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在反腐工作方面的力度不断加强）
一直以来，总有一些人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工作不以为然，认为没必要在这方面下这么大工夫，但是，如果了解美国的“智能帝国主义”政策，就会明白反腐工作事关我国发展的大局，要认真对待。
美国视“战略性腐败”为“智能帝国主义”利器，用它钳制其他国家的发展，为美国利益服务。“智能帝国主义”政策是由布热津斯基提出，倡导利用隐蔽的秘密行动来维护、扩大美国的战略利益，如通过各种途径拉拢腐蚀、贿赂各国领导人，然后利用掌握各国领导人的腐败证据进行威胁敲诈，操控主流媒体、互联网进行“魔化”宣传，策划针对国际对手的颠覆、分裂和破坏活动等。美国将掌握各国高官的腐败证据作为谋取战略利益的手段，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实现扩大全球霸权利益的目标。比如，早些年，法国、德国的政府曾联合中国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称美国政策导致“最糟糕的滥用权力”，后来美国积极介入法国、德国的大选，扶植亲美政客上台。这背后就是对“战略性腐败”的运用，即通过用经济、政治等筹码来换取他国政客对美国霸权政策的支持。
其实，“战略性腐败”也潜藏在一般性腐败之中。一般性腐败是某一单位领导人谋求自身私利的违法行为，其危害是会给某些单位造成局部的经济利益损失，但是稍有忽视、纵容，它必然会影响、败坏社会风气和党政廉洁，一旦遇到外部势力的利诱、胁迫就会转化为战略性腐败，给国家造成影响全局的战略利益损失。战略性腐败的发生存在着一定的客观经济规律，就是美国比较容易掌握亲美政客的腐败证据，因为美国在同亲美政客的密切交往中容易设置种种腐败诱饵，然后就能以较低成本的代价逼迫他们屈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为了获得最大战略利益，不仅优先选择利用亲美政客，而且往往选择从威逼利用和曝光抛弃两方面来加以利用。开始，美国往往逼迫亲美政客直接效力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如鼓吹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或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让美国的跨国公司廉价收买、控制战略性行业和国有企业、银行，配合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行动并受唆使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等等。但是，当美国觉得正面利用的价值不大时，就开始从反面来利用他们的价值。例如，巴拿马的前总统诺加列曾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中央情报局曾有意引诱他贩毒并掌握了贩毒证据，后来为了控制巴拿马运河，毫不犹豫将诺加列的贩毒证据曝光并将其抓捕到美国。
此外，“战略性腐败”还与美国竭力输出的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息息相关，一方面这些经济政策可以促使垄断财团随意进入操纵别国股市、楼市，廉价收买、控制别国垄断性、战略性行业并获暴利；另一方面它们还会带来垄断财团与部分政府官员间的利益输送，是滋生战略性腐败的温床和客观条件。例如，希腊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与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战略性腐败关系密切。希腊的金融和国债部门的负责人都同高盛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推行汇率、利率自由化并引入金融衍生品，由此埋下了隐患，为美国垄断财团利用希腊政府债务隐患大肆唱空、炒作，引发利率飙升等一系列经济危机连锁反应创造了条件。再如，阿根廷的前经济部长卡瓦略，他曾在哈佛大学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任职后竭力推行开放资本账户、银行私有化等改革，在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前夕甚至协助西方金融资本外逃。后来，卡瓦略以出卖情报破坏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
综上可见，对我国来说，通过反腐工作抵御美国对华渗透过程中所带来的“战略性腐败”，意义重大。
（参见：《杨斌：警惕美国以"战略性腐败"方式推销新自由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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