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16年托馬斯·莫爾根據希臘文和拉丁文生造出“烏托邦”（Utopia）一詞以來，這一概念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逐漸成為現代政治文化領域最重要的通用詞語之一。歷史也許會忘記被英王亨利八世斬首的大法官莫爾，但絕不會忘記提出了“烏托邦”的莫爾。而莫爾也絕對想不到的是，烏托邦的內涵與寓意一路演變，數百年後更衍生出了新詞——“敵託邦”（Dystopia）和“託邦”，前者影響力甚至蓋過了原詞。喬治·奧威爾生而有靈，也許會將之作為其“新詞”研究的樣本吧。
烏托邦與敵託邦並不是一般的反義詞。Dystopia一詞由英國哲學家穆勒於1868年所闡發，對此的翻譯五花八門，包括主流的反面烏托邦、反烏托邦，較少見的敵託邦、惡託邦、廢託邦乃至坎坷邦等等。在此之前，邊沁也創造過類似的cactopia一詞，被譯為“暴政國”（與理想國相對）。敵託邦的譯法，既是取其諧音，更是借鑑《聖經》中的“敵基督”（Antichrist）概念，Dystopia也往往可用Anti-utopia替換。“反面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譯法，如以單純的“反對”之意來理解，實際頗有不妥。敵基督否認耶穌為基督，而且自稱為基督，以此“取代基督”，大有“打著紅旗反紅旗”之意味，不是一個“反”字所能涵括。同理，即使是敵託邦，其在理論上也並不一律反對烏托邦，甚至聲稱自身即是烏托邦——某種理想主義政體的實現，片面以“反烏托邦”稱之，可能會犯簡單化的錯誤。《美麗新世界》作者赫胥黎還自己提出了negative-utopia的命名，又得了“消極烏托邦”的譯名，有學者又由此將敵託邦根據其惡劣程度劃分為“反烏托邦”（Anti-utopia）和“惡託邦”（Dystopia），前者如赫胥黎的“新世界”，後者如奧威爾的“大洋國”。至於“託邦”單獨成詞，出自德國古斯塔夫·蘭道爾（Gustav Landauer）的《革命論》，指的是“每一種實際存在和不斷髮展著的社會秩序”也即現實世界，至今採用者不多，但來日未必不會再起波瀾。託邦、烏托邦、敵託邦……種種詞語歷史衍變後的社會心態變化值得玩味。
烏托邦為何取代理想國
莫爾是創設“烏托邦”的第一人，但遠遠不是此類理想世界的首創者。最知名的當屬古希臘柏拉圖提出的“理想國”——國家由具有慾望的體力勞動者，具有意志的護衛者階級以及擁有理智的統治者階級所組成，只有各個等級保持分工合作的狀態時社會才能保持普遍的和諧。有趣的是從柏拉圖身上又衍生出了“柏拉圖式的”一詞，雖然多與“愛情”搭配，但也含有了“空想的”意思。這無疑是對莫爾創造《烏托邦》影響最大的著作。在《烏托邦》橫空出世之後，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安德里亞的《基督城》等先後繼起，得以並稱為“烏托邦三部曲”，“空想社會主義史上的三顆明珠”。其他遺珠也自不少，如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島》、哈林頓的《大洋國》，直至貝拉米的《回顧》等，不一而足。同時，從《聖經》開始，西方還有“伊甸園”和“天國”的理想世界。與此類似，東方也自有其“桃花源”譜系，如《詩經》的“樂土”、佛家的“淨土”、道家的華胥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終北國的“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儒家“大同思想”同樣源遠流長，《禮記·禮運》中的“大同社會”“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亦蔚為大觀，共同代表了人類千百年來對理想社會的激情想象與不懈追求。與“理想國—烏托邦”譜系相比，“桃花源譜系”數量雖繁，但多偏於寫意，不重實體，不求實證，也算是中國人偏重現實主義的體現。
“理想國”為什麼會被“烏托邦”所取代，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一方面，從理想國到烏托邦，正是從理想到規劃、從規劃到行動的過程。烏托邦接續了理想國的追求，是對後者辯論式的粗略論綱的全面發展和具體設計，是“出自柏拉圖的藍圖、更高級形式的近代社會主義的綱領”（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又最終演變為“行動起來”的理想國。陳正焱、林其錟的《中國古代大同思想研究》指出“中國古代大同思想的發展，大致具有如下三種趨勢，即是從朦朧的憧憬到鮮明的構想；從天堂的描繪到人間的追求；從仰望神明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西方的烏托邦源流更是如此。其誕生於資本主義大發展的初期絕不是偶然，而是應運而生，是人類社會演進到新一階段的必然產物，此後聖西門、歐文、傅立葉等的烏托邦實驗、社會主義運動的狂飆突進都不斷印證了這一點。另一方面，從理想國到烏托邦，也是一個從單向到多向、甚至反向的過程。正如許多學者都津津樂道的，“烏托邦”一詞本身即為一個“悖論”，既有“福地樂土”之意，又有“烏有之鄉”之意，既可代表對完美理想的崇高嚮往與不懈努力，也可代表無法實現的徒勞空想。莫爾對這一詞語的天才設計，使之對於單向性的“理想國”而言，更增加了“空想國”的寓意，交織疊加了多重意蘊和強烈張力，成為一個具有更豐富可能的概念，這也為其向“敵託邦”的二度衍變埋下了伏筆。
烏托邦如何變成敵託邦
回頭細看，無論是烏托邦或是敵託邦的設計，一開始都不免直指“託邦”的不堪。數次“參政”失敗的柏拉圖的“託邦”是寡頭和獨裁政體，“那些統治者們最樂於治理的，往往是最糟糕的國家”“他願時不時地發起一場戰爭，使人民需要有一個領袖”。莫爾的“託邦”則指向“最壞的人獲得一切美好的東西”，“圈地運動”中“饞嘴而貪婪的國蠹”。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奧威爾的大洋國極權世界設計儘管大相徑庭，但都同樣並非空中樓閣，而是凝結了對“託邦”不同角度的深刻認識與批判。然而，百代皆行秦政治，何處桃源可避秦？無政府主義者蘭道爾稱“歷史的道路總是從一個託邦經過一個烏托邦而導向下一個託邦”。蘭道爾傾向於把一切“託邦”都看成“邪惡本身”，因而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中遭到了卡爾·曼海姆的批判。然而，考慮到曼海姆的文章寫作年代只是1929年，也許應該反過來說曼海姆對烏托邦的態度未免過於樂觀。電影《黑客帝國》的編劇借“母體”（Matrix）之口說“作為一個生物物種，人類將他們的現實定義為經歷著痛苦和不幸的現實”，倒是真正的一針見血了。
現實“託邦”無疑極不完美，但超越又殊為不易。在各位烏托邦作者的設想中，往往對一些重大現實問題“視而不見”，甚至蘊藏了一些“細思極恐”的細節。如《理想國》和《烏托邦》中都存在理所當然的奴隸階層，《烏托邦》“沒有遊手好閒的人”、“不存在虛度光陰和藉口曠工的機會”，但也有階級之分，有職業的貴賤之分，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奴隸階層由罪犯和自願前來的外國人構成，從事屠宰等下等職業。《太陽城》中規定，“體格勻稱和美貌的女子，只同體格勻稱和健壯的男子結合；肥胖的男子與消瘦的女子結合，消瘦的男子與肥胖的女子結合，為的是使他們能得到有益的平衡”“婦女如果多次與男子性交而仍舊不受孕，便被宣佈為‘公妻’……這種辦法是為了防止某些婦女因貪圖歡樂而故意避孕”“身體上有任何缺陷的人都不會無所事事……儘管他身體殘廢，還是能得到很好的待遇，因為他們能在鄉下做監視工作，把所聽到的一切向國家報告。”甚至還實行人祭制度，由所謂最聖潔的人獻身，替全國人民贖罪，祈求上帝寬恕。《基督城》書如其名，認為真正的理想國就是基督教化的國家，宣稱“我們信仰通過牧師宣講《聖經》而自動地原諒所有的罪過，而且為此我們信仰我們有感恩和服從的義務”。後來者如康有為的《大同書》，設想把黃、棕、黑人都改良為白種人，對其中最難改造的黑人中“性情太惡、狀貌太惡”者，“飲以斷嗣之藥以絕其種。”可以說，作者們既有奇思妙想，也不乏奇談怪論和荒唐臆想，總體來看是相當不完美的，只能算是一份份粗糙的藍圖，難以感召讀者。難怪網絡評論中不乏批判之聲：“既然他們選擇像蜜蜂和螞蟻一樣生活，那還何必成為人呢？”“文中所謂的‘最好的國家’在我看來實乃貨真價實之地獄”“理想國與哲人王帶來的噩夢”……
敵託邦的設想集中出現於20世紀並非無緣無故，它首先建基於“烏托邦衝動”的消亡之上。在16、17世紀的烏托邦三部曲藍圖設計和19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失敗試驗後，人們很難再嚴肅地看待烏托邦的意義，右翼視之為洪水猛獸，而左翼也視之為空想之談。法國大革命中，滿懷崇高激情的雅各賓主義者用道德取代法律，高喊著平等自由而建立嚴酷的恐怖獨裁，帶來一場“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有先見之明的伏爾泰戲謔說“人們設計一切，到頭來總是大錯一場，這幾乎是個規律，屢試不爽”。二十世紀以來的世界風雲激盪，兩次世界大戰先後爆發，又繼之以長期冷戰和核危機，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麥卡錫主義乃至文化大革命均從不同角度重創烏托邦潮流，人類理想主義色彩幻滅殆盡，對未來的焦慮壓倒了樂觀。許多人認識到，烏托邦主義者為了其崇高的理想，是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的，更別說打著烏托邦之名行敵託邦之實的罪惡了。劉易斯·芒福德稱“烏托邦一詞既可以用來指人類希望的頂峰，又可以用來指人類愚蠢的頂峰”。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指出，“烏托邦主義者為達到‘烏有之鄉’所做的努力不僅是徒勞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險的，在歷史上是有害的”已經成為西方學術界佔統治地位的觀點，並援引其他學者觀點把潮流的轉變確定為1940年前後。
烏托邦給人留下的一大教訓是，目標越是完美，越不可能實現。實際上，無論東西，歷朝歷代都不乏人為的政治設計，以追求政權和社會的盡善盡美、萬世太平（儘管也混雜了統治者的“萬世一系”的自私願望），結果卻仍然是不盡如人意。“託邦”乃至衰世亂世多了或者長了，就激發出了“末世論”——這也是烏托邦和敵託邦的思想根源之一。古希臘有黃金、白銀、青銅、黑鐵時代的對比。《春秋公羊傳》和《禮運大同篇》分別有“據亂世（衰世）、昇平世、太平世”和“大同、小康、亂國”之分。基督教有所謂“最後審判日”和“千年王國”說，宣傳耶穌死後千年有善惡大戰（聖戰），大災大禍相繼，死者動輒“三分之一”，之後才能有千年的太平盛世。極端教徒往往打著這一旗號威嚇和招徠信眾，反抗現存秩序，以求“人間天國”。中國亦不乏“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新佛出世除去舊魔”的案例，佛家的“末法時代”迭經流變為彌勒教的“三期末劫”，引發白蓮教數百年的動盪。世人“先破壞後建設”“先有大亂再有大治”的理念，實深肇基於此。
《1984》成歷史，敵託邦走向科幻
敵託邦作品的興盛，還須溯及另一條線索——科幻小說的誕生興起。18世紀60年代興起的工業革命帶來了工業文明的崛起，人類逐步進入以科學發明和技術革命為主導的時代（蒸汽時代、鋼鐵時代和科技時代），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時代的文學樣式——科幻小說（實質上也屬於啟蒙文學）。秉持“科學樂觀主義”風格的儒勒·凡爾納“開啟了科幻小說的大門”不久，H.G.威爾斯便異軍突起，將科幻題材和深沉的哲理思考相結合，一口氣開創了20世紀科幻小說中多個至關重要的主題——“時間旅行”、“外星人”（星際戰爭）和“敵託邦”。他的《時間機器》第一次提出了“時間旅行”的概念，設想80萬年後人類分化為兩個極端不同的種族，一類美麗而脆弱，一類健壯而野蠻，後者更以前者為食。《月球上最早的人類》設想了月球人近似螞蟻社會的制度，《當睡者醒來時》則描繪了未來“資本主義勝利的惡夢”——罪惡大都市，完全是1888年美國作家貝拉米的《回顧》另一個悲觀主義的版本，但同樣具有嚴肅的思想主題。威爾斯奠定了科幻小說的核心精神即是“人類（藉助科技）要追求怎樣的未來？”這與敵託邦思想對未來社會的憂慮幾乎如出一轍。在此基礎上，扎米亞金的《我們》、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奧威爾的《1984》等先後應運而生，一部更比一部激烈，一部比一部慘淡，被國人並稱為“敵託邦（反烏托邦）三部曲”，正式開啟了“敵託邦文學”這一種類。在三部曲中，《1984》儘管缺乏了“科學”色彩，卻藉助其“把新聞寫作發展為一種藝術”（董樂山語）的風格，藉助其對極權主義精準到令人背脊發涼的預言，成為一部未來感和歷史感奇妙交織的神作，稱其獨力扛起敵託邦的大旗也不為過。
與烏托邦作品的枯燥政論式不同，敵託邦作品的主要載體是“小說”尤其是“科幻（幻想）小說”，除表達嚴肅主題之外，還不乏光怪陸離、荒誕誇張的一面，使之大眾影響力更為廣泛，此後除合流催生科幻小說界的大繁榮外，更衍生出無數電影、漫畫和電腦遊戲作品。這股潮流，甚至連中國人也早早地裹挾其中了。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的烏托邦和敵託邦文學作品也頗為興盛，如梁啟超在1902年便創作了《新中國未來記》，設想了60年後的中國；有學者則拈出老舍《貓城記》、沈從文《阿麗思中國遊記》、張天翼《鬼土日記》和張恨水《八十一夢》等一批作品為典型，提出了“幻設型諷刺小說”或謂“現代寓言小說”的命名。這些作品既接續了《莊子》寓言、《山海經》、《鏡花緣》等傳統，也深受西方《格列佛遊記》《愛麗絲漫遊奇境記》等作品影響，更針對中國社會積弊落後的現狀，構想了一個個“火星世界”“地獄世界”“夢中世界”的敵託邦，向國人大敲警鐘，成為中國現代化啟蒙運動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時至今日，可歸類為敵託邦作品的已經汗牛充棟，在百度搜索烏托邦的關鍵詞，彈出來的往往是敵託邦意義上的內容。大略言之，可以分為幾種類型，這實際也可作為對未來世界悲觀構想的分類：一是反極權主義主題，最典型者如《1984》中以高壓統治、全面監控、有目的地篡改歷史、銷燬“異端”書籍等等手段，實現對國民從言行到思想的全面控制。由於奧威爾的珠玉在前，這一主題難以突破，大部分後續作品只好將主題定位在“孤膽英雄”乃至“超能英雄”對極權的成功反抗上，追求視覺效果上的突破，如《V字仇殺隊》、《撕裂的末日》等。二是反技術失控型主題。如《美麗新世界》中政府以新的基因技術建立了“新種姓制度”，又濫發毒品以麻醉公眾。這一主題的衍生物頗為豐富，包括人類發展的高科技反噬人類的主題、“消費烏托邦”“娛樂至死”也即物質的無限豐富反而導致人性迷失的主題、唯利是圖的托拉斯壟斷控制全社會方方面面的主題等。典型者如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羚羊與秧雞》、電影《機械戰警》及《銀翼殺手》等。三是蠻荒異化主題。著眼於核戰爭、病毒爆發、生態資源枯竭之後，倖存人類為了有限資源而你爭我奪，社會退化為原始社會。典型之作是電影《瘋狂的麥克斯》《水世界》等，展示的多是“末日奇觀”和人性異化。四是人工智能主題（賽博空間主題）。“老大哥”不再是人類統治者，而是一臺巨型電腦在幕後操縱一切，人類面臨毀滅或是成為傀儡，渾渾噩噩分不清夢境與現實、真實與虛幻，最典型者莫如“現象級電影”《黑客帝國》，掀起一股“瓶中腦”式哲學思辨的社會潮流。這類作品實際也是“莊周夢蝶”式寓言的現代版本，不侷限於敵託邦領域，至今仍大有探討的空間。上述幾種類型往往相互交織，衍生出種種微型主題，再加上異形外星人和平行宇宙等概念的引入，使得敵託邦作品成了一場五光十色的想象力大比拼，思想性哲理性什麼的，反而退居其次了。
從洞穴到全景敞視監獄
令人驚異的是，烏托邦的先驅同時也是敵託邦的先驅。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隱喻”，把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生活比作一個陰暗的“洞穴”，洞穴中的人們身負鐐銬，背向出口，只能勉強看到被火光投射在洞壁上的東西的模糊的影子，習慣了以假為真。即使有先知窺破真相，也難免被愚民群起而攻之。千年之後，這樣的敵託邦仍然令人震撼，也是魯迅“鐵屋子”論的先聲。
破除“敵託邦”，當然要走出黑暗的“洞穴”和“鐵屋”。但走出之後，誰又知道是何種光明呢？強調啟蒙與理性的哲學家邊沁在1791年提出了“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概念，他設計的環形監獄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監視者能隱蔽地觀看一切，自身不會被觀看到，罪犯因此而惶惶不可終日，不敢造次。邊沁認為，相較於傳統的控制手段，新的監獄能以最少的人力來達到監視最大的人數，是一種“重大而嶄新的統治手段”，也是“一種新的和更好的政府的形式”。邊沁設計的這一小小烏托邦被福柯加以深刻的發展與反轉，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指出，全景監獄實際上是一個完美的權力實施機構，是一種被還原到理想形態的權力機制的示意圖。在完美的監視與被監視理念下，權力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它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層次、每一個機構、每一個人際關係中運作，構成了一個千絲萬縷的網絡，讓所有人都身陷其中。這無疑是福柯對邊沁理論和奧威爾“電幕”制度的疊加哲學引申，也是一種極致的“託邦”和敵託邦類型。
正如許多科幻小說的設想成為現實一樣，奧威爾、福柯的技術不可能如今已成為可能。隨著社會監控“天羅地網”的廣泛覆蓋，“大數據”的普及應用，每個人時時刻刻的一言一行都被數據化掃描，成為一條條清晰的時空軌跡，永久記憶儲存，實時觸發預警，隨時回溯翻查，讓人無處遁形。通過“稜鏡事件”人們得知，原來全球電郵、即時消息、視頻、照片、存儲數據、語音聊天、文件傳輸、視頻會議、登錄時間和社交網絡資料的細節，都正被政府監控，國安局甚至可以實時監控一個人正在進行的網絡搜索內容。通過“劍橋分析事件”又再揭示，原來所謂一人一票自由民主選舉，都可通過“全息畫像”的算法精準刻畫精準投放惡意操縱。新時代的“洞穴”也許投射的不是模糊的影子，束縛人的不再是有形的鎖鏈，而是令你情迷心醉目不轉睛的娛樂節目，是刷屏不止作繭自縛的定製信息，是自以為是似是而非的“自我”“真實”。尼爾·波茲曼在其1985年的《娛樂至死》中曾經警告大眾，更接近我們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隨著“大數據時代”的“託邦”到來，也許兩人的預言可以同時實現了。
在《美麗新世界》中，赫胥黎意味深長地虛構了一個所謂的“塞浦路斯實驗”或稱“重新換瓶實驗”，作為其“新世界”合理性的一個鋪墊——“總統清除了塞浦路斯島上的全體居民，讓兩萬兩千個專門準備的阿爾法（精英人種）住了進去。給了他們一切工農業設備，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結果跟所有的理論預計完全吻合。土地耕種不當；工廠全鬧罷工；法紀廢弛；號令不行。指令做一段時間低級工作的人總搞陰謀，要換成高級工種。而做著高級工作的人則不惜一切代價串聯回擊，要保住現有職位。不到六年功夫就打起了最高級的內戰。等到二十二萬人死掉十九萬，倖存者們就向總統們送上了請願書，要求恢復對島嶼的（強制區分高低種姓的）統治。他們接受了。世界上出現過的唯一全阿爾法社會便是這樣結束了。”是選擇一個人類無法承載其幸福而瘋狂覆滅的烏托邦，或是一個難以忍受其荒誕無稽的敵託邦，又或是一個千瘡百孔又無可奈何的“託邦”，將始終是人類的心頭之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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