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這冷眼旁觀的鏡頭能還世界以純真的原貌。”
英國電影雜誌《帝國》曾做了一期很有意思的訪談。
《007：幽靈黨》的導演薩姆·門德斯當起客座編輯，採訪了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克里斯托弗·諾蘭、大衛·芬奇、李安等十多位知名導演。
他們的回答非常好玩，亮（槽）點頻出，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段訪談吧。
1
在拍攝現場你是否有過大發雷霆，拂袖而去的經歷？
克里斯托弗·諾蘭：我其實嘗試過一次，但壓根沒有人注意到我離開了，所以我又灰溜溜地跑回了拍攝現場。
喬治·克魯尼（《晚安，好運》）：我沒有這麼做過，因為你最終還是得回到拍攝現場繼續拍戲的，這樣一來豈不是太丟人了。
阿方索·卡隆（《地心引力》）：有過，最後還是得回到片場，感覺自己蠢蠢的。
埃德加·賴特（《殭屍肖恩》）： 幾乎就發生過一次。拍攝《屋事生非》這部劇的時候，有一天我們要為7集拍攝15場不同的戲，但啟用的卻是一班新人演員。
▲《屋事生非》裡的微博大V西蒙·佩吉和《布萊克書店》的“曼尼”。
午飯時間我一個人出去溜達散心，就這麼走著，越走越遠。然後我用公用電話打給我的製片人說：“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你週一必須得給我換一幫人過來。”她在電話裡說服了我，之後我也回到了拍攝現場。所以我算是沒有發飆後拂袖而去的經歷，但我確實是那種會在拍攝現場大發雷霆的人。
▲導演太帥了，話多也能原諒！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我從沒有這麼做過，也想象不出會這麼做的原因。
李安：我沒有離開，只是有一次在現場發飆化身為綠巨人而已。
▲李安曾執導過《綠巨人》。
喬·賴特：我很少對別人發脾氣，說話時也儘量不用大嗓門，但我的確有過很多次一氣之下離開片場的經歷。我會生氣，甚至流淚，但不會將氣撒在別人頭上。
▲看起來這麼酷，背地裡卻在偷哭的喬導，鏡頭裡是《傲慢與偏見》。
保羅·格林格拉斯（《諜影重重3》）：有過一次。我實在想不出怎麼去拍一場修改了八次的對白戲，而且當時還是深更半夜在沙漠裡拍戲。之後我用腦袋砸一輛悍馬車砸了整整十分鐘，終於想到了辦法。於是我欣然繼續拍攝這場戲！
史蒂文·索德伯格（《永不妥協》）：並沒有發飆離開拍攝現場的經歷，不過有一次一位演員連續兩天都遲到，我去拍攝現場時倒是帶著滿腔怒火。
羅伯·馬歇爾（《藝妓回憶錄》）：壓根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喬斯·韋登（《復仇者聯盟》）：沒有過。我會發脾氣，但不會很明顯。我有次在審核電影特效時以一種沉默、不為人知的憤怒狀態離開，不過一分鐘後就回來了。
2
在片場常用的口頭禪？
亞歷山大·佩恩（《杯酒人生》）：對演員我常說：“很棒，現在再快一點。”對劇組工作人員：“如果這事情這麼簡單就能搞定，那我還不如請家裡親戚來幫忙。”
李安：我會對演員說：“能不能縮短對白之間的間隙？”
喬治·克魯尼：“什麼時候開飯？”
喬·賴特：“太棒了，再來一次。”
喬斯·韋登：當我希望別人尊重或是害怕我時，我會說：“夥計們，這部電影可是我說了算。”一般來說這招都沒啥效果……
阿方索·卡隆：“讓我們開始吧（西班牙語）！”“誰還沒有準備好？”
羅傑·米歇爾（《諾丁山》）：“好吧，還得花多久時間？”
克里斯托弗·諾蘭：“繼續。”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卡。”“這太棒了。”“再來一次！”
保羅·格林格拉斯：“別管他X的劇本/燈光/臨演/XX，趕緊拍起來！”
羅伯·馬歇爾：“卡，做得很好。”我覺得肯定他人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大衛·芬奇：“能不能閉上你的嘴。”
3
喜歡用膠片還是數碼？
克里斯托弗·諾蘭：黃油還是人造黃油？不管選哪個拍出來的還不都是電影。
亞歷山大·佩恩：當然喜歡用膠片攝影機來拍，但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放映設施，在這方面，膠片已經熟了。
李安：都喜歡，就像是在香蕉和橘子中做出選擇一樣。
▲說好的水果，你卻吃起了漢堡？
喬斯·韋登：數碼。我喜歡讓事物處於一種開放的狀態。我拍過的所有電影都要預排，要經得起推敲。數碼的容錯率更高，我也不擔心會毀了電影。“這不過是0和1而已。”這是我在拍攝現場經常說的一句話。
4
在拍戲時會不會放音樂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在拍一些安靜的鏡頭時我偶爾會放一些音樂。在拍《人工智能》裡最後幾段大衛和母親相處的戲時，我就放過莫里科內為《天堂電影院》創作的電影配樂。
喬斯·韋登：我從來沒有這麼做過。有時候在回放和審核時我會哼一下配樂，看看是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喬·賴特： 拍戲時一直都會放音樂。我拍戲的時總是會想辦法接上聲音最響的音響系統，我的導演椅上甚至還有一個迷你插座，是用來給我的iPod充電的。我覺得放音樂是和演員、工作人員溝通的一個很好方式，對於那些處於外圍的工作人員而言更是這樣。我還喜歡在拍戲時
跳舞，這是放鬆的好方式。
阿方索·卡隆：不常這麼幹，但是在拍一些特定的鏡頭時我喜歡放一些特定的音樂，這會讓演員更容易進入狀態。卓別林以前就在拍攝現場常備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拍下一部戲時我考慮一直播放英格伯·洪普丁克的歌。
保羅·格林格拉斯：從來沒有過。不過我自己無聊時倒是會拿起吉他，走走彈彈，放鬆一個小時。
羅伯·馬歇爾：實際上我拍的作品中絕大部分都是音樂題材的影片。所以我拍戲時喊的往往是“開機”和“再放一遍”，而不是“再來一遍”。當然，我認為拍攝時放音樂真的很棒，能夠帶來氣氛、節奏和情感。
▲羅伯指導的《芝加哥》就是經典的歌舞片。
大衛·芬奇：除非是在拍發生在俱樂部裡的戲，不然不會放音樂。
亞歷山大·佩恩：“不會放音樂，才沒有人閒著去幹這個。”
李安、史蒂文·索德伯格、喬治·克魯尼也都不喜歡在拍戲時放音樂。
5
在片場時，你對劇組工作人員的要求是什麼？
大衛·芬奇：我告訴他們：我們來這裡不是為了見證，而是為了參與。
克里斯托弗·諾蘭：不能用手機，不能用手機，不能用手機，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羅傑·米歇爾：考慮在前、與人為善、不吃午飯、早點回家。
蘇珊娜·比爾（《血海兄弟》）：不許抽菸，不許閒聊，總是用微笑或是玩笑來傳達壞消息。
喬治·克魯尼 ：如果有誰有好主意，直接說出來。
李安：我只希望現場足夠安靜，能夠專注於工作。
埃德加·賴特：我必須要有自己的監視器，遠離監視器群，離攝影機近一些。我也不喜歡有人站在我背後說話。所以我每個小時都會讓副導演去清場，讓說話的人離我遠一些。
喬·賴特：排練時必須安靜，不許大喊大叫，尊重所有人。
保羅·格林格拉斯：說出你的想法。
阿方索·卡隆： 每一位優秀的工作人員都會遵守電影拍攝的一些不成文規定，例如攝影機運轉時不許說話，不要站在演員視線中等等。不過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特殊的規定，例如我拍一場戲之前總是會先清場，只留下（卡隆老搭檔）攝影師艾曼紐爾·盧貝茲基和副導演，我滿意之後才會把想法分享給各個部門的主管。
亞歷山大·佩恩：才沒有什麼規矩呢。你是英國人嗎？要這麼多規矩。我想我可能太善良了，難怪別人老是佔我便宜。
▲你這麼好看，小十君也想佔你便宜啊。
史蒂文·索德伯格：不許穿露趾鞋。
6
一天喝幾杯咖啡？
羅傑·米歇爾：我只喝綠茶或是沒有咖啡因的咖啡。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我這輩子一杯咖啡都沒喝過，但我每天都要喝上很多杯檸檬茶。
阿方索·卡隆：不喝咖啡，早上喝綠茶，下午喝白茶，每天都要喝好多。
喬斯·韋登：一直只喝茶，但因為拍《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變成每天一到兩杯咖啡，間或喝杯茶。喝茶的話我可以端著茶杯從早喝到晚。
保羅·格林格拉斯：我喝過的咖啡，比我拍過的鏡頭還多。
大衛·芬奇：每天至多三杯。
李安：兩杯。
羅伯·馬歇爾：早上一杯，下午茶時間一杯，總是喝冰咖啡。
克里斯托弗·諾蘭：因為失眠，好多次被迫戒掉咖啡，改喝茶。
史蒂文·索德伯格：這輩子沒喝過咖啡，Dr Pepper才是我的最愛。
亞歷山大·佩恩：大約每天三杯雙倍濃縮咖啡。
埃德加·賴特：每天都要喝好多好多杯。有一天喝了足足八杯雙倍濃縮咖啡，差點心臟病發。我的助理把咖啡都偷偷藏起來，以免我因為喝太多咖啡而死掉。
喬·賴特：每天都要喝好多。我上一位助理就是咖啡師，然後我辦公室裡還有一臺咖啡機，這可是件危險的事情。
7
你拍戲時經歷過的最棒的一天是怎樣的？
喬治·克魯尼：在拍攝《晚安，好運》時看著大衛·斯特雷澤恩完成整整三頁的對白，而且還是一遍過。
埃德加·賴特：我經常會想：“難以想象這竟然是我的工作”，我真是個幸運兒。不管是組織成百上千的殭屍臨演，拍攝瘋狂的特技鏡頭，我都感覺自己很幸運，竟然把自己的愛好變成了事業。
喬斯·韋登：很難選擇。任何準時收工的日子都很棒，如果這一天拍攝時還有舞蹈的鏡頭，那也能夠入圍。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幾乎每天都很棒。
阿方索·卡隆 ：化腐朽為神奇，讓想象不到的事情發生的那一刻。
羅傑·米歇爾&克里斯托弗·諾蘭：殺青的那一天。
索菲亞·科波拉：比爾·莫瑞在的時候。
▲或許是兩人拍攝《迷失東京》的現場呢。
史蒂文·索德伯格：令你擔憂的一場很難的戲最終變得非常簡單，很快就拍完，而且還拍的很好。
喬·賴特：拍《贖罪》的時候，有一天我們要用斯坦尼康在海灘上拍一個大遠景。我們準備了一整天，但天上一直都是厚厚的雲層。可在日落之時，突然天公作美，太陽越過了雲層，所有條件都符合了。我們所有劇組成員，包括1000位臨時演員都深深地感覺到了滿足感。
大衛·芬奇：你原先的計劃徹底被顛覆，然後一些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李安：有很多美妙的日子，不過仔細想過之後我覺得是拍攝《斷背山》時候的一天。那天我們拍的是Ennis拜訪Jack父母這場戲。
羅伯·馬歇爾：第一次和演員合作的那一天，而且恰好還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演員。
保羅·格林格拉斯： 或許是拍《血腥星期天》時的日子吧。當時我們沒錢請臨時演員，不得不說服當地居民配合我們拍攝，在一天下午出去遊行。結果他們真的答應了，成千上萬人上街遊行。看著他們的遊行隊列，他們的耐心，他們的尊嚴，他們的承諾，我知道這部電影拍出來一定會非常真實。
8
你拍戲時經歷的最糟糕的的一天是怎樣的？
喬·賴特：有個演員想要揍我，這個話題到此結束。
喬斯·韋登： 拍《吸血鬼獵人巴菲》的時候，這也是我創作的第一部作品。整個拍攝過程就像是一場噩夢，有時候拍攝現場亂成一團，所有人都缺乏信心。我站在片場外面，想過要偷偷溜走，但我意識到如果我真的就這麼一走了之，而不是進去掌控住局面，那我未來就會成為一個只能修修改改劇本的可憐傢伙。所以我走進了片場，這一天很 糟糕，但結局並不壞。
埃德加·賴特：這樣的回憶太多了，每一部戲都有低沉的時候。拍《殭屍肖恩》時，最後的酒吧生存戲很難拍；在拍《熱血警探》時，拍攝現場下起了大雨，只能在晚上拍攝，進度還特別緩慢；在拍《世界盡頭》時，我記得有一天沒有一件順心的事情，我們最終決定捨棄掉這天拍的所有東西。
亞歷山大·佩恩：我非常討厭那些記不住臺詞的演員。每當我不得不填鴨式地教一位懶惰的演員講臺詞時，我就會想起那些讀過的俄羅斯小說。
9
你從另外一位導演那裡得到的最有用的建議是什麼？
索菲亞·科波拉：我爹（大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告訴我，你拍的電影，最好的版本永遠是最終送審的樣片，最爛的版本永遠是粗剪版本。
▲是父女合影沒錯。
喬·賴特：“儘可能地學習經驗，儘可能地做出努力，這樣的話，一旦巨大的機遇來到你面前時，你已經做好了最大準備。”這句話是大導演西德尼·呂美特說的，不過不是對我說的，而是我在書上讀到的。一般來說導演們一般不太和同行聊天。
李安：那句話我可不敢公開說出去。
克里斯托弗·諾蘭：“扒光衣服（意為和盤托出）。”這句話是索德伯格告訴我的，他讓我不要向電影公司隱藏自己的想法。
史蒂文·索德伯格：把所有的東西都寫下來。
喬斯·韋登：詹姆斯·卡梅隆告訴我：“你僱來50位業界翹楚，再帶上你愛的、你信任的和你尊敬的人。然後你們一起看著監視器——結果你是唯一能夠看到疏漏的人。”
羅伯·馬歇爾：實際上我吸取的經驗與別的導演告訴我的經驗恰恰相反。有人告訴我：“記住，這裡所有的人都是為你服務的。”他走後，我對自己說：“恰恰相反，我來這裡是為所有人服務的。”
阿方索·卡隆：很多導演的建議都讓我受益匪淺。其中最有價值的一些建議是：管理好你的能量，故事、演員、地點很重要。
▲這個地點可以的。
蘇珊娜·比爾：當我在電影學校時，一位老師建議我們要融入劇組工作人員中去。於是我剛開始拍戲時會幫人卷電線、搬燈什麼的。結果他們很禮貌地告訴我：“儘可能做好你的工作，我們也是一樣。”這讓我很尷尬，但確實是很好的建議。
亞歷山大·佩恩：“總是逐一和演員說話，而且要悄悄地說。”
埃德加·賴特： 約翰·塞爾斯曾經說過一句很有道理的話：“拍一個人走出車子不需要兩個鏡頭”。不過我個人收到的最激勵人心的一句話還是來自於史蒂芬·斯皮爾伯格，我在拍攝《世界盡頭》的最後一週寫郵件給他，他當時給我的回覆是：“祝你最後一週拍攝順利，迎來一個完美的結局。”第二天我開工時候真的是滿面春風。
大衛·芬奇：馬丁·斯科塞斯有一次告訴我：“你拍得不好的東西跟你拍得好的東西一樣，都是你風格的一部分（弱點即個人風格）”這句話是真知灼見，也詭異地很能讓人安心。
10
拍片時採用真實的爆炸效果還是特效？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拯救大兵瑞恩》中百分百採用了真實的爆炸效果。
亞歷山大·佩恩：從來都沒拍過爆炸戲。不過我有過一次爆炸性的腹瀉經歷，那次“爆炸”非常非常真實。所幸我的拖車離得不遠。
埃德加·賴特：真實的。這樣拍起來才更有趣。在《熱血警探》裡我們炸掉了一個迷你版警察局，引爆時我就在旁邊看著。那真是太有趣了。
喬斯·韋登：真實的爆炸效果，除此之外的東西都稱不上“真實”。除非出於安全方面的顧慮，否則必然是真實爆炸。
羅伯·馬歇爾&喬·賴特&李安：真實，但會採用CGI來潤色。
阿方索·卡隆 ：真實的爆炸場面拍起來不僅更有趣，也能在片場創造出一種氛圍，幫助演員入戲。
▲何止入戲，快逃命啊！
保羅·格林格拉斯：真實和CGI都用，還有增強現實技術。
11
為什麼不改行當會計？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我這輩子都當不了會計，我數學拿了D。
喬·賴特：拍戲是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我唯一想從事的行業。
喬斯·韋登：我是個講故事的人，這是我存在的意義，而且我不太會數數。
羅伯·馬歇爾：可笑！數學什麼的可不在我的基因裡面。
史蒂文·索德伯格：我的數學好爛的。
保羅·格林格拉斯：2加2等於5，沒錯吧？
蘇珊娜·比爾：每次我看到自己的納稅申報單，我都會立刻失去知覺。
羅傑·米歇爾：現在改行有點太晚了吧？
阿方索·卡隆：會計這行業已經人滿為患了。
索菲亞·科波拉：我當導演是無法避免的事情，畢竟我是在片場長大的，沒有比拍戲更有趣的事情了。
克里斯托弗·諾蘭：我拍戲時涉及到的數字已經足夠多了，足以填補我當會計的渴求。
埃德加·賴特：我與世界上最優秀的導演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我可以說如果我當了會計，那一定是世界上水平最爛的會計。
亞歷山大·佩恩：滾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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