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有云“民以食為天”，能否讓人人溫飽向來是中國曆朝的重大統治難題，一旦遇上災荒或糧運受阻，連皇帝都得跟著捱餓，何況是經濟條件遠遠不如上層階級的普通百姓；反之，倉廩充實、轉輸便利的話，人民不但衣食無虞，還能成為王朝出外征戰的後勤補給力量。例如關中地帶（函谷關以西，今陝西渭河流域一帶），在秦漢兩代先後修建鄭國渠與白渠之後，灌溉良田起碼四萬餘頃，莊稼豐收的百姓樂得謳歌曰“鄭國在前，白渠起後……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而這充沛的糧食與富足的人力，自然就成為秦漢王朝統一天下、制御外族的最佳優勢。
民以食為天。
然而，當氣候逐漸轉寒、華北生態又屢遭兵燹破壞之後，中原的糧食便時常得仰賴江淮流域供應，促使古代王朝的修建運河接濟米糧。例如隋唐王朝雖也定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但當時的關中平原在幾百年亂鬥之後，生產量早已衰退到無法自給，加上大量功臣貴族佔有良田和私設碓磑（舂米和磨粉的用具）侵奪水源，使得雍州長史長孫祥（599─659年）不得不向唐高宗（628─683年）上奏：“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僧大賈競造碾磑，止溉一萬許頃”，灌溉面積竟縮減剩四分之一，損失十分巨大。到了唐代宗（726─779年）時期，更是隻剩6千多頃水田受溉。這樣窘迫的物力，使得唐憲宗在敕書裡也不由得嘆道“軍國費用，取資江淮……物力有限，水旱相因，歲月既深，凋瘵亦甚”。
關中衰退、糧食仰於江淮的困境，就是一旦漕運受阻或遇上歉收荒年，連皇帝都無能為力，只能下詔饑民前往物資較豐沛的山東（又稱關東，即函谷關以東地區）自尋生路，甚至皇帝也時常親自率領百官奔赴作為漕運中心的洛陽“就食”，例如隋文帝（541─604年）、唐高宗、唐玄宗（685-762年）等帝王俱有數次因災荒往返長安與洛陽之間的記錄。而武則天（624─705年）定都洛陽之舉，除了有遠離擁護唐室的關隴集團官僚的用意外，洛陽方便提供糧食金帛也是不得不遷就的現實。
等到安史之亂後藩鎮林立，唐朝中央得到的貢賦減少，因此更依賴江淮的給養，若發生亂兵騷擾運河的事變，輕則“米鬥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重則禁軍也跟著掀起反旗。唐德宗貞元二年（786），由於倉廩物資枯竭，禁軍已氣得在道路上大呼“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開始醞釀揭竿而起的念頭。幸好鎮海軍節度使韓滉（723─787年）此時自江浙運來米三萬斛，唐德宗得知後立刻欣喜地奔告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作為一國之君，竟被糧食逼成這般境地，也實在頗失尊嚴。
而唐朝最後鼎革，也是因為運河中樞汴州（今河南省開封市）遭宣武軍節度史朱溫（852─912年）控制；北宋建都開封而不是遷往宋太祖趙匡胤（927─976年）屬意的洛陽或長安，亦是出於物資易取的嚴峻形勢，可見糧食安全對王朝存續影響有多大。中國經濟史學者全漢升（1912─2001年）在氏著《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裡，便對此有很深刻的剖析。
除依靠運河之外，勸課農桑和建造大量倉儲設施，也是中國古代用以賑濟災民與平抑物價的重要措施。比方漢朝建造太倉、甘泉倉貯糧；隋唐兩朝廣設官倉與義倉；明朝設置預備倉和社倉等以備災荒。不過若自然條件太惡劣或吏治腐敗，再多的糧倉都只是擺設。像是唐初還沒自隋末的兵荒馬亂恢復元氣，糧產不足、義倉制度也沒恢復，因此仍得時常下旨命饑民往山東江淮“就食”。等義倉制度漸上軌道後，又碰上安史之亂，於是又再度湮廢。
隋煬帝下旨在河南洛陽建造的回洛倉，可貯藏大批漕運糧食。圖為回洛倉遺址。
此外，明朝中期後政治敗壞，嘉靖年間（1522─1566年）左諭德顧鼎臣（1473─1540年）便指出糧倉制度已遭破壞，“今秋糧僅足兌運，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谷，以應故事”，預備倉形同虛設。萬曆四十三至四十五年（1615─1617）山東省發生嚴重災荒，地方官無權蠲免賦稅、自行開倉賑濟，即使想開但糧倉米也不夠救急，只能“勸富民借谷”。東昌府堂邑縣（今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西部與冠縣東部一帶）知縣張春還軟硬兼施地諭告富人若盡心捐輸銀兩或糧食，“行將祇奉神明舉三旌之舊典，垂諸不朽，載一邑之榮名”，褒獎他們將獲得當地的好名聲；但若自私自利的話，“他日追租理債，何辭以入縣門要之”，知縣大老爺可就不管其死活了。不過這種話語究竟能打動多少富人的惻隱之心，委實頗難預料。
歸根究柢，要保障糧食安全不能端賴富人的善意、也不能遷就自然環境的限制，首先必得妥善分配土地，讓人民掌握生產數據，生產力和生產意願才能徹底解放。新中國推行大規模土地變革，令1952年的糧食總產量比1949年提高44.79％，效果十分驚人。而生產力解放後，再配合品種改良、倉儲改進等措施，如科學家袁隆平研發的高產量雜交水稻、還有結合互聯網科技的智慧糧倉，這才能真正達到“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目的，不再重現古代王朝的糧食危機。不過最關鍵的一點，還是國家得保持安定完整，否則兵戈一起或社會動盪，哪有什麼餘力與安全的空間去保障生產和維繫相關制度呢？漢唐物力凋敝與倉儲衰敗的主因，都與戰亂有關。所以，國家若不安全，糧食供應也必定不得安全。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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