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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09年，復旦大學中文系設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創意寫作”（MFA）專業碩士培養點，至今已滿十年。MFA剛剛獲批時，王安憶寫過一篇“寫作課程宣言”，叫《我們教他們什麼》。十年後的今天，作為這個專業講臺上的成員，我們想用切身體驗告訴關心復旦MFA的人：他們學到了什麼。
關於“寫作是否可教”，國內一直有不少爭議，儘管早在1897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就開設了創意寫作專業課，至今全世界已有幾百所大學設立創意寫作項目，而且確實培養出了一批“科班出身”的作家，比如當今英國文壇頗具影響力的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以及旅美華人作家嚴歌苓、哈金等。王安憶在她的“宣言”裡坦承：
“凡創造性的勞動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規劃設計所能達到的。”但她也告訴了我們什麼是“可教”的，比如故事、情節和文字，這些都在“人力可為的範圍”。
以復旦MFA今天取得的成績回過頭來檢驗王安憶的判斷，我以為是切中肯綮的：那些卒業出師、已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學員們，入學前大都沒有真正寫過小說。——可能和許多人的想象相反，入學面試時王安憶並不特別在意考生的創作經驗，她更關注的是考生是否做好了創作的“準備”，比如長期的閱讀積累，比如對日常生活的觀察。
復旦MFA今天的成績，首先當然歸功於學員們的創作熱情和不懈努力。但我以為，正是復旦為這些勉勵發奮的寫作者提供了一個“孵化”寫作才能的基地——正如東英吉利大學創意寫作教授安德魯·考恩在和復旦MFA師生座談時所指出的，那是一種“有效的寫作氛圍”。在這種氛圍裡，有“準備”的學員們便開始了寫作的學習和練習。
王安憶的“小說寫作實踐”是MFA學員的必修課，這門課的任務是寫一個虛構的故事——王安憶常常批評西方小說越來越輕視故事。開課前的假期，王安憶會先指定一個地方，要求選課學生實地探訪。這些地方大都很有來歷：由廠房改造的“田子坊”、曾為“遠東第一屠宰場”的1933老場坊、上海第十七棉紡織總廠改建的“上海國際時尚中心”、福州路舊書店、魯迅紀念館……她要求學生以當地為背景，虛構一個故事。先寫出開頭，拿到課上討論，回去修改和續寫，下次課再討論。如此週而復始，儘可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討論環節通常以王安憶的“質疑”開始：這個開頭有沒有繼續“生長”的可能性？如果有，你要怎樣選擇和利用這些可能？如果沒有，可以增加哪些資源？用王安憶的話說，這叫“無中生有”“無端生是非”，就“像萬花筒，略一轉動，百花盛開；再一轉動，千樹萬樹；再再轉動，繁花生錦，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很多初學者，往往在寫作前先有了一個想要表達的“理念”，這個理念通常還很大，比如生命的意義，比如工業文明對人的壓迫。但抽象的理念必須有一個合適的“殼”——也就是故事——來包裹它。但這些寫作者往往特別急於表達，迫不及待要和讀者分享他們頭腦中的睿智，於是故事每每被當作表達思想的工具。
王安憶的做法是讓這類學員先把自己的想法放一放，她會要求他們在課堂上描述自己的家鄉，回憶成長的經歷，通過一問一答，幫他們從切身的經驗裡找素材。學員們很快發現身邊其實有很多可供利用的資源。他們利用假期回到老家調研，採訪當事人，編寫年譜，查閱地方誌，繪製地圖……在王安憶的引導下，學員們學到的第一招就是從自己的經驗裡鉤沉寫作的材料。
故事的開展依託人物。學生作業裡每出現一個人物，王安憶都會鉅細靡遺地詢問細節：年齡、性別、長相、職業、婚姻、性格、成長環境……就好像這個人是真實存在著的。學生常常被問到啞口無言。在王安憶看來，作者應該對人物的底細瞭然於胸，故事方能自如開展；而人物的每個細節都可能左右故事的走向。但她很少主動告訴學生，應該賦予人物怎樣的特徵才能“生長”出故事，她只是不斷地提問。
很多學生擋不了三回合就敗下陣來，課堂裡因此會有那麼幾分“硝煙味”。但正是在和專業作家你來我往的“唇槍舌劍”中，學員們筆下的人物才從一個個粗胚變得眉目清晰。就像一張張人像底片，在反覆的漂洗中逐漸顯影。所以選課學生的另一門功課，是為自己筆下的人物寫“前史”。有了合理的“前史”，人物才會有故事。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王安憶一步一步把學生“推”向故事的起點，也“推”向寫作能力的極限。
王安憶佈置的題目看似寬鬆：只限定地點，情節任你調遣。於是學員們筆下的“田子坊”“老場坊”便上演了各種光怪陸離的愛恨離別。但這些事件為什麼“必須”發生在“田子坊”“老場坊”呢？當王安憶指出這一點時，學員們才意識到：原來，這道命題作文暗含了一個限制——故事情節應當和場景有所關聯。
“田子坊”是由六家弄堂工廠的廠房改造成的，空間逼仄，道路狹窄，於是有學員設計了一場火災；“老場坊”原先是大型宰牛場，內裡遍佈“牛道”，迂迴曲折，宛如迷宮，於是有學員讓他的人物在那裡玩起了捉迷藏……情節一旦與場景耦合，他們就會發現，場景的設定既是一種限制，也為情節的開展提供了條件。
王安憶在“宣言”裡說：“小說的想象力來自於現實生活的普遍規律，要合理合法。所以，這想象力又可稱作是對現實邏輯的推理。” 在我的觀察裡，學員們關於這“小說的想象力”常常走向兩個極端：一是擺脫他們可及的日常經驗，寫暴力，寫兇殺；甚至完全脫離現實，寫穿越，寫玄幻。他們以為超越現實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編造情節。
對於這種傾向，王安憶會舉一個例子：古代神魔小說裡，神仙可以上天入地，但必定乘風駕雲，連無所不能的孫悟空都要踩著筋斗雲——而小說要寫的，就是這朵雲。現實世界有現成的邏輯，基於這現成的邏輯，情節的推展往往水到渠成；而在超現實世界裡，寫作者要人為賦予一套嚴密的世界觀，其中的邏輯必得無懈可擊才能服人，那簡直需要上帝般的創世能力！
可是，當學員們迴歸日常經驗，選擇熟悉的人物或事件作為小說原型時，又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每當王安憶質疑某個情節不合理，學員的回應往往是“現實裡就是這樣的”。他們分不清小說、現實和邏輯的關係。現實包含了邏輯，卻也常常溢出邏輯的範圍，正所謂大千世界無奇不有；而小說，恰恰是要從雜蕪的現實裡提取出那“普遍規律”。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小說要比現實更符合邏輯。
從十年來的實踐看，小說寫作課的效果是相當理想的，這首先歸功於王安憶非凡的講授能力。我在復旦的十幾年裡，聽過不少國內外作家的演講，沒有誰能像王安憶那樣，將維護在文學創作周圍的神秘主義藩籬拔除得這樣乾淨，把小說的“物理規律”歸納得這樣清晰。她常常把自己的寫作比作“笨拙的手藝活”。作為一個“頭戴光環”的作家，這種自我解剖式的祛魅，需要能力，更需要勇氣。她從自己豐富的寫作實踐中提煉出關於小說的理論質素，用最平實的語言教給學生。比起創作，我想這種能力才是教不來也學不會的。
另一方面，小班化的教學模式也是復旦MFA成功的秘訣之一。前些年新聞曾報道，有教授創意寫作的外國專家來滬講學，被某高校寫作班近200人的課堂“嚇壞了”。而復旦MFA從一開始就定位於精英化培養模式，每屆通常只錄取15人左右。這就保證了在每一門專業課上，任課老師都能對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指導。
經過三年的嚴格訓練，復旦MFA的學員都能成為合格的寫作者，其中一部分甚至脫穎而出，成為當今文壇值得期待的後起之秀。那麼，誰還能說寫作是不可教的呢？復旦MFA另一位導師、上海作家王宏圖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我深以為然：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快退休的知識分子說，自己這些年積累了多少素材，準備以後寫本小說。可我們從來沒聽說誰準備退休後寫幾支曲子、畫幾幅油畫——“這簡直是對文學的侮辱！”
來源：文匯報 201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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