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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衛二導
語
昨天推送後，出現不少指責《少年的你》“抄襲”之類的留言，令人不得其解。我個人沒讀過原著，也對原著黨的討論不感興趣。觀影過程中，電影也並沒有這方面的嫌疑（我是看的頭天上映10點半早場），完全想不出來它和《XXX》、《XXXXXXXX》有啥關係。
就最近例子，李安的《雙子殺手》，無論是特工被拋棄，還有殺死克隆體自己的痛苦設定，你可以在太多商業電影裡看到。那麼，李安找的這個二十年前的劇本，它，是在抄襲麼。
當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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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這部電影打一星，以及讓我非常匪夷所思，口徑統一咬定電影抄襲了東野圭吾，抓這個點來罵這部影片的人，可能也就看過《白夜行》《嫌疑人X的獻身》。
那問題是，說它抄襲，可以直接來比對。好比，《夢之安魂曲》裡用了今敏動畫《未麻的部屋》裡一模一樣的分鏡頭，諾蘭的《盜夢空間》用電梯穿越夢境，今敏動畫《紅辣椒》也有類似的設置，這該怎麼算？
搜索法院判定的例子來看哪些構成法律上的抄襲：
1.足夠具體的人物設置、人物關係、情節事件、情節發展串聯、人物與情節的交互關係、矛盾衝突
2.特定的故事結構、情節排布、邏輯推演
3.情節之間的前後銜接、邏輯順序
4.作品情節選擇及結構上的巧妙安排和情節展開的推演設計
判定方式：
可以選用的方法通常是以前後兩作品進行內容比對，基於相似的表達性元素來判斷兩部作品是否存在著作權法意義上的關聯性，這一關聯性是指，在作品表達層面，在先作品與在後作品間是否存在著創作來源與再創作的關係。同時，就受眾的欣賞體驗而言，如果構成改編，則往往能夠產生“兩部作品近似或在後作品來源於在先作品”的感知。
那合理借鑑的範圍是什麼？
思想上的借鑑並未涉及侵害原創作者的獨創成果，通常不涉及侵害著作權的情形;而具體表達上的借鑑，則需考量借鑑內容所佔的比例，這包括借鑑內容在原創作者作品中的所佔比例，及借鑑部分內容在新作品中的所佔比例。而這個比例的衡量，不僅要進行量化考慮，也要從借鑑內容的重要性、表達獨創性角度，即質的維度上考量。評判標準也需結合具體案件情況進行個案分析判斷。
其實這裡面涉及到一個內容，即所謂網友的自造新詞：“融梗”。
這在類型電影或者電影劇作學習中，這都不算個詞兒，20世紀初期，法國戲劇家喬治·普羅，研究了1200餘部古今戲劇作品，找到並列出了36種劇情模式；在20世紀70年代，劇作家L·赫爾曼結合美國電影，將36種劇情模式概括為9大劇情模式：
愛情；飛黃騰達；灰姑娘式；三角戀愛；歸來；復仇；轉變；犧牲；家庭。
那單挑出其中一個可能適用於本電影劇情分析的模式：陳念和小北都是情節模式7“不幸之人”，後期陳念轉變為情節模式3“復仇者”，而警察是情節模式5“捕逃者”；陳念和小北存在情節模式26“戀愛的罪惡”，這部電影當然是一個變體，即兩顆絕望的心的相愛和毀滅。這也不過是一個“俗套設置”。
像如宮鬥三角戀和跳崖失憶症這種俗套設置，正是由於多部影片形成某種類型和敘事風尚，這種情況是不納入著作權保護的，只有當選取元素，來進行「選擇和組織、串聯和推演」，內容具有創作者獨特的自我表達，這才是被著作權法納入保護的搖籃。
那我想說的是，《少年的你》後半段兩人的強關係，與《白夜行》造成了不同的表達，運用這種犯罪共同體的設置，來體現這倆孩子所承受的高考壓力、校園暴力壓力、社會壓力、父母教育問題，孩子們無人拯救只能靠自己，這種控訴，才是電影情節推演的表達。
如果全網用“抄襲”二字扣帽子，以偏概全的討伐方式，跟影片裡的校園暴力有什麼不一樣？可能背後別有用心吧。這部講述校園暴力的影片，正遭受著網絡暴力，這個現象也值得進行社會學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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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電影，這部片子無法忽視的，是它試圖嚴肅並且直面講述高考氛圍下的校園暴力這件事。
我讀高中的時候，也有學生跳樓自殺。那時我高一，晚自習結束大部分學生往外走，聽到“咚”的一聲，外面開始騷動和尖叫，我默默走向校門，遠遠看見教學樓邊圍上了很多人，沒有停留走出校門，心裡想著還有多少張卷子沒寫。第二天，班主任告訴我們了這件事，講著講著就哭起來了。那個自殺的高三學生，模擬考沒考好，距離高考還有三個月。
2009年市重點的高三，語數外小二門輪流著排課，每天晚自習考試，回家五張卷子，每週一補課，每月一月考，然後一模二模三模，三年高考五年模擬。高一在1樓，高三在4樓，連透口氣的空間就只有走廊，走廊裡就只能看見慘白的天空。
看到《少年的你》電影裡，當教室陽臺裝上防護欄，我猛然想起來我就是這麼過來的，那位高三學生自殺後，高樓層的窗戶就裝上了防護欄。那學校和監獄有何差異？這部電影讓我與潛藏在無意識裡的創傷偶然相遇，當時被壓抑的東西剝落牆頭，那句“高考之後一切會好”的說辭，逐漸露出恐怖的模樣。
影片是從有人跳樓自殺開始的，這只是個症狀，那病因是什麼，才是需要去關注的。
高考是一個怎樣的背景環境？打個比方，就是在你耳邊掛個時鐘，在一種極度重複和壓抑的節奏裡展開生活，高考結束已經9年的我，聽到時鐘的聲音也還能產生點條件反射。我們在理解校園暴力之前，需要了解催生這種現象的環境，也就是學校。福柯最基礎的理論就是規訓社會，學校、醫院、收容所、工廠等這些機構，雖然用於減輕痛苦、治療創傷和給予慰藉，但它們本質同監獄一樣，行使著一種致力於規範化的權力，製造著受規訓的個人。
課桌上堆積如山的教輔材料試卷課本，孩子們機械式地反覆背誦，做題，考試，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心靈上都逐漸成為學習的囚徒，被禁錮於狹窄空間和規範下：他們學習知識，被衡量，評估，打分，分等級，矯正，訓練，懲罰，強化，以便通過一個叫“高考”的窄門，被篩選為“有用”之人，享受一定的特權（賺幾萬和賺幾千的差別），這個過程中，被一種強制力默不作聲所異化的孩子，只能折磨他人來解決自我折磨的壓力。
“只有長大了才會同情”，因為並沒有人教他們同情，學校所強調效率、競爭和排名，這是在層級界分，學習差的人就是底層的人，學習好的人可以欺負人。而不讀書的小北，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資格得到陳唸的喜歡，他不過是混混，甚至被排除在學校系統之外，他的歸宿就該是監獄。
為什麼小北就該替陳念坐牢？而是因為陳念得到了我們的同情，因為她純淨、脆弱、有美好的可預見的未來。是的，當我們在看這部影片的時候，學校那種邏輯又浮現出來了。而真正沒有同情的人，是陳念。她如所有人一樣，漠視校園暴力的受害者；利用小北的好感與同情作為自己的保鏢；誤殺了魏萊後，她只想好好高考，即使讓小北坐牢；而當最後得知小北是“死刑”判決的消息後，才意識到，自己的未來也一併被殺死了，這才產生了同情與悔過，也是在那一刻才長大。
同時，學校這個機構，不再侷限於培養馴服的兒童，也在監督家長。陳唸的母親，就是一個不合格的母親，因而她的女兒被人欺辱遭受懲罰。而影片中唯二出現的另一個母親，是魏萊的母親，她看起來是一個合格的母親，對教育頭頭是道，卻沒有發現自己的女兒全然空洞冷漠的眼神。
暴力的孩子，正遭受著父母的暴力；被拋棄的孩子，也被父母拋棄了。家庭產生孩子，孩子被輸送到學校進行規訓，再輸送到社會的其他機構進行進一步分類和勞動，這就是規訓社會的基本邏輯。
校園暴力，絕非是單個小孩的作惡，是權力的結構性問題，那這部影片好的地方是不曾迴避，更是用特寫鏡頭去放大它、凝視它：“出問題了，警察去找校長，校長找班主任，班主任找家長，而家長呢，在外打工一年見不著孩子幾次。”
再者就是“高考”，作為陳念和她母親唯一的希望，恐怕也是最大的謊言。影片反覆對“高考”的強調，也從某種程度上在加深對它的觀察和批判。後高考時期的人們會發現，那根本不是終點，那是一個起點，你之後的人生可能就是在修補和印證高考前的一切，甚至更甚。
當然我所經歷的高中教育是十年前的，當下的教育狀況可能有我所不知的改善，也可能有我所不知的惡化。但規訓機構的模型其實適用於很多組織機構或者社群，例如微博微信貼吧小組飯圈，以一種較為軟化的看起來是自我選擇的大眾文化，繼續行使著規訓的作用，把人固定可控制的一個範圍。
除了主題，這部影片中導演創作和演員表演非常矚目。
陳念和小北這兩人之間情感層次很豐富，這種羈絆不定義為愛情，特別後半程，演變為犯罪共同體。比《悲逆》好太多的，就是創作者並沒有把校園暴力流俗為為愛情服務。
影片非常精彩的，是從陳念被暴力事件之後，影片節奏非常快，陳念殺死魏萊後參加高考線、小北利用強姦案替罪線、警察查案線，三線並進，沒有廢場，環環入扣。而審訊段落，兩人的表演、情感和臺詞層層遞進，相互牽制和映照，合二為一。而角色的翻轉也是值得去討論的點，陳念從受害者逆轉到施暴者，小北從暴力混混逆轉主動成為替罪羊，警察的角色從保護者逆轉為揭露者，有《小偷家族》最後審訊段落的感覺。這部分的情感張力是全片最大的，陳念和小北這個堅不可摧的連結何時能被擊潰，成為觀眾心中最糾結的期待，情感上希望陳念有好結果，而法理上還得滿足殺人坐牢。
周冬雨和易烊千璽的表演是這部影片非常亮眼的。周冬雨，她的臉適合特寫，她的眼睛、身體溢出像流水一樣的情感，從內在發光，給足了陳唸的純淨脆弱；而易烊千璽也遵循的是真實、自然、生活化的表演方式，盡顯了小北的野蠻暴力，絲毫不顯怯。這兩人的互動方式也不是現在流行的流於表面的一味撒糖，而是情感碰撞，特別是小北佯裝強暴陳唸的那場戲，意識層、動作層、情感層，層層疊加，是兩人表演最具拉扯和張力的部分，節奏也好。
也許能夠想象到，這部電影撤檔修剪之前的那個版本，一定要比現在更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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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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