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記·管晏列傳》中我們所能得到與晏嬰相關的記載是很粗疏的，我們僅能知道他曾經相齊、以節儉力行聞名於當世、曾經侍奉過三位君王。但如果僅是這樣籠統的說法，對於我們研究晏嬰這位春秋晚期的政治家來說，是完全不夠的。
晏嬰生平的事蹟，當以《晏子春秋》收錄的內容最為詳細。但是由於其書次第散亂，沒有確切的年月可以考證，再加上書中有許多後人書寫的篇章，因此不可輕信。
《東周列國·春秋篇》晏嬰劇照
我們只能從一些碎片化的敘述中，探知晏嬰的形象和性格。
靈公二十六年，晏嬰之父晏弱卒，晏嬰以士大夫之禮守之。其家老不識，疑之曰：“非大夫之禮也。”嬰對曰：“唯卿為大夫。”
從這段話可知，晏嬰不僅嫻熟於禮，同時亦是守禮之人，況且晏嬰雖欲借己身力行以正時人違禮的行為，卻仍謙遜以答人，真可說是君子之行也。
靈公二十七年，晉伐齊，齊師敗績……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越明年，靈公果薨。
可見晏嬰確實有先見之明，而且他對當時政局瞭解甚詳。
公子光即位，是為莊公……晉大夫欒盈自楚適齊，莊公厚待之。晏嬰以為不當……莊公弗聽。
晏嬰對政事是相當有主見的，他以為君臣間的關係建立於忠、信之上，倘君主自棄於君主所應持的態度，則必遭天棄，無以持久，因此對於莊公自絕於民的作法，晏嬰先以諫之，諫之不從，則退而待之，靜待後續的發展。
《東周列國·春秋篇》崔杼劇照
莊公六年，崔杼因莊公私通其妻而弒之。晏嬰聞難往赴，立於崔杼門外。
崔杼弒莊公一事是晏嬰從政以來所遭遇到最具關鍵性的事件，晏嬰在政治舞臺上雖早已嶄露頭角，但畢竟沒有實權，也沒有影響力，但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他所展現出的態度卻為自己在齊國的政壇上佔據了一席之地。
晏嬰對於國君的行為、社稷的安危以及應如何拿捏為臣之道，頗有自己的一番見解，他提出為臣者倘能得君行之，君臣間相合是政治安定的最佳實踐模式。然而，如果國君不似國君，其所作所為無法符合身為一國之君的標準，那麼，身為人臣者拋棄其君，也並非違背為臣之道。
晏嬰如此主張，是因為人臣者所效忠的對象並非國君，而是以人民為主的社稷，因此真正值得臣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對象是百姓、是社稷。
晏嬰對這一理念的堅持相當徹底，終其一生皆以百姓、社稷為其施政的重心所在。而他這樣的理念也普遍獲得當時齊國人民的認同，是以當時晏嬰雖未在朝執政，卻在民間有相當的人望。
《東周列國·春秋篇》晏嬰劇照
景公立，崔杼自為右相，以慶封為左相。
這是晏嬰為景公所重用的開始，景公試圖借封地以獎賞晏嬰維護社稷未倒戈於崔、慶政權的行為，併為晏嬰在齊確立政治地位，然而晏嬰卻以禮制為由，拒絕了景公額外的賞賜，反映出晏嬰重禮的態度，奠定日後施政以禮制為重心的目標。
景公八年，晉韓宣子至齊納幣。見子雅、子旗，以為非保家之主，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嬰信之。
可見此時晏嬰雖已相齊，然齊國政權未穩定，雖然他對政局有深入的瞭解，但是礙於時勢仍無法明說。
景公九年，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禮畢，與叔向宴，相與言。
從晏嬰與叔向的對話中，我們不難發現禮制的混亂與卿大夫違禮這兩種情況使得齊、晉兩國的政權因此旁落，而這也導致日後這兩國的政局為卿大夫所取代，觀乎晏嬰與叔向的對話正為日後齊、晉公室政權喪失做了最佳的註解。
由於晏嬰在景公八年已知陳氏政權將興，因此晏嬰從景公八年到景公四十八年間其執政的重心便在於：確保公室政權，而他所使用的手段便是：貫徹禮制的執行。晏嬰企圖借禮以正名，進而抑制陳氏政權的不斷擴大。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桓公劇照
景公登射，晏嬰修禮而侍。
從晏嬰對景公的回答，我們知道晏嬰以為治國非禮便無以立，因此治國的首要之務便是行禮以御民，藉由禮來使百姓的生活有所約束，使大夫的行為有所依從，不致做出違禮的行為，如此一來國家就能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國家自然長治久安。但僅憑晏嬰的理念是無法說服景公的。
於是晏嬰舉桓公為例，又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
晏嬰借景公欲效桓公之霸業以勸諫之，先以桓公之政績為例，進而對比景公荒唐的政事，強化景公對禮的態度，使得景公正視禮的必要與確定性，並逐漸地接受晏嬰以禮治國的理念，對齊國的政治進行整頓。
晏嬰為景公勾畫了國家安定的理想藍圖，其核心思想是一切依從既有的禮制規範使全國上下皆得盡其本分以行之，對內國君要能使百姓不怨，對外則不隨意掠奪弱國，使諸侯能誠意歸附，如此一來國家就會安定。
晏嬰雖為景公所重用，可惜的是，在景公長期荒淫之下，雖正直如晏嬰者，仍賴當時貴戚強權脅迫，無法真正施展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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