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已經指出，就中國文明而言，文和字是記錄符號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形態和階段，漢字的演變歷程，不僅有字的形態的變化，還包括從文到字的變化。不明白文和字的區別，以及由文到字的變化，就不可能真正弄懂漢字，不可能真正讀懂《五經》，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的內核有兩個要素組成，一個是“文”，一個是“意”、“義”、“道”，三者是一回事。“文”是表達“意”、“義”、“道”的工具，即“文以載道”、“立象以盡意”。“象”就是文。
任由時代的變遷，制度的變遷，生產方式的變遷，但是，作為中國文化內核的“文”和“意”、“義”、“道”都一直堅如磐石，因此，中國也一直是中國，中國文明也一直是中國文明，自文明產生伊始，至當下，從未中斷，一直連續，存在時間至少在10000年以上，橫跨了漁獵採集、農業和工業三個大時代。
因此，中國管文化叫“文”化，管文明叫“文”明。“文化”的實質是“意”化、“義”化、“道”化，“文明”的實質是“意”明、“義”明、“道”明。
既然中國文明中“文”和“意、義、道”的連續並非靜態的，而是動態的，甚至多次歷經千年級的歷史鉅變。因此，正確識別“文”漫長曆史中的變與不變至觀重要。“意、義、道”也並非抽象的存在，而是和具體的“文”的形態結合在一起的，和具體的歷史環境結合在一起的。要做到在不斷變化的文的形態中，不斷不斷變化的歷史環境中，識別永恆的“意、義、道”。
廣義地說，所有的記錄符號系統都是“文”，文也是文，字也是文。但是，字和字之前的文，還是有本質區別。從文到字的變化，是中國歷史空前大變化的產物，是春秋戰國期間“禮崩樂壞”的產物。
文和字的區別在於，文是與語言無關的獨立的符號系統，其目的不是表達語言，而是表達“意、義、道”，即“立象以盡意”、“文以載道”。而字是文與語言的相融合，把本來用於表達“意、義、道”的符號去表達語言。因此，字中就包含兩個要素，一個是文，一個是言。可以用一個公式表示：字=文+言。
公式的文是狹義的文，即完全與語言無關的文，“立象以盡意”的文，“文以載道”的文。
這樣以來，從文到字的演變過程，並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緩慢的漸變過程，因為在“字=文+言”中，言的含量是逐漸增加的。當言的含量較少時，“字”與語言的同步性就非常差，無法獨立地表達完整的語言信息，尚需要與之配套的語言。這些語言對符號進行補充和說明。
甲骨文、金文，以及《五經》的經文，就是字的早期形態，其中的言的含量比較少，尚無法獨立的表達語言。因此，說《五經》是“微言大義”。我們可以把甲骨文、金文，以及《五經》的經文稱之為“微言文”。“微言文”文的特徵大於字的特徵，更接近於文，而非字。
在“微言文”中，“立象以盡意”、“文以載道”的屬性遠高於其表達語言的屬性。而且，在“盡意”和“載道”上，不是通過由字組成的成篇的文章，而是通過單個字的字形結構的構造。可以說是一字一文章，一字一思想。
同時，在用微言文去組成語句和篇章時，也形成了獨立的語法結構，與語言有重大差異，導致與語言高度不同步。因此，非常難懂，佶屈聱牙。
《五經》在內容上之所以包括“經”和“傳”，就是因為經文所使用的是微言文，無法獨立傳達完整的語言信息，必須通過口耳相傳的語言為其補充和解釋。“傳”本來不是文字化、書面化的，而是語言。
春秋之後，隨著整個社會的禮崩樂壞，漢字也發生了大變革，在“字=文+言”中，言的含量出現一次飛躍式提高，此時，漢字與語言的同步性大大提升，儘管依然沒有完全對應，但是已經可以獨立表達語言了。就這樣一個漢字的新形態出現了，就是“文言文”。
唯有到了文言文，漢字也是真正獨立和成熟的字，可以用於書寫長篇的文章，表達和記錄完整的事件和思想。《五經》中傳的部分，也因為文言文的出現，而開始文字化、書面化。
這個過程本身也是漫長的，文言文的真正大規模使用，《五經》的傳的文字化的最終完成，直至西漢才得以發生。這意味著，真正的書籍系統，是西漢才有的，西漢之前是沒有的。漢字也是到西漢才真正成熟，即文言文到西漢才真正成熟。漢字成熟的標誌，是許慎寫成《說文解字》，當然這又是東漢的事了。
中國文、字的發展歷史整體上經過四大形態：文、微言文、文言文、白話文。其中微言文處於文和字的中間階段，儘管其中已經有言的因素，但是含量較少，因為而更接近於文，而非字。
字的成熟的另外一個標誌就是開始用“字”這個字，去指稱漢字。恰恰是西漢時的事，在此之前都是稱文而不稱字。
“字”的字形為寶蓋頭下一個子，意思是在家中孕育孩子，與文字的字沒有直接關係，其原始義項都是與婚嫁孕育相關。用“字”來指稱文字的字，是西漢的事，其用意是很明顯的，認為“字”是被孕育孩子。誰是“字”的母親，是“文”，而且更直接的是“微言文”。
微言文的字數非常少，更多的字就是在春秋之後以微言文為基本結構衍生、派生而來。
幸運的是，清朝的顧炎武，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對在稱呼上由文到字的變化做了考據，記錄在《日知錄 21卷 字》中。下面全文抄錄，以供大家參考：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排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為乳。《書·康浩》：“於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為了也，以文為字乃始於《史記》。
秦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雲：“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計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容、沈約出，音降而為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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