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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智堡 鍾政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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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4年至2016年，俄羅斯經濟遭受了一場貨幣危機，這場危機是由於油價暴跌和烏克蘭危機造成的。儘管由於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油價上漲，危機在2016年下半年得以克服，但經濟復甦依然疲弱，俄羅斯的中期增長前景看上去相當令人失望。
增長前景疲弱是由以下幾個因素造成的：(1) 不利的人口趨勢——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和人口老齡化；(2) 商業和投資環境差；(3) 難以擺脫能源部門的主導地位，以實現產業的多樣化；(4) 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以及俄羅斯的反制裁。
為了提高增長潛力，俄羅斯需要進行全面的經濟和體制改革，前提條件是進行政治改革，並改善與美國、歐盟和其他鄰國之間的經濟和政治關係。
1. 介紹
2014-2015年，俄羅斯經濟受到貨幣危機的嚴重衝擊：盧布貶值過半，新一輪通脹再起，個人收入下降，產出萎縮2.7%。這場危機是由經濟和地緣政治因素共同造成的：作為俄羅斯主要出口商品的石油價格大幅下跌；以及與烏克蘭的衝突 (吞併克里米亞，支持頓巴斯的分裂主義)，這導致了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的制裁，以及俄羅斯隨後的反制裁。
自2016年年中以來，宏觀經濟形勢已企穩，俄羅斯經濟已恢復了增長，儘管增速緩慢。雖然油價出現部分回升，但中期前景並不樂觀。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哪些因素限制了俄羅斯經濟的增長潛力？
本文首先概述後蘇聯時代俄羅斯的增長趨勢 (第2節)，隨後章節再分析其增長表現平庸的潛在原因。第三節是關於2014-16年的貨幣危機及其應對和遺留問題。第4節，我們評估了俄烏衝突對俄羅斯經濟表現的潛在影響，以及俄美、俄歐經濟政治關係的惡化，包括美歐對俄製裁措施和俄羅斯的反制裁。第5節分析了俄羅斯經濟貿易的結構性特徵。第6節專門討論體制上的缺陷，即惡劣的商業環境及其對投資和國際收支的影響。第7節分析人口問題，這似乎是增長的最嚴重長期障礙。第8節給出結論和建議。
2. 後蘇聯時代的增長故事
圖1展示了後蘇聯時代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史。1990年代的顯著特點是產出嚴重萎縮，這是計劃經濟幾十年來積累的結構和體制扭曲的結果。此外，過渡初期宏觀經濟的巨大不平衡和經濟改革的緩慢步伐也是原因之一。事實上，產出下降早在蘇聯末期就已開始，並且之前已出現了近十年的經濟停滯。
1999-2008年間，俄羅斯經歷了1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得益於上世紀90年代的結構性和制度性改革，以及全球大宗商品繁榮 (高油價)。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俄羅斯，導致2009年GDP大幅下降7.8%。然而，在接下來的三年 (2010-12年)，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復甦。但2013年，俄羅斯的經濟增長率降至2%以下，第二年隨即就遭遇了貨幣危機。
這一次，危機並非像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上半葉和1998-99年那樣，由輕率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引發。相反，它是由國際石油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外部衝擊，以及由國內結構性和制度性的脆弱引發的。此外，還有一個以往危機中不存在的地緣政治因素：俄羅斯捲入與烏克蘭的領土衝突，導致國際制裁和相應的反制裁 (見第4節)。
始於2014年的這場危機導致了為期兩年的經濟衰退。2015年實際GDP下降2.5%，2016年又下降0.2%。雖然俄羅斯2015-16年的經濟衰退比全球金融危機 (2008-09) 期間要淺，但要比其他大多數產油國都要深。這可能是俄羅斯財政政策更為保守的結果 (見第3節)，而沙特阿拉伯或其他海灣國家在2014-15年推出了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
圖2顯示了按2016年不變價格計算的經季節調整的季度GDP。經濟衰退始於2014年第三季度，於2016年第二季度觸底。自那以來，產出已經恢復，並在2018年第二季度達到危機前的水平。
儘管2015-16年的衰退並不嚴重，但隨後並沒有出現像1998-99年和2008-09年危機之後那樣強勁的復甦 。2017年，俄羅斯實際GDP增速僅為1.5% (圖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2018年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18年俄羅斯實際GDP增速有望達到1.7%。此外，根據同樣的預測，到2023年，增長預計將在1%到2%之間波動。這遠低於俄羅斯在1999-2008年期間的增長率，對於一箇中等收入國家來說，這看起來令人失望，因為要趕上高收入群體，俄羅斯還有太長的路要走。
此外，如果將俄羅斯與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進行比較，其自2007年以來的增長表現差強人意 (圖3)。巴西和阿根廷是唯一的例外。巴西在2014-16年經歷了更嚴重的衰退，而阿根廷自2010年以來經歷了數次衰退。但是，公平地說，對各國進行這種比較可能忽略一些重要因素，例如不同的人口狀況或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 (關於俄羅斯不利的人口趨勢之分析見第7節)。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依次分析了可能導致俄羅斯經濟增長平庸的五組因素：
- 2014-16年貨幣危機的宏觀經濟管理
- 烏克蘭衝突的代價，以及與美歐日益惡化的經濟和政治關係
- 俄羅斯經濟的結構特點
- 制度缺陷
- 人口趨勢
3. 管理2014-16年的貨幣危機
2014-16年，俄羅斯遭遇了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的第五次貨幣危機。自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盧布 (RUR) 對美元貶值55%，其中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期間的貶值幅度最大 (圖4)。隨後，在2015年8月和2016年1-2月間，盧布又出現了兩次更短的下跌。
2016年第二季度之後，盧布逐漸走強 (由於油價回升)，在2017年大部分時間和2018年第一季度，盧布兌美元匯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下。
2018年4月，由於美國根據《通過制裁打擊美國對手法案》(CAATSA) 實施制裁 (見第4節)，盧布兌美元匯率跌至61-64。2018年8月初，由於阿根廷和土耳其的貨幣危機以及美國的另一波制裁，盧布兌美元匯率又再次下跌至66-68盧比。
俄羅斯聯邦中央銀行 (CBRF) 的國際儲備從2013年12月底的5100億美元下降到2015年4月底的3560億美元，降幅超過1500億美元。隨後，外儲在2018年下半年逐漸重建到約4600億美元的水平 (圖5)。
俄羅斯引入通脹目標制和更靈活的匯率制度有助於宏觀和微觀經濟的調整，並限制了國際儲備的損失，即便在危機高峰期引入這些措施的時機不是最佳的。
貨幣貶值推動12個月通脹率在2014年12月升至11.4%，2015年3月升至16.9%，2015年12月升至12.9% (圖6)。隨後，通脹率在2016年12月下降到5.4%，2017年12月下降到2.5%——這是後蘇聯時代俄羅斯歷史上的最低水平。通脹目標制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年12月，通脹率再次上升至4.3%。
更高的通貨膨脹是導致實際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2014年下降0.7%，2015年下降3.2%，2016年下降5.8%，2017年下降1.7%。通貨膨脹也有助於減少若干項目的實際預算支出。
整個危機期間，財政政策保持相對保守 (圖7)。2015年，儘管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但總體政府收入僅下降GDP的2個百分點。同樣，盧布貶值以及由此導致的通脹上升，在一定 (名義盧布) 程度上彌補了美元計價的油價下跌和實際GDP下降 (見第2節)。
2014-16年，由於大多數支出項目的通脹指數化程度有限，政府一般總支出僅增長GDP的1.5個百分點。自2016年以來，稅收已開始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主要原因是油價上漲。與此同時，開支繼續得到控制。儘管如此，總體政府收支佔GDP的比重還是下降了4個百分點，從2012年的小額盈餘 (GDP的0.4%) 下降到2016年的-3.6%。2017年以來，財政形勢開始好轉，IMF《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18年政府總盈餘將佔GDP的1.6% (圖7)。
危機期間的財政赤字主要是通過消耗儲備基金 (Reserve Fund) 的資產，其餘額從2014年9月1日的917億美元減少至2018年1月1日的零。第二家主權財富基金——國家財富基金 (National wealth fund) 受到的衝擊小於儲備基金。其資產規模從2014年7月1日的879億美元下降到2018年7月1日的771億美元，其間出現了大幅波動。
赤字融資的其餘部分是通過額外的主權債務獲得的，主要是在國內市場。不過，國內市場仍然相對薄弱。在俄羅斯境外借款的機會受到國際制裁的限制 (見第4節)。
一般政府債務總額佔GDP的比重從2013年的13.1%小幅上升至2015年的16.3%，2017年又下降至15.5%，與國際標準相比仍處於較低水平 (圖8)。IMF《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中沒有提供淨債務的統計數字，但是由於儲備基金的減少，淨債務增加了。
失業並沒有因為衰退而增加 (圖9)，這可以用俄羅斯勞動力市場事實上的靈活性、人口趨勢和其他前蘇聯國家的勞動力流入來解釋，這些因素髮揮了短期的逆週期緩衝作用。
總的來說，從技術官僚的角度來看，危機期間的宏觀經濟管理可以說是相當不錯和審慎的。它試圖將危機對公共財政和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並降低通脹預期。
但危機本身再次表明，儘管財政基礎相當堅實，且央行擁有大量國際儲備，但俄羅斯的宏觀經濟穩定仍然脆弱，容易受到各種經濟和政治衝擊。人們對盧布和國內金融體系的信任是有限的，這與其他體制因素一起無助於改善商業和投資環境 (見第6節)。
4. 烏克蘭危機的陰影
2014年3月，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不久後，俄羅斯又開始積極支持頓巴斯的分裂運動，導致烏克蘭當局失去了對該地區大約一半的控制，並形成了兩個未經承認的領土實體——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儘管國際社會努力結束烏克蘭東部的衝突 (兩份明斯克協議分別於2014年9月5日和2015年2月11日簽署)，但衝突遠未得到解決，2018年底，由於俄羅斯封鎖刻赤海峽，衝突升級到一個新階段。
這些行動導致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實施了國際制裁。加拿大、澳大利亞、挪威、冰島、瑞士、日本、一些歐盟候選國以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反俄措施。
制裁於2014年實施，目前仍在生效中，但會到期延長制裁時間 (就歐盟而言) 以及對制裁內容做出更新 (關於被制裁個人和公司名單)。美國和歐盟的制裁具有多重性質，包括四組措施：政治/外交 (第一級)，對個人和實體的制裁 (第二級)，經濟制裁 (第三級)，以及與克里米亞有關的制裁。
一級制裁包括非徹底地將俄羅斯排除在八國集團 (G8) 之外；暫停俄羅斯加入經合組織 (OECD) 和國際能源機構 (IEA) 的談判；暫停半年一度的歐盟—俄羅斯峰會；暫停關於新的歐盟—俄羅斯條約和歐盟—俄羅斯簽證自由化的談判；暫停北約和俄羅斯的合作；以及暫停俄羅斯代表團參加歐洲委員會議會的投票權。
二級制裁針對的是被點名的個人和公司，例如那些在克里米亞從事商業活動的公司。措施包括簽證禁令和資產凍結。一些受影響的公司得到了俄羅斯公共資金的支持，以彌補與制裁有關的損失。
在經濟領域 (三級制裁)，制裁集中於三個方面：
- 禁止大型國有銀行和企業中長期融資；
- 禁止軍事和雙重用途設備以及某些石油勘探和生產設備和服務的貿易；
- 對被吞併的克里米亞實行貿易禁令，包括旅遊、經行和通訊服務，禁止使用克里米亞港口，並禁止參與該領土的投資活動。
2018年4月，針對俄羅斯涉嫌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美國通過了CAATSA，該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對現有制裁進行了編纂，但也對部分俄羅斯商界人士和企業實施了新的制裁。2018年8月，美國又實施了一波制裁，這一次是針對一名前俄羅斯情報官員在英國被暗殺未遂。
2014年8月，俄羅斯聯邦政府對制裁做出回應，禁止從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國家進口大部分食品。2014年以來，俄羅斯也開始對烏克蘭實施一系列經濟制裁，其中最重要的是在2016年1月1日撤銷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作為對歐盟—烏克蘭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的回應)。2015年11月至2016年6月，由於土耳其空軍在敘土邊境地區擊落俄羅斯戰機，俄羅斯還對土耳其實施了禁止從土耳其進口食品等多項經濟制裁。俄羅斯還擴大了對媒體等一些行業中非俄羅斯居民所有權的限制。
評估這些制裁和反制裁對俄羅斯經濟的影響並非易事，因為很難將它們的影響與其他因素分開，比如2014年年中油價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的暴跌。此外，大多數定量分析是在制裁實施初期 (2014-16年) 進行的，它們基於事前預測而非事後分析。儘管如此，制裁對俄羅斯潛在經濟增長造成的損害程度是可以大致估計的。
總的來說，制裁和反制裁加劇了2014-16年的貨幣危機和2015-16年的衰退。
在2014-15年，金融制裁尤其痛苦。當時，制裁突然對準了俄羅斯石油公司 (Rosneft)、諾瓦泰克 (Novatek) 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Gazprom) 等大型國有企業，封鎖了它們和國際金融市場的連接，迫使包括俄羅斯央行在內的俄羅斯當局出手救援，導致央行的國際儲備進一步減少，國家財富基金資產枯竭。2014-15年，金融制裁還引發了俄羅斯大規模的資本外流 (圖16)，因此，2014年12月和2015年初，市場恐慌加劇，盧布匯率暴跌。
從長期來看，金融和行業制裁抑制了國內外投資，從而抑制了俄羅斯的增長潛力。負面影響不僅適用於國防和石油等受到直接制裁的行業。制裁、反制裁以及與美歐日益惡化的政治經濟關係，還間接地對與西方的整個經濟和研究合作框架產生了負面影響，強化了軍事和安全機構的作用，並限制了公民自由。在經濟方面，制裁和反制裁加強了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 。所有這些現象都在使俄羅斯本已很差的商業和投資環境進一步惡化 (見第6節)。
除了制裁之外，烏克蘭衝突還涉及俄羅斯的其他直接和間接代價，如更高的軍事開支 (表1)、人員損失、難民潮的社會代價、向叛軍控制的領土提供各種援助等等。自烏克蘭衝突以來，軍費開支一直在增加，2016年達到了佔GDP5.5%的創紀錄水平。高軍費支出擠佔了其他公共服務支出，特別是教育和醫療，對潛在的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這是俄羅斯經濟辯論中經常提出的一個論點。
此外，克里米亞融入俄羅斯經濟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中成本最高的投資項目是2018年5月開通的橫跨刻赤海峽的克里米亞大橋，該橋連接了俄羅斯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的塔曼半島和克里米亞半島的刻赤市。其長度超過18公里，總建築費用約為40億美元。Aslund估計俄羅斯聯邦政府管理克里米亞並向被佔領的頓巴斯提供支持的成本為40億美元，佔俄羅斯GDP的0.3%，不包括克里米亞大橋的建設成本。
5. 經濟結構性失衡：能源一家獨大
俄羅斯經濟仍然依賴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和出口。雖然在2013年 (即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崩潰之前)，油氣行業在俄羅斯GDP中的份額不到20%，石油和天然氣的租金 (oil and natural gas rents) 都低於其他幾個產油國 (圖10和圖11)，但油氣工業加起來佔俄羅斯出口的70%以上 (圖12)。
顯然，油氣價格低迷時期 (2014-15年) 導致這些份額下跌，但自2016年年中油價開始回升以來，這些份額又開始上漲 (圖12)。此外，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由於產量和出口的增加，除了2017年俄羅斯加入OPEC,並努力限制全球市場的石油供應。因此，如果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進一步回升，俄羅斯碳氫化合物 (hydrocarbon) 出口和收入的作用將比危機前更為重要。
如果低碳能源的發展導致對全球石油需求減少，長期而言，俄羅斯對碳氫化合物生產和出口的過度依賴可能造成嚴重的經濟挑戰。
因此，俄羅斯經濟結構需要多樣化，以擺脫碳氫化合物的主導地位。然而，在一個以碳氫化合物等礦物資源生產佔主導的經濟中，旨在實現結構多樣化的政策並不容易構思和執行。
首先，宏觀經濟障礙來自於該國貨幣的實際匯率，在碳氫化合物/大宗商品價格高企時期，這種貨幣會升值，這就是所謂的“荷蘭病”。
自本世紀初以來，俄羅斯當局一直試圖通過累積主權財富基金的石油相關財政盈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這種影響。2017年出臺的新預算規定，可能有助於消除“荷蘭病”的影響，併為逆週期財政政策創造更多空間。該規定基於假設的油價為每桶40美元，並限制政府支出。
原則上，2014-15年盧布的大幅貶值應該為國內製造業和其他非石油依賴型活動的擴張創造空間。不幸的是，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情況會發生。2014-17年，儘管整體經濟陷入衰退，但農業、食品加工、紡織、纖維和造紙、化工和製藥等行業的產出仍持續增長。然而，整個製造業處於衰退之中，這意味著其他行業也出現了產出損失。俄羅斯統計數據顯示，高科技和科學密集型產業佔GDP的比重保持不變，自2013年以來一直在21%至22%之間。
俄羅斯出口的部門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但在進口方面可以發現兩種趨勢：(1) 食品份額的緩慢下降；(2) 機械和運輸設備佔進口比重不斷提高，2017年達到46% (圖13)。
這兩種趨勢在2014-16年危機之前就開始顯現，但盧布貶值和俄羅斯的反制裁 (第4節) 可能會加強與食品相關的進口替代。其他領域的進口替代，例如工業用品和投資品，儘管政府有各種獎勵和特別方案，但只是部分的和短暫的，因為國內缺乏與進口商品同等替代，或質量稍差的替代品。
展望未來，成功的結構性多樣化必須依靠市場力量，包括進一步向國際貿易和外國投資開放，而不是行政干預、政府規劃、挑選贏家，以及向不一定具有經濟可行性的實體提供國家援助。不幸的是，旨在促進進口替代的政府幹預自2015年以來一直呈上升趨勢。它會導致額外的財政和準財政負擔、貿易扭曲、有影響力的特殊利益集團奪取政權以及政治腐敗。
以市場為導向的多樣化需要一個支助性的宏觀和微觀經濟環境。非碳氫化合物和非大宗商品部門的經濟機構必須能夠以最少的行政障礙、較低的交易成本和保護其產權的方式發展和擴大業務。這反過來要求改進營商環境和治理 (參見第6節)。
從貿易的地理結構來看，歐盟仍然是俄羅斯的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儘管其份額自2005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在俄羅斯貿易中所佔的份額正在增加，特別是在進口方面 (圖14)。這似乎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及其出口能力的體現。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貿易的地理結構因地區而異。由於俄羅斯幅員遼闊，且西伯利亞地區交通基礎設施有限，東西伯利亞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經濟自然向中國、日本和韓國傾斜；而俄羅斯的歐洲部分和西西伯利亞地區的經濟則自然向歐洲傾斜。
6. 不利的營商和投資環境
涉及營商和投資環境方面的全球調查提供了一幅矛盾的俄羅斯經濟圖景。世界銀行《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WBDB) 對191個國家的商業活動進行了行政管理方面的調查，俄羅斯排名第31位，得分為77.37分 (滿分100)。此外，至少自2013年以來，俄羅斯的得分和排名都有了系統性的提高。
得分明細表顯示 (表2)，俄羅斯在電力獲取 (94.00)、開辦企業 (93.04) 和財產登記 (88.74) 方面表現最佳，而在保護少數投資者 (61.67) 和解決破產 (58.61) 方面得分最差。
另外兩項全球性調查——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 (HFIEF) 和透明國際的腐敗感知指數 (TICPI)——則提供了不那麼樂觀的圖景。在2018年的HFIEF中，俄羅斯在被分析的180個國家中排名107，得分為58.2 (從0到100)，是自2005年以來的最好成績。然而，這還不足以讓俄羅斯擺脫“基本不自由”的國家分類。
如表3所示，在HFIEF得分中，俄羅斯分數最高的是財政健康 (87.7)、稅收負擔 (85.8) 和貿易自由 (79.4)；得分最差的是投資自由 (30.0)、金融自由 (30.0) 和政府誠信 (38.1)。
最後，根據TICPI 2017年的調查，俄羅斯在183個國家中排名135，得分29，與多米尼加共和國、洪都拉斯、吉爾吉斯斯坦、老撾、墨西哥、巴布亞新幾內亞和巴拉圭相同。該排名從0 (最腐敗) 到100 (無腐敗) 不等。俄羅斯的分數在過去幾年幾乎沒有變化。
總的來說，俄羅斯糟糕的投資環境背後似乎是不安全的產權，包括出於政治動機的徵用、薄弱的法治以及公共行政部門 (尤其是執法機構) 對商業的寄生態度 (被俄羅斯商界稱為“國家敲詐勒索”)。述調查，特別是世界銀行的調查，並不總是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
根據IMF的數據，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公有制在GDP中所佔比例大幅上升，2016年達到33%。莫斯科蓋達爾經濟政策研究所對2016年公共部門佔GDP比重的預測更高，達到46%，其中19.2%是政府部門，25.3%是國有企業，1.5%是公有單一制企業。2014年，由於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國有企業和整個公共部門的比重有所上升 (分別為29.7%和50.6%)。
公共所有權集中在少數幾個部門，如石油和天然氣、其他採礦、運輸和通訊、銀行和保險以及國防工業 。國有企業在資源配置上的效率低於民營企業，他們所主導的行業通常集中度更高競爭更少。
俄羅斯還對外國投資者的進入設置了若干法律上和事實上的障礙，尤其是自然資源、金融部門、媒體和其他被認為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部門。謹慎的宏觀經濟政策、較低和相對簡單的稅收，或旨在簡化商業登記、財產登記和法院程序等領域的若干改革措施，都無法彌補營商環境中的這些根本缺陷。
糟糕的營商和投資環境的負面影響，體現在外國直接投資 (FDI) 的表現不佳上 (圖15)，特別是如果考慮到俄羅斯FDI流入還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定居海外的俄羅斯和其他前蘇聯國家投資者。
俄羅斯私人部門資本持續淨流出，特別是在貨幣危機期間 (圖16)，進一步證明了俄羅斯的財產權和人身自由不穩定，以及私人商業活動伴隨的高風險。
7. 不利的人口趨勢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俄羅斯人口一直在下降，而勞動年齡人口 (working-age population) 在2010年開始下降 。預測結果甚至更加令人擔憂 (圖17)。在這方面，俄羅斯與其他歐洲和東亞國家沒有什麼不同。對俄羅斯經濟來說，這種不利的人口趨勢有兩個主要後果：(i) 減少勞動力供應；(ii) 人口老齡化。
國內勞動力供應的萎縮必然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除非可以用更高的勞動力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TFP) 來彌補。然而，根據Voskoboynikov的研究，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經濟中TFP和勞動力分配效率一直在下降 。
通過提高老年撫養比例，人口老齡化對公共養老金、醫療和長期護理體系的財政可持續性產生了負面影響。這也可能導致TFP增長放緩。
俄羅斯試圖通過對來自前蘇聯國家的移民工人實行開放政策來解決國內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特別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亞美尼亞，以及摩爾多瓦、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烏克蘭等國。
2018年9月和10月，聯邦議會通過養老金改革法案，將女性退休年齡從55歲提高到60歲，將男性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這項改革將在10年內實施，在此期間，每個日曆年的退休年齡將提高半年。這將有助於改善公共養老金體系的財政平衡，並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勞動力供應下降的問題。
向來自其他前蘇聯國家的移民開放俄羅斯勞動力市場和養老金改革，都有助於減少預期的勞動力短缺，但不足以完全彌補人口的負增長趨勢。這意味著俄羅斯將無法恢復2000年代初和2005年中期的增長速度，當時俄羅斯的人口狀況看上去有所好轉 (勞動年齡人口繼續增長，儘管增速較慢)，而且上世紀90年代的轉型相關重組釋放了可用的勞動力資源。
相反，俄羅斯的經濟政策應該把重點放在更快的人均增長上 (per-capita growth)，這將使其能夠繼續與發達經濟體實現收入趨同。在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達經濟體停止了收入趨同。
這就需要提高TFP，而TFP的提高又取決於高科技產業結構多元化的進展、俄羅斯人力資本升級、營商和投資環境改善，以及與包括美國和歐盟在內的領先發達經濟體更緊密的合作。
8. 路在何方
考慮到俄羅斯面臨的不利人口趨勢，提高TFP是增加潛在增長並逐步迴歸與高收入國家人均GDP趨同的唯一途徑。然而，這需要深遠的體制和結構改革，而這些改革反過來又取決於政治改革。IMF建議可以在以下五個領域實施此類改革：
- 改善投資環境，包括加強產權和合同執行，減少阻礙外國投資者的繁重的商業經營和許可標準；
- 投資基礎設施，改善互聯互通，降低運輸成本，確保更好地進入國內外市場；
- 除其他外，通過簡化海關手續，創造更有效的商品市場；
- 加強俄羅斯近鄰之外的貿易關係；
- 支持創新，加大研發投入。
我們認為，還應在這個清單上加上其他幾項措施。
首先，俄羅斯需要一個基於透明程序的新的私有化計劃。它應該平等地對國內外投資者開放。這將更有效地使用可用資源和提高生產率，增加國內競爭，減少國有企業參與執行非經濟功能 (如各種政治活動的不透明融資) 和政治腐敗，吸引更多FDI，並將俄羅斯公司納入全球價值鏈。在私有化的同時，一些行業需要去壟斷和內部重組。例如，天然氣生產可以從輸氣網絡和零售分銷中分離出來，類似於2006-08年俄羅斯電力行業的做法。
第二，改善營商和投資環境需要進行深遠的制度和政治改革。例如，沒有司法的真正獨立，就不可能加強財產權和合同執行。沒有對公共行政、執法和公共安全機構的民主監督，沒有媒體自由，打擊腐敗和商業敲詐將寸步難行。
第三，俄羅斯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必須超越狹義上的貿易關係 (儘管這也很重要)。它需要與包括歐盟和美國在內的領先發達經濟體建立深遠的經濟和技術合作夥伴關係。此外，俄羅斯未來的經濟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經濟增長以及國際商品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換句話說，俄羅斯應該積極參與捍衛全球自由經濟秩序，並通過相關改革加強這一點。
第四，與歐盟和美國更密切的經濟和政治合作，以及合理解決鄰國衝突，將使俄羅斯能夠將目前用於軍事和安全支出的部分預算資源，轉移到基礎設施、教育、研究和公共衛生項目上。
第五，政治改革和更好地保障公民自由有助於提高經濟自由、創新和企業家主動性。
總的來說，由於俄羅斯的勞動力供應日益緊張，發展創新的商業活動和高附加值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是唯一現實的長期戰略，能夠使俄羅斯這樣的中高收入經濟體實現多樣化，擺脫對碳氫化合物的嚴重依賴。
(全文完)
來源：Marek Dabrowski and Antoine Mathieu Collin, "Russia’s growth problem", Bruegel,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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