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歷史之文起西山

文起西山

鄂州歷史之文起西山


萬里長江西出岷山,衝三峽,奔雲夢,吞洞庭,納漢水,一瀉而至鄂州西山。

千百年來,西山猶如長江岸邊一尊歷史老人的雕像,沉默地守望著過盡的千帆。而一代又一代站立在帆影下的墨客,每每遙望聳立江岸的西山,總是心馳神往而停舟登訪。

於是,在歷史的時空裡,西山接納著一批又一批遠方的遊子,目送著一個又一個的文影。

最早登上西山的,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人,而是讓接踵而至的文人墨客為之感嘆的一介武夫。他的名字叫孫權。他的出現,讓西山這座名不見經傳的小山從此聲名遠播。

西山在很長一段曾矗立在一片汪洋之中,隨著長江的沖積,才在西山的周圍形成一片廣闊的淤積平原。而地處南岸的西山,左控荊楚,右守吳越,南擁群山,盡收銅鐵之利。北扼長江,如得百萬之兵。早在春秋戰國之時,就是楚國與中原反覆爭奪之地。正是這一獨特的地貌,讓坐擁江南的孫權把目光長久地注視著這片土地。

那是一個群雄割據,風雲際會的時代。孫權在掃平江南之際,便揮師北上,將重兵駐紮在西山腳下。那一天他登上西山,眺望江北曹魏的江山時,他心中便暗暗下定決心,要在這裡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這是公元221年一個炎熱的夏天,孫權走下山來到行營,便下達了第一個命令,取“以武而昌”之意,將地處西山腳下的鄂縣改名武昌,並動工修築武昌城,為即將舉行的割據稱王加緊準備。

公元229年春,一座規模宏大的武昌城在長江邊拔地而起,巍峨 的武昌宮氣勢雄偉,隱隱飄出王者之氣。那一天,孫權踏進武昌宮,剛剛座上龍椅,便有群臣呈報;在武昌喜見黃龍、鳳凰。孫權明白,這是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於是,他帶領群臣,浩浩蕩蕩走向西山南郊。在這裡,他對天跪拜,宣讀了他將要登基稱帝的《武昌即位告天文》。孫權仰望長天,對天而呼:“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馳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睿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群臣將相,州郡百姓,執事之人,鹹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

孫權讀完告天文,群臣山呼萬歲,齊聲擁立。孫權黃袍加身,登上了大吳帝國的皇帝寶座。孫權在西山首開帝業,從此拉開了三國爭雄的歷史序幕。而吳國的歷史,也將從鄂州西山出發,演繹著一幕又一幕悲壯的正劇。

吳國後來55年的歷史變遷,史書早已有了詳盡的記載,無需我們長久地追尋。但是,吳王孫權在西山做了一件影響中國數千年之久的大事,倒值得我們反覆玩味。

孫權定都武昌後,有一位天竺僧人來到了西山,他的名字叫支謙。據梁·慧皎《高僧傳》記載:支謙,字恭明,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眾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支謙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支謙進入東吳後,“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矅諸人共盡匡益。”孫權在西山附近興建昌樂院和惠寶寺安置支謙等僧人傳授佛教。支謙見佛教已盛行中原,但佛經多為梵文,傳播不便,便利用精通多國文字的優勢,將眾經譯為漢語。他從黃武元年(公元222年)開始,至建興中(公元252-253年),三十餘年共譯佛經傳說有《阿彌陀經》《法句經》《維摩經》等四十九部,所譯經文“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很快便“皆行於世。”支謙來武昌之後的黃武三年(公元224年),天竺僧人維祗難與同伴竺律炎又一同來到武昌,進行傳教譯經活動。最初,他們以翻譯《法句經》為主。據《高僧傳》記:“時吳士共請出經,難既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為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樸質。”後來,他們與支謙共同合作翻譯《法句經》,支謙為之作序並校注。支謙等僧人在武昌的佛教傳播及翻譯佛經的活動,使西山後來成為中國南方佛教的發源地。

數百年後,已是滿目蒼荑的西山迎來了一位新的主人。他就是東晉著名高僧慧遠。

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少為儒生,博覽群書。“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後因避難南下,從道安法師出家。晉寧康年間(公元374-376年),慧遠從襄陽離開道安,前往荊州等地。晉太元初,慧遠途經武昌,見武昌山清水秀,遂掛單於西山寒溪寺。旋因寒溪寺寺小場窄,又闢吳王避暑宮建西山寺,並在此傳播佛法。他所創立的佛教淨土宗即發源於西山,形成於廬山。慧遠取《阿彌陀》、《觀無量壽》等佛經為準則,專門提倡稱念佛號的“南無阿彌陀佛”,以祈求往生極樂世界的淨土佛國,被後世稱為淨土宗的初祖。南懷瑾先生稱:“慧遠大師淨土宗的建立,可以說是形成中國佛教的真正開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明顯的一面。”慧遠於晉太元九年(公元384年)離開武昌後,前往廬山。結白蓮社于山中,並在廬山正式形成了淨土宗完整的理論體系。

慧遠法師在廬山時,還曾回到武昌西山寒溪寺迎歸文殊師利像。據蘇軾在《菩薩泉銘並序》一文中介紹:“陶侃為廣州刺吏,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跡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覆沒。遂以還寺。其後,慧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慧遠離開西山後,人們為了紀念他,將寒溪一處石橋稱為“遠公橋”。據康熙《武昌縣誌·藝文志》輯錄《寒溪舊石橋詩》之詩序載:“橋有指跡白書,久而不沒。相傳為晉慧遠公所作,存以記異。”詩曰:“天涯海角寬,無如此地裡。石谷帶泉香,溪橋鬱蒼樹。葛巾生新涼,銀缸流江渚。二難留此酌,功存與名遂”。清代道光年間武昌邑賢周萬清重修遠公橋,並寫有《重修遠公橋記》一文。

慧遠講法西山,使西山寺、寒溪寺成為千古名剎。現保存下來的鄂州西山寺,名古靈泉寺,一名資福寺。慧遠闢此寺後,歷代一直重修重建,得以保存至今。宋時,黃庭堅住西山,曾為該寺題榜。明洪武初,僧慧源又重修。後毀,明萬曆年間,邑賢孟侊為之重建。清康熙年間,邑人捐資公建。清雍正十年,武昌知縣張慄又予以重修。清道光年間,蘄州王恕在寺中繪有百佛圖。道光十六年(1836年)毀於火,惟武聖殿獨存。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重建真武殿、大士殿。咸豐初,三殿毀於兵 。清同治三年(1864年),湖廣總督官文捐資重建。寺成之後,邑賢王家璧先後寫有《重修西山武聖殿記》、《西山重修真武殿記》、《西山靈泉寺記》等文。西山寺經官文重建後,屢有修葺。現該寺佔地面積已達四千七百平方米,有一堂(文殊師利堂),一亭(三泉亭),六殿(天王殿、拜殿、大雄寶殿,觀音殿,武聖殿等)。殿堂為磚木結構,蓮花斗拱支架,重簷飛閣,紅椽碧瓦,雄偉壯觀。清代嚴廷燦在《西山資福寺記》中讚歎:“翠微之間,蘭若踞焉。金碧交映,梵唄悠揚。諸衲子亦稍解西來大意,偷閒禪話,棋聲幢影,正不減當年五老峰前景象也。”唐代齊己,宋代王十朋,明代袁福徵,王一翥,清代呂履恆、陳大章、畢沅等遊宦詩人皆在西山寺留下詩作。

鄂州最古老的寺廟是西山寒溪寺,也是鄂州歷史上結穴之處。早在東晉年間,寒溪寺便已存在,究竟建於何時,已不得而知。慧遠來西山時,就是掛錫於寒溪寺。晉陶侃得文殊師利像,也是迎送於寒溪寺。釋戒顯在《寒溪寺詩》中寫道:“寒溪始何時,遠公舊法窟。開擘先東林,築橋未蘚沒。”其詩之意表明寒溪寺乃慧遠講經之地,比廬山東林寺,開闢要早得多。慧遠在這裡創立淨土宗後,這裡成為著名的佛經聖地,歷代香火鼎盛,信眾如雲。明洪武初,寒溪寺曾重建。萬曆年間,由邑紳孟習孔,周忠一又出資重修。這次重修得力於寒溪寺僧慧光。據光緒《武昌縣誌》載:“慧光,黃梅黃氏子。幼有出世之志,以親在,不遠遊。萬曆間,親歿。乃祝髮遍參諸山。至安慶,遇法界和尚,隨遊親師。忽金甲神語之曰:‘律師緣在武昌,況汝祖遠公駐錫之地乎?宜速行。’慧光至寒溪。惟佛殿巋然僅存,餘四壁剝落幾盡。遂坐荊棘中,七日不火食。邑人孟習孔 ,周忠一等感其苦行,捐貲千餘金,重興梵宇。”由於慧光的誠心邑民,此次重建寒溪寺共募得千餘金,得以使寒溪寺“更大倡率,剎宇一新。”慧光圓寂後,其弟子釋湛水,釋融融,釋徒南等又再一次擴建擴修。明代黃岡人馮雲路時寓居武昌,應釋湛水之請,寫有一篇《武昌寒溪寺記》,在文中詳細介紹了這兩次重修重建寒溪寺的情況。他在文中說,慧光重建寒溪寺後,“兩大弟子(按:指釋湛水,釋融融)任真抱撲,後先充擴為佛殿一;藏經閣一;東為齋堂一;香積廚一;西為舊禪堂一;下長白殿一,再西后蘭若一;前丈室一。西山虎踞溪右,勢甚獰。其山門微向東虎伏。作者大有手眼。競陵譚元春書‘寒溪古寺’四字”。寒溪寺一直保存到清咸豐八年毀於戰火,存世達一千七百多年之久。咸豐八年,太平軍與清軍激戰武昌(今鄂州)後,兵退湖北。清邑賢柯茂枝親歷了這次戰亂。他在《寒溪寺老桂有序》一文中寫道:“兵燹之餘,西山寒溪寺梵宇頹圮,林木殆盡。所巋然存者,獨寒溪寺丹桂一株耳。”由此可見,此次戰火對西山寒溪寺帶來的是一場浩劫。從此千年古剎寒溪寺已蕩然無存。

寒溪寺雖不存,但卻是鄂州之人文淵藪,歷代墨客皆題詠於斯。僅載有寒溪寺的詩詞和文章達數十篇。歷史上著名詩人元結,蘇東坡,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薛季宣,李東陽,王十朋,譚元春,丁鶴年等都曾在此留下詠歎之詩文。可以說,小小寒溪寺,卻彰顯著宗教與文化的大文章。

真正讓西山進入視線的,則是在數個朝代後的大唐盛世。那個時候,匆匆趕 來的一個又一個詩人,讓西山重放光華。

最先趕來的,是大詩人李白。唐開元(713-741)年間,李白出遊襄漢間。隨後他來到武昌,結識了武昌縣令王庭轔。在西山腳下的武昌縣衙,王庭轔邀請邑賢胡思泰等15人與李白陪飲。那天晚上,主賓相聚,且飲且歌,李白心中十分暢快。席間,縣令王庭轔偶爾談到前任縣令韓仲卿的政績,向李白提出願揚韓公之遺美,李白爽快地答應了。

按照李白這個自稱“楚狂人”的性格,他是輕易不會寫這樣的文章的。當他得知韓仲卿是大文豪韓愈的父親且政績卓著,他很快便寫了一篇《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並序》。李白在這篇文章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破題,先敘韓氏先祖之遺德,繼敘韓仲卿任武昌令化民之政。李白在文中高度讚揚了韓仲卿三件勤政廉政的事蹟,一是懲治豪強,三月大化。二是擇地鑄銅,“數盈萬億,公私其賴之。”三是“官絕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犯”。正因韓仲卿的政聲,人多懷思。

李白寫下這篇文章後,遊覽了西山,在這裡他吟誦一篇《武昌釣臺》詩後,又背起行囊遠遊去了。

他走後百餘年,一個疲憊的身影悄悄躲進了西山。這個人,就是後來隱居西山達二年之久的唐代詩人元結。

元結本為北方鮮卑族人,他剛剛考取進士不久,就遇上了“安史之亂”。史思明進攻河陽時,他憤而組織義軍抗擊,保十五城。因戰功進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節度判官。寶應元年(762年),元結開始厭倦戰亂和官場爭鬥,乞免官歸養老母,從此舉家遷入西山隱居。對於元結來說,西山之隱成就了他的創作高峰。在這裡他先後寫下《抔湖銘並序》、《殊亭記》、《廣宴亭記》、《退谷銘記並序》、《縣令箴》等膾炙人口的散文,還留下《樊上漫作》等十數首清新雋永的詩篇。

元結住在西山腳下抔湖岸邊的一片崗地上,他在《樊上漫作》一詩中寫道:“漫家郎亭下,覆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山竹繞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峰,引望堪忘年。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閒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在這裡,元結謝盡幹進之人,每日過著耕讀相伴的生活。除了與當地農夫喝茶聊天外,與外界唯一接觸的是已黜武昌縣令孟士源。他曾在《招孟武昌序文》中寫道:“為人厭者,勿泛抔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幹進,在武昌不為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抔湖。”故元結與士源意氣相投,互為知己。他倆常常一起閒遊山水,飲酒賦詩。元結茅舍附近有一小山谷,他與孟士源常遊此谷。為此孟士源雅稱此谷為“退谷”。元結大為感慨,他在《退谷銘並序》一文中寫道:“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為吾規。”

然而,自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歸隱以來,晉唐隱士之風相沿成習。有為名而隱,隱而揚名者。有為利而隱,隱而獲利者。有身隱心不隱,亦有心隱身不隱者。身隱為養心,心隱為養身,身心相隱,真隱士也。孟士源所畏、所懼、所恐,其實皆憂元結身退心不退,身隱心不隱也。事實上,元結歸隱西山,是不得已而為之。他曾在後來的文章中寫道:“'吾豈隱者邪!愚者也。窮而然爾!”在他內心深處,他還是堅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信念。所以,當廣德元年(763年)朝庭啟用他擔任道州刺史時,他便立刻離開西山走馬上任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元結離開西山的那一年,時任武昌縣令的馬珦,為避暑熱在西山腳下的江邊築了一個涼亭。馬珦邀請元結同飲並請為涼亭賜名,元結當即寫下《殊亭記》一文,讚賞馬珦的政績與風雅。而此文中元結借題發揮,表達了為官要“才殊、政殊、跡殊”的心願,這也成為後來元結一生的追求。

元結走後,慕名而來的有劉禹錫、孟浩然、常建、劉長卿、錢起、釋棲一、釋齊己等著名詩人,他們或泊舟而居,或登山遠眺,或感時傷懷,或憑欄長嘆。他們留下一首又一首感懷的詩篇,然後又匆匆而去。

有兩個人的到來,從此讓西山增添了宏大的文華氣象。

宋元豐三年(1080年),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當他剛住到東坡赤壁時,他第一眼便看到了隔江橫臥的西山。“連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的壯美西山讓蘇軾心嚮往之。東坡先生在黃州不到五年,竟上百次前往西山遊覽。蘇軾曾在詩中寫道:“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可見東坡先生對西山情有獨鍾。

蘇軾於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三月他便急不可待地渡江來到西山。這一次他陪同宣州通判杜沂同遊。大概是遊興末盡,四月十三日他又邀杜沂及江誕等五人再遊西山。元豐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蘇軾又陪李纓、吳亮、趙安節、王齊愈、潘丙等同遊西山並題名留念。實際上,東坡先生在黃州,只要來了重要的客人,他的第一個想法便是帶客上西山,把遊覽西山作為招待客人和的最好方式。

元豐四年六月,蘇軾的弟弟蘇轍來到黃州。兄弟相見,感慨萬千。連續三日,徹夜長談。到了第三天,蘇軾對弟弟說,別談了,我帶你到西山去玩吧。於是,兄弟倆乘舟過樊口,從寒溪順著羊腸小道登上西山。兄弟倆走到半山腰,見古木參天,綠蔭如傘。旁有一廢亭叫“九曲亭”,亭邊一棵古木被雷擊倒,他們兄弟倆連忙招來寒溪寺僧人拔去古木,重建九曲亭。亭成,蘇軾對弟弟說,你就寫篇吧。正是這一次,蘇轍在這裡寫下了中國史上的不朽名篇《九曲亭記》。而在同一天,蘇軾也寫下一篇《記樊山》。從西山返回黃州的那天晚上,蘇轍餘興末盡,還寫下一首《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他在詩中讚歎此次登西山是“山行得一飽,看盡千山綠”。

即使沒有客人來,蘇軾也經常乘舟前往西山,或探古,或訪友,或談禪。江西詩派著名詩人潘大臨寓居西山腳下的樊口,以賣酒打魚為生,蘇軾便成了他家的常客。蘇軾每次到潘大臨家,倆人飲酒賦詩,盡興乃歸。蘇軾在後來的詩中對潘家酒肆的武昌魚和樊口酒更是讚不絕口。蘇軾還經常到西山靈泉寺與寺僧談禪。寺僧常以寺中泉水款待他,為此他還寫了一篇《菩薩泉銘並序》。在文中他寫道:“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蘇軾作此文後,西山菩薩泉因東坡而名顯。自宋迄今,歷代墨客競相詠歎。宋釋本開、明王一翥、孟登、清葉封等詩人都為菩薩泉寫下感懷詩作。

蘇軾離開黃州後,仍然對西山念念不忘。他回汴京後,被無意中安排曾擔任武昌縣令的鄧聖求同住一舍。倆人談起武昌舊事,蘇軾一時興起寫下一首《武昌西山詩》,誰知此詩一出,黃庭堅、張耒、蘇轍等30餘人紛紛唱和,成為盛極一時的文壇佳話。

蘇軾走後,黃庭堅來到了西山。黃庭堅是時正流寓鄂州(古武昌),於崇寧元年(1102年)九月來到西山時,正趕上西山松風閣剛剛落成。幾位邑賢聽說大詩人黃庭堅的到來,連忙辦菜置酒,邀黃庭堅在松風閣中開懷暢飲。是夜,窗外綿綿,松風陣陣,閣中談興正濃,酒興正酣。及至酒足飯飽,天已微明。黃庭堅此時詩興勃發,揮毫寫下一首千古留傳的《武昌松風閣詩》:“依山築閣見平川,夜闌箕斗插屋椽,我來名之意適然……”

黃庭堅也許並沒有意識到,他在松風閣的這個即興之作,日後竟與蘇軾在黃州寫下的《帖》,成為中國書法史上最輝煌的絕筆之作。而正是他與蘇軾的先後到來,讓武昌西山更加文華燦爛。

南宋紹興三十年(1160年),武昌西山烏雲密佈,烽煙四起。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