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写的，就是携程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著名人口学家梁建章，他在2016年写的文章。核心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取消中考，把初中和高中合并，中学阶段一共4年。这不就省出来两年吗？这样，一个人16岁就可以上大学了。19-20岁大学本科就毕业了。22岁就硕士毕业了。
奇怪，早两年上大学，对中国有什么重大意义吗？值得一位人口学家这么郑重其事地提出个建议吗？我们来看看梁建章的分析。
你算算看，现在一个人22岁大学毕业，到60岁退休，理论上有38年的工作时间。那按照梁建章的建议，提前2年上大学呢？也就把38年提升到了40年，提升了5%。区别不大啊。梁建章说，不，区别很大。
年轻时候的一年，和年老时候的一年，那可不是一回事。在人的整个职场生涯中，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正是黄金期，提前两年工作，可以捕捉到很多机会。这些机会，一旦踩上，在一生中都是可以不断放大的杠杆。所以老了之后可能会大不一样。
我们身边不缺这样的例子。比如中国证券市场90年代起来了，很多年轻人当上了第一批红马甲，证券交易员，30岁前后，就成了证券行业的资深人士。我同学中就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机会窗口，从打开到合上，就那么短短几年时间。一旦错过就没有了。
再比如梁建章本人。他是上海人，复旦大学少年班的学生，上大学就是比同龄人早两年，这让他早留学，早创业，甚至在创业成功后还有时间去攻读博士，那年他35岁。如果推迟两年，他就奔40了，也许美国大学就不收他了，他也觉得自己可能就没这个机会了。在美国，像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样的创业英雄，都是大学期间开始创业。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合适的创业者，在那个岁数，心智已经完全成熟，已经可以事业起步了。何必逼得他们非得辍学创业？
创业如此，创新也是如此。科学家最具创造力的年龄也是在35岁之前，大部分诺贝尔奖得主的科研成果都是他们35岁以前就做出来的。这是上限，还有下限。现在的知识大厦越建越高，要做诺贝尔级的科研创新，博士学历是标配。如果一个人博士毕业之后到35岁之前，搞出诺贝尔级的科研创新的时间就这么短，这就是创造力的黄金期，那大学早毕业两年，就意味着这个人的黄金创新期多出来整整25%。
当然，如果你了解梁建章过去的言论，你就知道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关切点。就是中国的人口和生育问题。这几年，他一直在呼吁中国要鼓励生育。那大学生早毕业两年，也就意味着一个女性的黄金生育期多出来两年，那纸面上算一下，中国的生育率有可能会提升10-20%。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这个数字极其可观。
好处就说到这儿。但是一个政策建议，不能光看好处，还要看代价。初中高中合并就少了两年的学习时间。有人可能会说了，那么多知识来得及学吗？梁建章是这么答复的：你想，现在有个中考，还有个高考，初中高中的最后一年基本都是用来复习备考的。如果初高中合并，中考就没了，高考压力再有个分流，这两年时间不就省出来了吗？不耽误大家学知识。
这是梁建章老师在2016年写的文章。今天我之所以要把这篇旧文章翻出来和你聊，是因为我最近在这个方向上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十一总校校长李希贵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堂课。
其中有一点我印象很深。李希贵校长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各个国家学制不太一样，比如俄罗斯小学是四年，美国大部分是五年，而我们中国是六年，但是几乎所有国家，基础教育结束的时间都是差不多18岁。为啥？
答案是：这并不是因为有那么多知识一定要学到18岁，而是一个人成长到18岁，他心智才能成熟到一个程度，就是他的动力系统和刹车系统基本就匹配了、平衡了，这部车能启动，也能刹得住。这个时候国家才能放心把你放到社会上去。为什么有的国家21岁才让喝酒？就是因为一喝酒，一个人的刹车系统性能又下降了。所以，能喝酒的岁数还要迟3年。
你看，从这个视角着眼，学校不止是一个人的知识加油站，学校还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之前的刹车装配厂。学校不仅要给你动力，学校还要让你知道怎么约束自己。那怎么做到呢？就是在学校里通过各种课程，让一个学生去试错，去模拟地经历将来要在社会上经历的一切。这就是李希贵校长再三强调的教育思路。
理解了这个角度，我们再回到梁建章前几年的那个建议：初高中合并，中学生提前两年毕业，16岁就进入社会，合适吗？我自己的答案是，仍然合适。因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刹车系统不一样了。
过去的社会，每个人面对的是一个任务系统。题目已经出好了，每个人各凭本事去答题，靠分数。在学校，您得做老师出的题，在单位，你得干领导布置的活儿。那每个人的刹车就是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原则规矩。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个学生毕业面对的，往往不是一个确定的任务，而是一个目标，一个“事”，具体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做成这个“事”，每个人有自己的定义。甚至这件事，在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看起来好像更自由，但其实对人的约束力更大。为啥？因为完成一个别人定义的任务，还有讨价还价的可能，还有优良中差的等级，一道题答对一半还能给分。但是如果做一个事，达到一个目标，差一点都不行。这是一个更好的人格塑造系统和刹车系统。
现在，人一到社会上，不管是做一个销售、还是搞一项科研、还是主办一个活动、还是搞一个产品、或者干脆去创业，你发现没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完全一样的，达成目标，都需要根据一时一地的条件，做各种各样的创新。
举个例子，您一路学霸，大学中文系高材生毕业。但是又能怎样呢？一旦到工作单位，你会发现，并没有抽象的中文写作能力这个事，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作文大赛。你遇到的，都是类似于给某某产品写个文案，给某某公众号写个文章，给领导的某次演讲做个ppt，这样的事。在所有这些“事”面前，你需要的远远不止写作能力，你需要调动各个方面的潜能，学习全新的东西，才能把事做成。而且还有一点，在做事这个环境里，没有谁有确定的优势。领导和老板，写公司的公众号文章，还真不见得就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强。
看懂了这个社会变化，我们就能放心把16岁的学生放到社会上了。不仅社会的学习资源更多，而且社会越来越像是一所大学校，里面各式各样的事，就是一个个课程，对一个人的塑造能力也更强。
就拿我们这次40多位得到老师到北京十一学校参观来说。学校并不把这事看成是一次单纯的参访，而是把它开发成了一次全校学修课。
怎么做的呢？我们去之前，十一学校就在“校园机会榜”上公布了这件事，招募学生参与这个活动，而不是指定谁来接待。报名的同学，就要开始设计了：当天接待的流程什么样？分成哪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最适合对接哪几位参观者？这些得到老师都是什么背景？可能会问什么问题？各自走什么样的参观路线？当天，我们四十多位参观者都很惊叹。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体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设计一个行为的能力，一般的成年人都达不到。要知道，那是一群初高中生。
你看，在这样的“事”里面，孩子和成人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劣势。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发生了一点模糊。那为什么不让这些孩子早上两年进入社会，去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时隔三年，呼应一下梁建章老师的那个提议，真的可以认真探讨一下，中学学制变革，让孩子早一点进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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