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祖康（1900年—1995年），松江縣人，道路工程及市政規劃專家。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工務局局長。上海解放前夕任國民政府最後一任代理市長。新中國成立後，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工務局局長，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1982年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趙國通1940年出生於重慶，趙祖康長子，上海市政府參事。照片均由趙國通提供
興國路324號位置圖
1982年1月，趙祖康（左）、王月英（中）、錢挹珊（右）在興國路324號的花園合影
趙祖康和家人在興國路寓所內
1985年的一個夏日，剛入夜，興國路324號花園別墅前的草坪熱鬧了起來。
周邊的居民早早吃好晚飯都過來了。新華街道泰安居委這晚在這裡舉辦納涼晚會。有人帶來了孩子，有人帶來了蒲扇和小板凳。小花園裡也來了音樂家賀綠汀，他也是一放下碗筷就過來了。坐在居民裡的，還有戲劇家黃佐臨、畫家申石伽。這一晚，他們的身份不是知名人士，而是住在這一社區的普通居民，他們來和大家一起乘涼
燈光亮起來了，有人在花園裡唱歌，畫家當場題詞助興。就在納涼的人群裡，還有一位老人，也微笑著和大家一起納涼。他就是興國路324號花園別墅當時的住戶，時年85歲的趙祖康。
從1958年入住，到1995年去世，趙祖康在這裡度過了近40年光陰。他的孩子們也在這裡結束了學生生涯，進入社會。兩代人在此見證上海的滄桑變化，也在這裡完成交接棒，各自出發，融入上海又一段精彩旅程。
五天四夜的代理市長
1945年，以抗戰結束為契機，趙祖康一家從重慶回到上海。趙國通此時5歲，第一次回到了父親的故鄉。
出生於松江的趙祖康從小深受孫中山“工程救國”的薰陶，立志從事交通事業，報效國家。1922年，趙祖康從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畢業，後赴美國康奈爾大學進修道路和市政工程，並代表中國出席國際道路會議，考察了美德等地的現代公路市政建設。1931年回國後，他一直在交通部門任職，領導修建了西蘭、西漢、滇緬和樂西等抗戰主幹線。1943年起任交通部公路總局副局長、戰時運輸局顧問。
抗戰勝利後，趙祖康帶著家人回到上海，擔任上海市工務局局長，兼管全上海的公園。他們一家先被安排暫住在虹口公園靠馬路的一處小別墅，後自己掏錢向一位多米尼加商人租下一處位於敦信路（今武夷路）的別墅居住。
1948年底，戰事吃緊，趙祖康帶著大女兒和二女兒留在上海，妻子帶著趙祖康的母親、幼女和兩個兒子離開上海，避居福州。正是在此期間，趙祖康開始接觸在滬地下黨。1949年2月，他和世交好友的女兒錢挹珊夫婦吃飯，座中來了一位樸先生和一位李小姐（真名王月英），兩人正是地下黨員。1949年3月，趙祖康參加中國工程師協會代表團，與侯德榜、茅以升等專家聯名上書，要求各項軍事活動要保護廠礦、交通、學校等設施。
1949年5月初，解放大軍逼近市郊。出於安全考慮，趙祖康離開偏僻的武夷路住到留美時期的好友、交通大學冶金專家梁伯高教授位於長樂路的家中。就是在這兒，趙祖康度過了作為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的五天四夜。
5月23日，局勢已經非常明朗：上海解放只是時間問題。這一晚，才接替吳國楨做了23天市長的陳良正打理行李準備“撤退”，匆忙之下決定讓趙祖康擔任舊上海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負責社會治安穩定並辦理交接。
早已和地下黨接觸的趙祖康，將希望寄託在新中國。5月24日夜至25日，解放軍佔領蘇州河以南整個地區，趙祖康指示各警察分局不要做任何抵抗，插白旗配合軍代表接管，同時要求各局處主要負責人集中辦公；25日，在民主人士顏惠慶等聯繫下會見中共軍管會接收代表，商定照常上班、接管審核、恢復交通、保存檔案等八項要求；26日上午，主持最後一次“市長辦公會”傳達佈置各局處落實；5月28日下午，向新上海的首任市長陳毅辦理交接。解放上海期間，上海市區沒有一天停水停電，市民生活不受干擾，平穩進入新時代。
作為編輯部的客廳
1920年前後，興國路填浜筑北段，翌年築南段，以法公董局秘書名命名雷上達路(Route Legendre)，1943年以江西興國改今名，沿路多為高級住宅。
趙國通記得，從福州返回上海後，全家一度租住在高安路16號5樓的公寓房內。1952年左右，趙祖康一家由機關事務局安排住到衡山公園北面的榮昌路（1980年改名為德昌路）36號內的幹部公寓房。1955年，趙祖康擔任上海市規劃局局長，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長。翌年，全家被安排搬入興國路324號花園別墅，此後直到趙老去世。
在趙國通的印象裡，父親務實、低調。在趙祖康1949年的日記裡，從年中到年底，記錄的滿滿全是工作。他看得出，父親是高興的。
建國初期，趙祖康一直忙著和工程技術人員一起搶修上海的海塘、機場，實施肇嘉浜棚戶區的改建和工人新村的興建，規劃修建人民廣場、西郊公園，修通諸多主幹道路。1958年入住興國路後，擔任副市長的趙祖康每天從這裡出門上下班，每晚10點左右入睡。此時，幾個孩子正是求學階段，趙國通的三個姐姐分別考進北大、清華，趙國通考入同濟大學。
他記得，父親對子女的功課抓得很緊，回家第一句話就是問作業進展。但凡有利於求知的正當要求，趙祖康都會滿足。看到趙國通喜歡動手，趙祖康就為這個兒子買了飛機模型製作材料，並對他的愛好多加鼓勵。小兒子趙國屏住進興國路時才10歲，他特別喜歡養小動物，趙祖康就允許孩子在花園裡養雞、鴨、羊，甚至允許他養了一整箱蜜蜂，讓他進行動物養殖觀察。
但在隨後的“運動”中，趙祖康被迫停職。已過六旬的他頂住壓力，召集了當時靠邊站的許多專家、教授、老工程師到家裡，將興國路住所一樓的客廳作為編輯會議室，組織了《英漢道路工程詞彙》的修訂增補工作。這本書後來於1978年重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專業參考工具書。
這裡走出一個院士
1982年，興國路324號，一位曾影響了趙祖康人生軌跡的“故人”出現了——1949年2月曾同桌吃飯的“李小姐”，即王月英，和趙祖康的朋友錢挹珊一起來看望趙祖康。他們在花園裡留下了一張跨越33年歲月的合影。
也是在這幢花園別墅裡，趙祖康用自己的言行，影響了子女們的人生軌跡。
二女兒趙國明從北大俄羅斯文學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內蒙古，至今在當地工作。趙祖康1961年春節後出差廣東時惦念愛女，填詞“蝶戀花”一首《懷同兒（國明小名）初赴內蒙古工作》：我向南行兒向北，南北迢迢，萬里同春色。處處紅旗情激越，臨行“革命”叮嚀說。
趙祖康還特地去書店買了一幅“昭君出塞”的仕女圖，掛在床頭牆上，每天起床看一眼。趙國通記得，1963年寒假，國明姐懷孕臨產前回到興國路家時，瘦得才七十來斤。
小兒子趙國屏沒能像哥哥姐姐一樣參加高考，而是於1969年赴安徽蒙城插隊。他把對生物科學的愛好也帶到了農村。在田頭，他用糞做顆粒肥，進行過雜交玉米制種實驗，還偷偷閱讀《美國農業概況》。“文革”結束後，1978年，趙國屏考入復旦大學生物系，後又考入中科院上海植生研究所，1983年被選拔赴美深造。1990年，趙國屏即將獲得博士學位，但為了等待同去的妻子也讀完博士課程。趙國屏希望在美國再待幾年。
趙國通記得，那段時間，素來溫和的父親多次要求他代寫家書，連番催促，要求通過博士答辯的趙國屏快些歸國。他對趙國通說：“我已經90歲了，我要看到趙國屏回來，他是公派的！”趙國通只得向趙國屏挑明：“他沒有親眼看到你回到他身邊不放心！死不瞑目！”1992年，趙國屏完成博士後研究工作回到中科院，此後一直在生物工程研究領域工作，陪伴父親走完人生最後一程，也的確遵循父親的志願，將畢生所學用於報效祖國。由於領導團隊在人類基因和“非典”演變基因方面做出的優秀成果，趙國屏於2005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原題為《趙祖康在興國路324號》）
閱讀更多 政協往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