故宮方面據理力爭，去信指出“銅鼎系供桌上供器中之香爐，供器每份三件或五件，照原式陳列，略存歷史的意義，不便拆散”，銅缸則上年已奉令予以保存。與此同時，故宮聲明來函所說的銅器數量和故宮所登冊簿不符，尚需核查。7月21日，故宮就此向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請示。幸運的是，後者於10天后同意保留太廟銅器而要求故宮另籌辦法收集。在故宮答以“所存廢置銅品既已檢送於先，此時無從另籌”後，獻納委員會也未再追究，至此，最後一次獻銅事件不了了之。

檔案表明，日方徵集的不僅僅是銅器，還包括鋼、鐵。慈禧當年修建的西苑鐵路，此時已廢棄，但鋪路的鋼軌這次也未能倖免。史料記載：“收北海鋼軌四根，共六百八十斤。這些都是原西苑鐵路的鋼軌。另外還有十八根鋼軌在蠶壇等處蓋房時被使用。”歷史博物館當時存於故宮午門一帶的上千件鐵礅，也不幸為日方所奪，損失慘重。這些大鐵礅中，為元明兩代所造、有歷史價值者14尊；明清所造、無款識的1406尊。除有歷史價值的14尊仍妥為保存，加上每一類別的鐵礅留一件作為陳列品外，1420尊鐵礅中，大部分為日軍第1800部隊所運走。

經過三次索要，故宮“所藏銅缸尚存160口，要皆精品；銅鐵各礅凡元明清三代所造有歷史價值者，皆悉數保留。此外爐鼎像設歷代之珍，則巍然無恙。”大銅缸等，日方都運至天津再轉運日本、朝鮮等地。抗戰勝利後，故宮曾派員前往天津追討，結果發現“有的已殘破、毀壞，共重 4460公斤，較劫走時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 54個銅缸也不見蹤影”。最終，倖存的部分銅燈亭、銅炮、銅缸於1946年3月15日被運回故宮。

張庭濟和沈兼士是功臣

說起故宮文物南遷的功臣，大家如數家珍：馬衡、吳灜、那志良等。八年淪陷時期，北平故宮文物得以保全，全體留守職工等功不可沒。此外，故宮總務處處長張庭濟和曾任故宮文獻館館長的沈兼士也不可不提。

畢業於北大英文系的張庭濟，上學期間曾參加過著名的五四運動。1934年，他應故宮理事會理事長蔡元培之邀出任故宮博物院秘書，後為總務處處長。1937年北平淪陷，由於院長馬衡等南遷，院內工作由張庭濟負責維持，並在1938年擔任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

張庭濟的兒子張我良回憶：“日本人打來以後，漢奸政府為了進行某慶典活動，準備把故宮的一些宮燈拿出去。他（張庭濟）就不同意，他說凡是故宮裡面的東西，不能有一樣東西拿出宮外。經過他的堅持，當時留在宮裡的東西，沒有被他們拿到外面去。”

至於沈兼士，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曾同在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稱。他主持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對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的整理。1922年，遜帝溥儀以經濟困難為由，打算把故宮所存的《四庫全書》盜售給日本，且議定售價120萬元。沈兼士獲悉後，立即致函民國教育部竭力反對。最終，迫於巨大的輿論壓力，溥儀陰謀未能得逞，這部中華文化的瑰寶幸得留存中國。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沈兼士先後擔任文獻部主任、文獻館館長十幾年。

抗戰勝利後，沈兼士被任命為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負責包括故宮在內的平津區文教單位的接收事宜。1946年1月22日，德國禪臣洋行經理楊寧史將自己收藏的二百多件古代銅器、兵器“忍痛割愛”，獻納給故宮博物院，因張庭濟染病在身，由沈兼士主持接收；而代表中方接收被日本人掌控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有關圖書檔案者，也是沈兼士。

1947年，沈兼士不幸病逝。張庭濟則於1958年結束淒涼晚景，病逝於上海。1985年故宮博物院建院六十週年的紀念特刊上有這樣一段文字：“八年淪陷期間，在日寇鐵蹄下，儘管受到很大損失，但我院職工悉恪盡職守，保住了庫藏文物和紫禁城宮殿建築，這在當時確是難能可貴的。”這是對張庭濟、沈兼士們最好的告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北平故宮終於結束8年漫長的淪陷時期。10月10日，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將軍在太和殿廣場接受日軍華北司令官根本博中將的降書。那一天，北平萬人空巷，太和殿歡聲震天，古老的故宮見證了中華民族近代史上第一次抗擊外敵的完全勝利，由此也邁上了發展的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