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縣地花鼓

南縣地花鼓是漢族民間舞蹈，有“對子花鼓”、“竹馬花鼓”、“圍龍花鼓”等多種形式，多為一旦一醜的對子花鼓，兩旦一醜的三花鼓，也有男女成雙的四、六、八人花鼓。地花鼓表演內容大多是勞動和愛情生活，也有講述歷史故事和人物的曲目。恭賀祝福之類的花鼓演唱大多為即興創作。南縣地花鼓主要流傳在湖南省益陽市南縣及周邊地區，各地的地花鼓多元一體，既有共性，又有地方差異性，形成了不同的樣式。南縣俗有“地花鼓窩子”之美譽，南縣地花鼓是其境內人民在勞動中創造出來的一種民間藝術形式。2006年，南縣地花鼓被確定為湖南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

南縣地花鼓起源於清代嘉慶三年（1796年），是在民間山歌、小調和勞動號子的基礎上演化而來。它以其樸實粗獷的動作、明快高亢的音樂、活潑自如的表演、濃郁的生活氣息、獨特的藝術風格，深深紮根於民眾之中。

湖南的長沙花鼓戲就是在這種地花鼓的基礎上形成與發展起來的，南縣地花鼓的啟蒙期是對子地花鼓。一醜一旦（醜、旦都是男人扮的）持扇持絹，同歌同舞，配有鑼鼓嗩吶，歡娛在屋場乃至漁舟之上。它的發展期為清代嘉慶年間，當時，北河口、牧鹿湖等地馬戲團盛行，後與對子地花鼓糅合，演變出了一種新的民間藝術形式，即竹馬地花鼓。清代道光年間，境內垸落粗成，移民紛至沓來，鬧元宵、慶中秋加圍龍與之吻合，便把南縣地花鼓推向了興旺時期。

新中國成立後，歡慶土改和合作化人民公社成立的慶典把地花鼓推向了發展的鼎盛時期。十年“文革”，地花鼓被戴上了“封資修”的帽子，走入禁錮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和現代文明的衝擊下，文化生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傳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瀕危狀態日益加劇。

南縣地花鼓主要有對子地花鼓、竹馬地花鼓、圍龍地花鼓三種形式。三種地花鼓表演各具特色，表演有反映人們勞動生活、男女之間的愛情生活和祝願祥和、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等為主要內容的舞蹈，表現形式十分豐富。

對子地花鼓也稱單花鼓，兩男扮一旦一醜。丑角以系紅頭巾或戴草帽蒂子、砣帽、酒蒂子為頭飾，身著一套淺藍色或黃色、黑色服裝，手拿芭蕉扇、紙扇、綢扇為道具，在兩眼和鼻子上畫三道白粉，看起來像個“小”字，故稱小花臉。旦角以頂綢帕、系手巾、扮仙頭、巴巴頭插紅、黃色飾物，身著一套用被面做的紅色的綵衣彩褲或綵衣彩裙，手拿絲織紅綢、酒杯為道具。二人載歌載舞，按“十二月望郎”、“拖板凳”、“十月看姐”、“採茶”、“插花”、“扇子調”、“送財歌”等曲調的詞意玩“套子”轉“窩子”，特別是用扇子和手帕子來表達人物的情緒與性格。

竹馬地花鼓，一醜一旦的服飾打扮、歌唱內容、表演程式與對子地花鼓相同，增加的主人公是位武士，他頭戴紅色仙頭或白色禮帽，身穿白色或紅色武打衣，手持馬鞭，肩背或腰挎鋪上各種顏色的竹馬，與地花鼓的醜、旦穿插表演，走“8”字（有的還配有翻筋斗的馬伕）繞“圈子”，玩“套子”，場面威武，表演細膩。

圍龍地花鼓，旦、醜的表演程式與對子地花鼓略有不同，進門有“送財”，出門有“辭東”，龍頭龍尾連接11節或13節龍把子，配合地花鼓舞出“戲珠”、“起井”、“盤柱”、“頂蝴蝶”、“睡羅漢”等套式，或擺出“五穀豐登”字樣，渲染喜慶和吉祥氣氛。彭德懷、段德昌、賀龍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這裡傳播紅色火種時，最愛看地花鼓的表演，早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就提倡紅軍士兵唱“花鼓調”。

地花鼓的調子很多，有：“十二月望郎”、“拖地凳”、“十月看姐”、“採茶”、“插花”、“扇子調”、“送財歌”、“送喜歌”、“對花”、“五更觀燈”、“蝴蝶歌”、“鬧五更”、“十月懷胎”、“小送郎”、“小識字”、“陽雀歌”、“三請歌”、“銅錢歌”、“向四方”、“請郎歌”、“送郎歌”、“十字調”等。

如“十二月望郎”是根據月份秩序表演，每個月份一個段落，一個段落一層意思：

正月新年望郎君、二月花朝迎君郎、三月清明來送傘、四月農忙郎種田、五月郎姐鬧端陽、六月郎姐敘衷腸、七月炎天來祝福、八月中秋好團圓、九月重陽把君勸、十月寒冬好念郎、十一月木屐雨傘來傳情、臘月雪夜盼君郎。

南縣地花鼓，在整個洞庭湖區佔有重要地位，長沙花鼓戲中的“西湖路子”就是在南縣地花鼓這種形式上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花鼓戲始於地花鼓。發掘、搶救、保護南縣地花鼓，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