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在反腐工作方面的力度不斷加強）
一直以來，總有一些人對我國當前的反腐工作不以為然，認為沒必要在這方面下這麼大工夫，但是，如果瞭解美國的“智能帝國主義”政策，就會明白反腐工作事關我國發展的大局，要認真對待。
美國視“戰略性腐敗”為“智能帝國主義”利器，用它鉗制其他國家的發展，為美國利益服務。“智能帝國主義”政策是由布熱津斯基提出，倡導利用隱蔽的秘密行動來維護、擴大美國的戰略利益，如通過各種途徑拉攏腐蝕、賄賂各國領導人，然後利用掌握各國領導人的腐敗證據進行威脅敲詐，操控主流媒體、互聯網進行“魔化”宣傳，策劃針對國際對手的顛覆、分裂和破壞活動等。美國將掌握各國高官的腐敗證據作為謀取戰略利益的手段，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有效實現擴大全球霸權利益的目標。比如，早些年，法國、德國的政府曾聯合中國反對美國單邊主義，法國前總統希拉剋曾稱美國政策導致“最糟糕的濫用權力”，後來美國積極介入法國、德國的大選，扶植親美政客上臺。這背後就是對“戰略性腐敗”的運用，即通過用經濟、政治等籌碼來換取他國政客對美國霸權政策的支持。
其實，“戰略性腐敗”也潛藏在一般性腐敗之中。一般性腐敗是某一單位領導人謀求自身私利的違法行為，其危害是會給某些單位造成局部的經濟利益損失，但是稍有忽視、縱容，它必然會影響、敗壞社會風氣和黨政廉潔，一旦遇到外部勢力的利誘、脅迫就會轉化為戰略性腐敗，給國家造成影響全局的戰略利益損失。戰略性腐敗的發生存在著一定的客觀經濟規律，就是美國比較容易掌握親美政客的腐敗證據，因為美國在同親美政客的密切交往中容易設置種種腐敗誘餌，然後就能以較低成本的代價逼迫他們屈從於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為了獲得最大戰略利益，不僅優先選擇利用親美政客，而且往往選擇從威逼利用和曝光拋棄兩方面來加以利用。開始，美國往往逼迫親美政客直接效力於美國的戰略目標，如鼓吹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或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政策，讓美國的跨國公司廉價收買、控制戰略性行業和國有企業、銀行，配合美國的軍事、政治、外交行動並受唆使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等等。但是，當美國覺得正面利用的價值不大時，就開始從反面來利用他們的價值。例如，巴拿馬的前總統諾加列曾經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密切合作，中央情報局曾有意引誘他販毒並掌握了販毒證據，後來為了控制巴拿馬運河，毫不猶豫將諾加列的販毒證據曝光並將其抓捕到美國。
此外，“戰略性腐敗”還與美國竭力輸出的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息息相關，一方面這些經濟政策可以促使壟斷財團隨意進入操縱別國股市、樓市，廉價收買、控制別國壟斷性、戰略性行業並獲暴利；另一方面它們還會帶來壟斷財團與部分政府官員間的利益輸送，是滋生戰略性腐敗的溫床和客觀條件。例如，希臘發生的嚴重經濟危機與金融自由化帶來的戰略性腐敗關係密切。希臘的金融和國債部門的負責人都同高盛有密切的聯繫，他們推行匯率、利率自由化並引入金融衍生品，由此埋下了隱患，為美國壟斷財團利用希臘政府債務隱患大肆唱空、炒作，引發利率飆升等一系列經濟危機連鎖反應創造了條件。再如，阿根廷的前經濟部長卡瓦略，他曾在哈佛大學接受新自由主義教育，任職後竭力推行開放資本賬戶、銀行私有化等改革，在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前夕甚至協助西方金融資本外逃。後來，卡瓦略以出賣情報破壞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
綜上可見，對我國來說，通過反腐工作抵禦美國對華滲透過程中所帶來的“戰略性腐敗”，意義重大。
（參見：《楊斌：警惕美國以"戰略性腐敗"方式推銷新自由主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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