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學篆刻，我們覺得發生在晚清時吳讓之與趙之謙的那次“拙”與“巧的爭論很關鍵，甚至是學習篆刻必知的印壇掌故，因為它對後世印壇的影響巨大。因此我們今天就把趙之謙的《書揚州吳讓之印稿》拿出來再細讀一番，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為了方便閱讀，我們採用分段解說的方式，一段原文，跟一段解說。詳情如下：
【原文】摹印家兩宗，曰徽、曰浙。浙宗自家次閒後，流為習尚，雖極醜惡，猶得眾好。徽宗無新奇可喜狀，學似易而實難。巴（予藉）、胡（城東）既歿，薪火不滅，賴有揚州吳讓之。讓之所摹印，十餘年前曾見一二，為大嘆服。
解說：就算一直髮展到現在，印壇大的流派仍然依南北兩宗：其一是北派徽宗，其主要刀法特徵是衝刀，徽宗相對較為複雜，包括：1、早期的徽派，以程邃為代表人物；2、四鳳派：即八怪、四鳳（之前文章裡詳細說過）等；3、歙四子。即董、巴、胡、王（汪）；4、鄧派，以鄧石如、吳讓之為代表人物。
（徽宗代表人物鄧石如）
其二是南派浙宗，其主要刀法特徵是切刀。譜系相對較為簡單，以“西泠八家”為代表人物。
（浙宗代表人物丁敬）
徽宗發源早，而至鄧石如、吳讓之之後又大發展，浙派發源稍晚，但到“西泠八家”第七家趙之琛（字次閒）之後，印風漸漸結殼固化，成了程式化創作，漸漸失去活力，所以浙派是“後起先亡”（當然，後來還有王福庵等的“新浙派”，那是後話。）
趙之琛是高產印家，忙於刻印換錢，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程式化創作，但儘管如此，依然成為流行時尚，所以趙之謙說浙派發展到趙之琛之後，雖然非常醜惡，卻是大眾所喜好的印風。
徽宗沒有新奇可喜的樣子，一刀一刀衝去，學起來似乎簡易，但實際上卻相對困難。
巴予藉即巴慰祖，胡城東即胡唐（他自號城東老人），其實他們兩個是徽宗“歙四子”的代表人物。
（巴慰祖畫像）
巴、胡死後，徽宗薪火不滅，是因為還有揚州吳讓之（吳讓之其實不是揚州人，他是江蘇儀徵人，他只是長期在揚州生活），而吳讓之學習的是鄧石如的“印從書出”，雖是徽宗，但與巴、胡的徽宗已經大不相同，其創作模式的區別是根本性的，趙之謙尚未意識到或沒有區隔清楚。
（吳讓之畫像）
吳讓之所刻之印，在十年之前，趙之謙曾經見過一、二方，讚歎不己，大為佩服。（這實際上是趙之謙早期自我印學修養未深的原因。）
【原文】今年秋，魏稼孫自泰州來，始為讓之訂稿。讓之復刻兩印令稼孫寄餘，乃得遍觀前後所作。讓之於印宗鄧氏，而歸於漢人。年力久，手指皆實，謹守師法，不敢逾越，於印為能品。
這是1863年的秋天，這一年很關鍵，實際上是趙之謙印學大成的一年。這一年，魏稼孫（即魏錫曾，字稼孫）去泰州見了吳讓之（這時，吳讓之在泰州避太平軍戰亂，他去見吳，實際上是攜帶趙之謙的印譜讓吳讓之點評）之後回來，開始著手編纂《吳讓之印稿》，同時也攜帶了兩方吳讓之給趙之謙刻的印回來。除了近距離看這兩方印外，趙之謙也有機會見識了吳讓之幾乎所有的代表作品。
（吳讓之刻贈趙之謙的兩方印）
注意，這時，趙之謙的印學理論水平已突飛猛進了，他再看吳讓之的作品，已經不像當年一樣讚歎不止，而是開始轉向中肯的批評，與魏錫曾討論之後，他認為吳讓之的印作完全遵從鄧石如之法，最終歸依漢人之法（吳讓之曾臨漢印超過十年）。評價很誠實：“年力久，手指皆實。”但也有問題，就是不敢創新（我們知道：實際上，吳讓之有創新，就是解決了白文印的“印從書出”問題）。最終的結論就是：吳讓之刻印，算“能品”級別，既算不上“妙品”，也算不上“神品”。
你看，他對吳讓之的評價，降低了，這不是趙之謙改變主意了，是他在印學成就方面提升了。
【原文】其論浙宗，亟稱次閒。次閒學曼生，而失材力，讓之以曼生為不如。曼生刻印自知不如龍泓、秋庵，故變法自遁。讓之薄龍泓、秋庵。蔣山堂印在諸家外自闢蹊徑，神至處龍泓且不如。讓之不信山堂。人以為偏，非也。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讓之所刻，一豎一畫，必求展勢，是厭拙之入而願巧之出也。浙宗見巧莫如次閒。曼生巧七而拙三。龍泓忘拙忘巧。秋庵巧拙均。山堂則九拙而孕一巧。讓之稱次閒由此。
解說：大概是魏錫曾傳遞了吳讓之的評論，所以趙之謙也要說說自己的觀點：吳讓之論起浙宗，極度稱讚趙之琛。趙之琛向陳曼生學印，但卻才力不足，但吳讓之偏偏認為陳曼生（即陳鴻壽）的印不如趙之琛。
（趙之琛的神仙眷屬）
陳曼生知道自己刻印不如丁敬（龍泓）和黃易（秋庵），於是改變了自己的風格以掩飾短處自我逃遁，實際上，到陳曼生，浙派已開始走下坡路了。但吳讓之卻認為丁敬、黃易刻印不佳。
（陳曼生：曼生）
又說蔣山堂（即蔣仁），趙之謙認為蔣仁在丁黃之外獨闢蹊徑，神采獨到之處，丁敬尚有不如，但吳讓之卻不喜蔣仁。
緊接著，是趙之謙的結論：人們認為這是吳讓之的偏見，其實不是這樣的，浙派以巧入印，徽宗以拙入印，現在我們看吳讓之的作品，他的每一根筆畫都必求舒展氣勢，這是他討厭“拙”而願意以“巧”出的審美觀確定的。很清楚，趙之謙認為吳讓之的審美是喜“巧”而厭“拙”的，所以他喜歡趙之琛，不喜歡丁敬、黃易、蔣仁等。
然後，他評價浙派諸家的巧拙程度：浙派最“巧”的是趙之琛，陳曼生巧七拙三；丁敬忘拙忘巧（其實這才是大宗師，心中無巧又無拙），黃易巧拙各半，蔣仁則九拙一巧。你看，凡拙超過巧的，吳讓之都不喜。而最喜的就是趙之琛。
【原文】讓之論餘印，近漢官印者為然，而他皆非。且指以為學鄧氏，是矣，而未盡然。非讓之之不能知也，其言有故，不能令讓之易，不必辨也。
解說：緊接著，趙之謙開始剖析吳讓之對自己作品的評價：吳讓之評價趙之謙的印，凡是接近漢印的，就認為是好作品，而其他作品都認為有問題（主要是讓頭舒足），並且他認為趙之謙是學習鄧石如，已經邁入鄧石如的大門了。這雖然也對，但並不全對（趙之謙此時已開始探索“印外求印”，所以他認為自己已經超出了鄧派的範疇），但他很客觀的認為，吳讓之認識不到這一點，侷限於吳讓之自己的審美，這是誰也無法改變的，因此也就不需要辯論了。
（趙之謙像）
其實，篆刻初學，奠定自己的審美並漸漸提高，是最重要也最基礎的事情。
【原文】少日師赤䒺沈先生，同學有何自芸，力學詩，始學明七子，既而宋、元，既而唐，進而晉，又進而漢、魏，其言以三百篇為準，窮年累月，為之不已，得句自珍重，遇人必長吟。餘時不喜為詩，數年不一作，偶有作，信手塗抹，成數十百言，若莊，若謔，若儒，若佛，若典重，若裡鄙，若古經，若小兒語，自芸大惡之，目為顛癇。餘亦侮自芸為蠢愚。爭不下，質之師。
（趙之謙：為五斗米折腰）
師告自芸，汝詩闢窶（jù，貧窮）人子，勤儉操作，銖積寸累，以畢生產，初獲十百，久而千萬，歷知艱難，深自護惜，不自暇逸。彼詩闢膏樑子弟，生長豪華，日用飲食、宮室妻妾、奴婢狗馬惟所欲為，縱恣狼藉，朝慕遊俠，夕逐蕩子，絃歌末終，叱吒數起。幸貨財多，非年齒與盡，酣豢揮霍，無虞中落。然其樂也，人憂之矣。自芸猶欲爭，而餘駭汗竟日。
解讀：這一段我們不用詳細解釋，因為這一段是趙之謙為了說明“巧”與“拙”的差別而舉的例子，這個例子是他年輕時跟隨沈復粲求學的經歷。他有個同學叫何自芸，努力學詩，最實學明七子，然後上溯宋元，進而唐，又最歸到了漢、魏，追根到了《詩經》，然後言必以詩三百為準，窮年累月用心於吟詠，得到妙句就趕緊記下來，遇到人就長聲吟哦。
（吳讓之：觀海者難為水）
而趙之謙那時候還不喜歡詩歌，所以他的詩沒有根據，或莊重，或戲謔，或儒生之論，或佛家之言，或者古典，或者鄉野之言，又或者古文經書，又有時如小兒之語，何自芸大為厭惡，認為趙之謙是癲癇（簡直就是神經病嘛）。不過趙之謙也不喜歡何自芸，認為他是蠢愚之人。
兩人爭論不下，於是去問老師，於是老師告訴何自芸：你的詩像是窮人家的孩子，每日勤勤懇懇，錙銖必較，一點點積攢，慢慢積累了一些財富，初只十百，時間久了才終於累積到成千上萬。因為積累不易，所以特別愛惜，一點也不肯放鬆。而他（趙之謙）的詩，如富家子弟，出生於繁華之族，日用飲食富足，家中妻妾成群，奴婢僕人眾多，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放浪不羈，早上嚮往成為遊俠，晚上又如浪蕩子，這邊絃歌未終，那邊歌舞又起，錢多到到死也花不完，從來也不擔心生活沒有著落，所以自己歡樂自如，而別人卻替他擔心。
何自芸（聽後）想要爭論，而趙之謙聽完之後，冷汗淋漓，終日不止。
趙之謙寫這一段話，旨在說明人的風格是先天註定的，審美一旦形成，必定影響作品風格。
（趙之謙：趙之謙印原印）
【原文】今讓之摹印，誠不與自芸詩比，而餘生平所為，豈惟印與詩，皆此類也。稼孫與餘最善，不刻印，而別秦以來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說微妙，且有讓之與餘能為之不能言者，附書質之。同治癸亥十月二十有三日，會稽趙之謙書，時同客京師。（1863年）
（吳讓之：沈平章字協軒原印）
現在吳讓之所刻之印，大致就相當於何自芸的詩（屬於窮家之子日積月累的結果）。而我生平所做的事，不管是印還是詩，不都是一樣的（如富家子弟）。
魏錫曾是趙之謙的密友，他不刻印，卻是收藏鑑定大家，他鑑別秦以來的印章以巧拙來細加曲別，他的論說非常精妙，有一些論點是吳讓之和我能做到卻說不出來的。寫這封信來跟他討論。後面是日期、署名，寫信的地點。
後記：
這篇文章在印學史上很有名，它指出了印學中“巧”與“拙”的審美差別，實際上，也由此界分了徽宗與浙宗的“拙”與“巧”的分野。之後，“徽宗從拙入，浙宗從巧入”幾成定論，後世學篆刻大多如此入手：以巧入則學浙，以拙入則學徽。
（吳昌碩像）
但趙之謙之說也並不到底，因為趙之謙這篇文章是褒拙貶巧的，這並不全面。實際上，我們更主張向丁敬學習，學習他的“忘拙忘巧”，當然，那境界太高了，但趙之謙再向後的吳昌碩關於“巧”與“拙”，卻有更精彩的論述：“餘癖斯者既有年，不究派別，不計工拙，略知其趣，稍窮其變……”顯然，在天資來論，吳昌碩遠輸趙之謙，但從境界來說，吳昌碩似乎更高明些。
（【老李刻堂】之339，部分圖片引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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