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鑑定是版本學的主要內涵與功用，起源於明代中期。當時宋代刻本已成稀見之物，以蘇州地區為中心的江浙一帶藏書家、出版家出於為古籍續命，爭相翻刻宋本。這些翻本與過往翻刻書籍僅注重文本者不同，還注重宋本版刻形制面貌的留真，如版式、行款、字體乃至避諱、刻工等，一依宋本原貌，其中刊刻精美者僅下真跡一等，被書林稱為“仿宋刻本”。
仿宋刻本的出現，反映了人們已認識到書籍不僅具有文獻價值，而且具有文物價值。與此同時，在流通領域發生了書估每用仿宋刻本作偽冒充宋本的現象，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表明，彼時在人們的心目中至少宋本已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物。假宋本的出現，導致人們開始討論研究如何鑑定版本。因此可以說，版本學是由鑑定宋版發端的。
書估以明刻本冒充宋刻本的作偽手段大凡是：撕去明刻本的序跋，剜改新刊牌記；將書紙染色做舊；加蓋偽印。這種作偽的案例在現存古籍中並不少見，較為典型者如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春秋經傳集解》。
其紙經染色，但未染勻稱，每顯斑駁；在書中前後鈐有明代開國文臣金華人宋濂（1310—1381）及明嘉靖時期藏書名家常熟人楊夢羽（名儀，1488—1560）的印章（因未鈐在卷端，故提供之書影不反映），兩者前後相距百餘年，其篆刻與印色卻完全相同，顯然是偽印。當然，最為主要的是該本字體之寫刻較尋常仿宋刻本更差，毫無宋版氣息。由於該本誤以宋刻收入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將來有機會應予以糾正。
而在這裡我想著重講的是，版本本身不假、卻鈐有偽印的案例。上海圖書館藏有宋刻本《東觀餘論》，在其開卷的《總目》之葉，明代的鈐印有“玉蘭堂”“梅溪精舍”“翠竹齋”“鐵研齋”“桃花源里人家”“五峰樵客”“放情山水之間”“王履吉印”等白文印，還有“竹塢”“江左”“辛夷館印”等朱文印。“王履吉印”“辛夷館印”應當是王寵（
1494—1533）之印，據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二言，“鐵研齋”亦王氏印，“五峰樵客”是文徵明侄兒文伯仁（1502—1575，號五峰山人、五峰樵客）之印（一說為文嘉之印，未知依據）；其餘則多為文徵明（1470—1559）之印。這些印章的鈐蓋雜亂無序，在葉面中間擠成一堆，大名家如此不講究鈐印章法，不免令人生疑。尤顯突兀的是，晚於文徵明、王寵之後項篤壽（1521—1586）、項元汴（1525—1590）昆仲的印章（前者有 “項氏萬卷堂圖籍印”，後者有“項元汴印”“墨林秘玩”），赫然鈐在版匡內右下方、表明率先獲得該本的位置，如果該本曾經文徵明、王寵收藏，那麼同樣不合明清藏書家鈐蓋藏印的習氣。根據卷末項元汴的題跋，此本乃其兄項篤壽於隆慶二年（1568）所贈予（時文徵明、王寵皆已去世），在此之前收藏該本者為華夏，有豐坊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1549）觀於華氏真賞齋之題跋，而豐、項二氏之題跋一字未提該本曾經文徵明、王寵收藏。進而細審文、王二氏及文伯仁之印章，印色完全相同，當同時鈐蓋，其字形刀法亦出一手；檢上海博物館所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載有文徵明之“玉蘭堂”印，王寵之“王履吉印”“辛夷館印”，但與此本所鈐者並不相符，尤其是白文“玉蘭堂”印、朱文“辛夷館印”，此本所鈐者明顯有仿刻痕跡。也就是說，這批文、王之印系偽造，而不是後人據真印鈐蓋。清季葉昌熾因曾受潘祖蔭之聘編撰《滂喜齋藏書記》而注意到這部《東觀餘論》，認為文徵明、王寵的印章“雜廁不分”，乃是王氏遺書盡歸文氏的緣故。這是說不通的。顯然他未注意到文、王、項諸家鈐印位置的反常及文、王二氏及文伯仁印章面貌的可疑之處。葉氏還提及滂喜齋另有元本《揚子法言》之鈐印與《東觀餘論》相同，且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兩家之書也有類似情況（詳見《藏書紀事詩》卷二）。過去不曾在意，此番引起了我的興趣。
宋刻本《東觀餘論》
今“元本《揚子法言》”不知所蹤，茲就案頭所備參考之書粗事檢覽，鈐有類此文、王偽印者尚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廣韻》、宋刻本《管子》（常熟瞿氏舊藏）、宋刻宋元遞修本《沖虛至德真經》（常熟瞿氏舊藏）、宋慶元六年（1200）華亭縣學刻本《陸士龍文集》（該本卷端所鈐“趙子昂氏”、“唐伯虎”兩朱文方印亦頗為可疑，但與文、王偽印並不同類）、 宋臨安府陳宅經籍鋪刻本《朱慶餘詩集》、元大德八年（1304）丁思敬刻本《元豐類稿》、元延佑七年（1320）葉辰南阜書堂刻本《東坡樂府》，遼寧省圖書館藏宋紹定六年（1233）臨江軍學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上海博物館藏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詩箋》，上海圖書公司藏宋刻本《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禮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宋末積德堂刻本《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宋紹興間刻修補本《歌詩編》、宋鹹淳九年（1273）刻配影宋抄本《百川學海》，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南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李群玉詩集》《碧雲集》、宋鹹淳九年（12
73）刻《百川學海》本《李涪刊誤》，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宋嘉定刻本《歷代故事》、宋淳熙七年（1180）刻元修本《夷堅志》、元西湖書院刻本《國朝文類》，以及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宋淳熙五年（1178）滁陽郡齋刻本《漢雋》等。
宋刻本《管子》（常熟瞿氏舊藏）
宋慶元六年（1200）華亭縣學刻本《陸士龍文集》
元大德八年（1304）丁思敬刻本《元豐類稿》
宋紹定六年（1233）臨江軍學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詩箋》
南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李群玉詩集》
這些本子相關印章的鈐蓋多寡不一，有的或鈐有《東觀餘論》所無之文徵明“春草堂印”白文方、王寵“古吳王氏”白文方等印，其篆刻風格亦相一致。至於鈐蓋位置，也大多不合情理，如遼寧圖書館之《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除鈐有“梅溪精舍”“辛夷館印”“桃花源里人家”三印外，還有王世懋（1536—1588）之“敬美甫”白文方印，鈐在右下角標誌最早收藏的位置，而在其出生前三年，王寵已經去世，“辛夷館印”卻鈐在版匡右外邊上。
人們可能不會相信或很難接受宋元本上鈐蓋偽印的現象：這些聲名顯赫的珍貴版本本身並無問題，無需作假，有必要鈐蓋偽印嗎？而且，有的本子鈐印分散於各卷冊，或僅蓋三、二方，具有迷惑性，不易被人們所察覺。事實上，之前也從未有人公開提出懷疑。但我不相信老輩版本專家會熟視無睹到一點反應都沒有，他們很可能也曾有疑惑，卻因為版本本身不錯而忽略了，何況清代那麼多的著名藏書家沒有懷疑在前，而舊時包括《藏書紀事詩》在內的文獻又每令人先入為主。
說實話，我雖提出疑問，一下子也難以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釋，勉強說來，或許有兩種可能：一，明末清初之時，版本學尚處於起步階段，人們雖然知道古刻舊槧具有文物價值，但真正精於版本鑑定者無多。而文徵明、王寵等屬於明代中期版本學發端時的那一撥開山人物，若經他們這樣的權威專家鑑藏，買書者或許會更加放心。二，即使版本不假，如果文、王二氏的印章亦真，其文物價值豈非更高。當年黃丕烈跋元本《東坡樂府》就說過，此書“前明迭經文、王兩家收藏，本朝又為健庵（徐乾學）、滄葦（季振宜）鑑賞，宜此書之增益聲價矣”（但我又注意到黃丕烈在其所藏宋本《管子》《沖虛至德真經》《朱慶餘詩集》《碧雲集》等題跋中，於文、王藏印卻不著一詞）。時至今日，人們不也都這麼認為的嗎（參見《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相關版本介紹）？
那麼，這些偽印究竟鈐蓋於何時呢？在我看來，應當是在清初大藏書家季振宜的生前或身後售書之時——因為上述所有版本都曾經季振宜收藏。至於鈐蓋偽印是季氏本人抑或其後人或書估所為，以我的直覺，不太可能是季氏，因為他畢竟是內行，怎麼會不講法度將這些印章亂蓋一氣？而這些印章並非出現在所有季振宜收藏的宋元本之上，於是想到有無這樣一種可能：凡無偽印者，散出於季氏生前；鈐偽印者，售出於季氏身後。作出如此推斷並非想當然，因為在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錢謙益原輯、季振宜重編的《唐詩》稿本上，竟然也出現同樣的“玉蘭堂”白文方印。
倘若是季氏本人所為，實在太不可思議了。然而，有些問題不是一下子能找到答案的，甚至將來也很難能弄個水落石出。茲撰寫這篇小文的目的，只是將此在宋元本上鈐蓋偽印的現象揭示而出，如此而已。
需要強調的是，出現文徵明、王寵等偽印，並不意味否定他們當年曾熱衷收藏、鑑定宋本的故實，恰恰反映出他們是那個時代人們心目中鑑定版本的翹楚。此外，藏書是注重收藏源流的。我原來一直沿襲舊說，即宋本《東觀餘論》先後經文徵明、王寵等遞藏，現在看來要作改變。至於該本原有豐坊、項元汴的題跋，以及清代季振宜、徐乾學、惠兆壬、韓泰華、潘祖蔭等收藏鈐印則未發現問題。
作者繫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本文由作者撰寫的《古籍善本》修訂版中截出改寫，該書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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