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今天要給大家推薦的是由馬克斯·韋伯所著、馮克利所譯的《學術與政治》，內容與“得到”《施展·國際政治學40講》的第九講“大革命時代：兩場革命如何顛覆了國際秩序？”相關。
韋伯對於相關問題的分析，構成現代政治分析的基本範型。
就像歷史上以往的制度一樣，國家是ー種人支配人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是由正當的（或被視為正當的）暴力手段來支持的。要讓國家存在，被支配者就必須服從權カ宣稱它所具有的權威。人們什麼時候服從，為什麼服從？這種支配權有什麼內在的理據和外在的手段？
1. 權威的三大來源：傳統、領袖魅力、法制
從原則上說，內在的理據——即基本的正當支配類型——有三。
首先，是“永恆的昨日”的權威，即通過源頭渺不可及的古人的承認和人們的習於遵從，而被神聖化了的習俗的權威。昔日的家族長制和世襲君主所實行的，就是這種“傳統的”支配。
還有ー種不同尋常的個人神寵（我稱之為“超凡魅力”——charisma）型的權威，它來自極端的個人獻身精神，個人對救贖、對英雄業績的信念，或其他一些個人領袖的素質。這種“超凡魅力型”的支配，由先知們實行，在政治領域，則是由推舉產生的戰爭頭領、靠民眾直接認可而當政的統治者、偉大的群眾煽動家或政黨領袖所實行。
最後，是依靠“法制”，依靠對法律條款之有效性和客觀性“功能”的信任而實行的支配；這些法律，則是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規則為基礎的。在這種情況下，凡是合乎法規的職責履行，都可望得到服從。實行這種支配的，是近代的“國家官吏” ，以及所有那些在這方面同他類似的權力擁有者。
不難理解，在現實中，服從是由極強烈的懼怕或希望決定的——懼怕魔法的力量或掌權者的報復，希望得到這個世界或來世的獎賞。除此之外，服從還取決於十分不同的原因。這一點我們馬上就會談到。然而，在為服從的“正當性”尋求答案時，我們遇到的就是這三種“純粹’’類型：“傳統的”、“超凡魅力的”和“法制的”。
這些正當性概念和它們的內在理據，對於支配的結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現實中，當然很難找到這些正當性的純粹類型。不過今天我們無法討論純粹類型極其繁雜的變種、轉型和組合形式，這屬於“一般國家學說”的話題。
2. 人們信服領袖，實際上信服的是領袖所象徵的卡里斯瑪（charisma）
這裡我們最為感興趣的，是這些類型中的第二種：人們因服從純屬“領袖”個人的“超凡魅力”而產生的效忠，由此形成的支配。因為天職這個概念的最高表現，正是根植於這個支配類型之中。
對先知、戰爭首領、公民大會或議會中所有偉大的煽動家身上超凡魅力秉賦的效忠，意味著領袖本人被認為是一位內心“受天職召喚”的領袖。
人們服從他，不是因為傳統或條律，而是因為對他懷有信仰。這位領袖如果不單純是個狹隘虛榮、曇花—現的暴發戶，他便是為他的事業而活著，“為他的工作不懈奮鬥”。他的門徒、追隨者、他個人的朋黨所表現出的效忠，針對的是他本人，是他這個人所具有的素質。
超凡魅力型領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歷史時期都曾出現。以往，這種素質最重要地表現在兩類人物身上，一類是巫師和先知，一類是戰爭頭領、幫派首腦和僱傭兵隊長。
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從城邦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自由“煽動家”這種類型的政治領袖。就像城邦一樣，這種煽動家是西方，尤其是地中海文化所特有的。
此外，像議會黨團領袖這種形式的政治領袖，滋生於憲政國家的土壤，而這種國家，也是西方的特產。
<strong>米開朗基羅名畫《先知撒迦利亞》（撒迦利亞是《舊約聖經》中的人物，猶大王國的先知）
3. 權威用以維繫其支配權的行政工具：組織化的幕僚、物質獎賞、社會榮譽
當然，這些“受天職召喚”的政治家——從“天職”ー詞最真切的含義說——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政治權カ鬥爭中唯一決定性的人物。他們所能調動的輔助手段也具有很大的決定性意義。
政治上居於支配地位的權力，如何來維持其支配呢？
這個問題適用於一切類型的支配，因此也適用於所有形態的政治支配，無論它是傳統的、法制的或是超凡魅力的。
對支配的經營要有持續的行政管理，這要求人的行為服從那些聲稱擁有正當權力的主人。
另一方面，支配的經營需要通過這種服從，控制一些在既定情況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質資源。
因此，支配的經營需要控制ー批幕僚和物質的行政工具。
這批行政幕僚，外在地看代表著政治支配的組織。當然，就像任何組織一樣，這個組織通過服從，而不僅僅是我們剛才說的正當性，同權力的擁有者聯繫在一起。
此外還有兩種藉助於個人利益的手段：物質獎賞和社會榮譽。封臣的采邑、世襲制下僚屬的俸祿、近代國家官員的薪金、騎士的榮譽、身份特權以及官員的榮譽等等，構成了他們各自的酬勞。
擔心失去這些酬勞，是僚屬與掌權者結為一體的最後的和決定性的基礎。在戰爭中，追隨者有榮譽和戰利品可得，煽動家的追隨者則可“分贓”，即通過壟斷官職，對被支配者進行盤剝，以及只有政治才能帶來的好處和虛榮心的滿足，這些報酬也都是來自ー個超凡魅力領袖實行的支配。
<strong>中世紀的騎士
4. 掌握對行政工具的所有權，掌權者才能真正意義上擁有對下屬的支配權
正像經濟組織ー樣，利用暴力來維持支配，需要某些物質手段。一切國家都可以這樣進行分類：看它原則上是依靠那些個人擁有行政工具的僚屬，還是依靠那些同行政工具“分離”的僚屬。這種區分，同我們今天說資本主義企業中同物質生產資料“分離”的領薪僱員和無產階級，有著同樣的含義。
對於僚屬、官員或手下無論什麼人的服從，掌權者要做到可以信賴。行政手段可以是錢財、建築物、戰爭物資、車輛、馬匹或其他什麼東西。
這裡的問題是，掌權者是否親自領導和組織行政工作，只將執行權委派給他的個人侍從、受僱官員或個人寵臣和親信，他們都不是行政工具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他們本人無權使用物質的行政工具，而是要受主人的指揮，行政工具所有權的有無這種區別，存在於以往的一切行政組織之中。
有些政治團體，它的物質的行政工具，全部或部分由獨立的行政僚屬自主控制，可以稱這些團體為“身份制的” 團體。
例如，封建團體中的封臣，自己掏腰包支付他封地內的行政和司法費用。他提供自己的裝備和給養用於戰爭，他下一級的封臣也是如此。
當然，這對領主的權力地位是有影響的，他所能依靠的，只是ー種個人信任的關係，和這樣一個事實：他擁有采邑，擁有社會榮譽方面的正當性，其來源則是上面的主人。
但是，從最早的政治形態以降，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領主親自領導行政的情形。
他讓那些奴隸、家臣、隨從、“得寵者”，以及他拿自己庫房的錢財供養的受俸牧師，對他產生人身依附，以求把行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力求用他自己的錢袋，用他家庭財產的歲入，支付各種費用；他努力建立起一支依附於他個人的軍隊，因為軍隊的裝備和給養來自他的糧庫、錢庫和武庫。
<strong>封臣向領主宣誓效忠
在“身份制”團體中，領主在獨立的“貴族階層”的協助下進行統治，因此他要同他們分享他的支配權；
親自實施行政管理的領主，或是靠他的家族成員支持，或是靠平民的支持。這是些沒有自身社會榮譽的無財產階層，他們在物質上完全同他拴在ー起，自己沒有任何足以抗衡的力量。
所有形式的家族長制和世襲制的支配，蘇丹的獨裁製以及官僚制國家，都屬於這後一種類型。官僚制的國家制度尤其重要，其最理性化的發展，正是近代國家的特徵。
5. 近代國家最終壟斷了對一切行政工具的正當支配權
近代國家的發展，無論在何處，都是由君主發動的。
對於君主周圍那些自主的、“私人”擁有執行權的人，那些有權擁有自己的行政、戰爭和金融工具，擁有一切可用作政治資本的人，為剝奪這些人鋪平道路的，便是君主。 這整個過程，同資本主義企業通過逐漸剝奪獨立生產者而得到發展如出一轍。
近代國家最後控制了進行政治組織的所有工具，實際上將它們全部集中在一個首腦的統治之下。沒有哪一個官員，對於他所支出的錢，或他管理的房屋、倉庫、工具和武器，擁有所有權。
在當時的“國家”中，行政僚屬（包括行政官員和工作人員）同行政組織的物質工具的“分離”——這是國家這ー概念的基本要素——終告完成。最具近代精神的發展便由此開始，我們親眼看到，那些曾剝奪政治工具，因而也剝奪政治權力的人，也面對著被剝奪的企圖。
至少從領袖已取得了合法的權威地位這個角度說，這場革命大有收穫；這些領袖通過篡奪或選舉，已經取得了對行政班子和物質資源機構的控制權。
無論他們是否有權這樣做，他們從被統治者那裡推論出自己的正當性。在這個至少是表面上成功的基礎上，他們是不是可以正確地抱著希望，在資本主義企業內實行剝奪，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雖然同行政機構的管理有著深刻的相似性，兩者所遵行的規律畢竟十分不同。
今天，我只為我們的思考做ー些純概念的說明：近代國家是組織支配權的強制性團體，它已經成功地做到了在一定疆域之內，將作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當使用權加以壟斷。
為了這一目的，國家將組織的物質工具集中到其領導人的手中，並且對以往有權支配這些工具的所有自主的身份制官員，實行了剝奪。如今，國家佔據了他們的位置，處在最頂端。
這一政治剝奪過程取得的成功各有不同，但它出現在世界上的所有國家之中，由此出現了另ー種意義上的“職業政治家” ，他們首先是出現在君主的臣僚之中。
他們是這樣一群人，同超凡魅力型的領袖不同，他們不打算自己成為主子，而是隻想成為政治主子的臣僚。在剝奪的鬥爭中，他們站在君主一邊為他所用，通過替君主料理政事，他們一方面掙得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獲得了理想的生活內容。
我們又一次發現，只有在西方，才有這種也為君主之外的權力服務的職業政客。在過去，他們一直是君主最重要的權力工具和政治剝奪的工具。
— 學術考察 —
大觀天下——探索帝國不滅的基因（第二季），正在招募同行者。學術考察將於2020年1月29日啟程，和李筠、施展、翟志勇老師一起奔赴德國、捷克、奧地利的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現場，探索現代秩序的中世紀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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