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生動聲韻鏗鏘雄健恣肆之千古散文名篇《復魯絜非書》

《復魯絜非書》

（姚鼐 清朝）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通先生。接其人，知為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為古文者最少。苟為之，必傑士也，況為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為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為說，非真知文、能為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為文無有弗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嘆，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為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為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為聲歌弦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間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佈置取、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為然乎？

惠奇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以書、疏、贈序為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鼐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為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之，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知心的人可恨太少了，這麼晚才認識先生。與您一接觸，就知道您是一位君子。讀您的文章，感到不是君子就寫不出這樣的文章。以前曾與程魚門、周書昌談論古今以來的才華出眾的人士，只有古文寫得好的人最少，假如有古文寫得好的，必定是傑出人才，何況像先生這樣既擅長並且寫得優美呢！委屈您來信且過於謙虛，推崇我也有些過分，不是我能領受的。我從幼年直到衰老，得以結交有才能的長者作為師友，襲取他們的見聞，再加上自己的推測猜想，而成為自己的學說，並非真正懂得文章，能寫文章，豈不辜負了您的期望嗎？虛心樂意向人學習是君子的胸懷，而談一下自己的心得以求得君子的指正，也是我的一種鄙陋的願望啊。

我聽說天地的大道理就是陰陽剛柔罷了。文章是天地的精英，是陰陽剛柔生髮而來的。只有聖人的話，能夠使二氣會合而不偏頗。但是《易》、《詩》、《書》、《論語》中也偶爾有剛柔可以相分的情況。那個時代和那時的人，以語錄為體裁，各有其適合之處。從諸子以下，他們寫文章沒有不各有所偏的。那些得到陽剛之美的，他們的文章如雷霆，如閃電，如山谷中的強風，如高山峻嶺，如決流的大河，如奔騰的駿馬；他們的光芒如明亮的太陽，如烈火，如黃金鏤嵌的鐵器；得到陽剛之美的人，如登高望遠，如帝王接見臣民，如鼓舞千萬名勇士去戰鬥。那些得到陰柔之美的，他們的文章如旭日東昇，如清風、雲霞、輕煙，如深林間彎曲的小河，如水的波紋，如珠玉的光輝，如鳴叫的鴻雁飛入空闊的天際；得到陰柔之美的人，深沉得像是嘆氣，高遠得像是有所思考，火熱得像是高興異常，傷心得像是悲哀無比。看他們的文章，聽他們的聲音，可見寫文章人的性格氣質及外在表現，全部都不相同啊！

陰陽剛柔，起初是兩個方面，上天把它們糅為一體，但氣有多有少；加以增減，那麼品類等次就有億萬，以至於不能窮盡，萬物就產生了。所以說：“一陰一陽就是道。”文章富於變化，也是如此。混雜之後偏重於某一方面是可以的，偏重到極端，剛和柔只有一種而另一種絲毫沒有，和那種不剛不柔的都不可稱為文章。現在那些粗野的俗人和小孩子聽音樂，認為是歌聲和絃樂管樂的匯聚；假如懂音樂的人去聽，那麼五音十二律，必定一一區別，耳朵一聽就能分辨清。論文的道理難道和這個有什麼不同嗎？宋朝的歐陽修、曾鞏的文章，他們的文采都偏重於陰柔之美。歐陽修能取別人的長處而不時地吸收，曾鞏能避開自己的短處而不再犯。看您的文章，比較接近歐、曾二公了。人們學習寫文章，他功力所能達到的，不過是能將道理說明白，佈局結構繁簡不失法度，語言典雅修潔、不蕪雜罷了。 自古至今能做到達一點的，不是太多，但這還不是最好的文章。最好的文章，通於神明，人力難以達到。您說對嗎？

贈給我的文章，刻本本來應該收下，鈔本封好奉還。但鈔本不能超過刻本。各種體裁之中，書疏贈序最好，記事的文章稍次些，論辯的文章又稍次些。我也冒昧地在文章中間記了幾條意見，未必妥當。《梅崖集》果然有超過別人的地方，遺憾的是還不認識作者本人。您的兒子、外甥，都是很好的人才，前途無量，聽憑他們的愛好，順其自然，不要束縛他們就可以了。您寄來的文章，我隨便加以評論，請不要怪罪! 初秋較熱，身體好嗎？千萬保重！七月初一。

姚鼐，生於公元1732年（清雍正九年），卒於公元1815年（嘉慶十五年），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姚惜抱，安慶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與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派三祖”。

桐城姚氏是顯赫的吳興姚氏的後裔，其家族始遷於浙江餘姚。一世祖姚勝三隨父宦居安慶，由浙江餘姚遷居麻溪，五世祖姚旭於明景泰間遷居桐城城裡。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縣城已300餘年。姚鼐先祖姚旭為明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姚之蘭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皆載入《明史循吏傳》；姚孫棐曾以“五里三進士（姚孫棐、龍鯉門、許鯉躍），隔河兩狀元（劉若宰、龍汝言）”而聞名遐邇.。高祖姚文然，康熙時任刑部尚書；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羅田知縣，均賢良清廉，辭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範，進士及第後為翰林院編修，著有《援鶉堂文集-詩集》，學貫經史，與桐城派祖師之一的劉大櫆情深意篤，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經學，跟劉大櫆學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歲時即去世，父淑終生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時，家庭已衰落。

姚鼐幼嗜學，伯父姚範授以經文，又從劉大櫆學習古文，劉大櫆對姚鼐特別器重，稱其“時甫冠帶，已具垂天翼”，“後來居上待子耳”。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姚鼐二十歲考中舉人後，經過五次禮部會試均名落孫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三十歲第六次應禮部試，才中進士，授庶吉士，3年以後，散館改主事，分屬兵部；旋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後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和刑部廣東司郎中等職。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清廷開四庫全書館，姚鼐被薦入館充纂修官。此職本應翰林方可充任，獨姚鼐與休寧戴東源、興化伍大椿、歙縣程晉芳等8人破格當選。《四庫全書》成，姚鼐乞養歸裡，不入仕途，時年44歲。大學士于敏中、梁國治先後動以高官厚祿，均被辭卻。

自乾隆四十二（公元1777年）年起，姚鼐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致力於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東樹、姚瑩、劉開；上元梅曾亮、管同；宜興吳德旋；陽湖李兆洛；婁縣姚椿；新城魯九皋和他的外甥陳用光等。這些學生都是篤守師說，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對桐城派的傳播作用甚大。

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說。歷城周書昌說：“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八十二歲的劉大櫆去世。姚鼐毫無疑義的成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盡心血編纂的《古文辭類纂》終於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辭賦選本，按照文章的應用分分十三類：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所入選的作品以戰國策、兩漢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歸有光、方苞、劉大櫆等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傳統，為桐城派樹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體現了姚鼐的文學主張。這本集子很受人們喜愛，有很大的影響。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姚鼐辭去官職。他希望騰出時間來提倡桐城派主張，開始了他四十餘年的講學生涯。姚鼐先後在江寧、揚州、徽州、安慶先後主持鍾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士子得以及門為幸”。他的門下有很多後來成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門“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以及劉開等，他們使桐城派聲勢更高。有很多籍貫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認為桐城派。

嘉慶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公元1815年10月15日），85歲的姚鼐卒於南京鐘山書院，歸葬桐城楊樹灣。此時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無可撼動。道光咸豐年間，桐城派在曾國藩及曾門弟子手中又呈一時之盛，一直延續到嚴復、林紓和新文學的誕生。

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三祖”，被盛譽為“中國古文第一人”、“中國古文的高峰”。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展。

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徵是一次重大突破。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於“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的統一，這有其時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間走上文壇。清代的考據風氣也在這時開始盛行。人們稱這種考據的功夫為“漢學”，與之相對的是勢力較弱的“宋學”。學界多推崇漢學，對宋明理學比較厭棄，這往往導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贊成排斥宋學的傾向，同時又針對漢學家、宋學家對文學的輕視態度，提出義理、考證、文章三者不可偏廢的主張。這成為桐城派古文理論的綱領。

“義理”，是指當時的理學思想，主要來自宋學；“考據”，是指文章要有實據，避免空泛，主要來自漢學；“辭章”，是指文章還要有結構、文字、音韻上的文學之美。姚鼐認為三者的統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繼；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當然，三者有輕有重，考據要為義理服務。

姚鼐想調和漢宋，融貫三者，認為作家能兼三者之長的為好作家。這種主張實際上成為了桐城派的文學綱領。

姚鼐自己也身體力行，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在朝廷任職的姚鼐來到山東，登上了東嶽泰山，後來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記》一文。全篇僅數百字，內容十分豐富，是融考證與辭章的典範。

“義理、考據、辭章”對當時和後世都影響巨大。一方面，姚鼐實際上是站在維護理學的立場上，企圖調和漢宋的爭論，兼採考據的長處，以考據充實理學的空疏，從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價值。一方面，這一主張如果推而廣之，可以看作是對文章基本的要求。無論何時都同樣有重要意義：“義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據”要求立論紮實，有說服力；“辭章”要求字通句順，有藝術性。

在美學上，姚鼐提出用 “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就是豪放，“陰柔"就 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 同時，姚鼐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

姚鼐以宋儒之學為治學之本，故指斥考據的漢學家為捨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其為文“以神、韻為宗”，形成一種迂徐深婉，一唱三嘆，而又耐人尋味，意蘊無窮的風格。近代學者章太炎謂之“謹”，劉師培稱之“丰韻”，都是對其文風的富於韻味、言簡意豐的高度評價。

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學唐詩，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為一大家，故後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為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為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為世重。

《復魯絜非書》作品介紹

《復魯絜非書》是清代文學家姚鼐創作的一篇散文。姚鼐論文主張“義理”、“考據”、“文章”三者並重，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不少人向他請教古文之法，這封信就是姚鼐寫給魯絜非的回信。

姚鼐在《復魯絜非書》這封信中論述了他的文學觀，特別強調了風格論和文章之美的重要性。

《復魯絜非書》這篇文章在對魯絜非的為人和文章給予讚美肯定後，作者便運用傳統的陰柔陽剛的觀念，闡述了文章之美。他認為好的文章是“天地之精英”，是陰陽二氣相合而成。 富有陽剛之美的文章如雷霆閃電，如崇山峻嶺，如駿馬奔騰，如烈日當空，如烈火純金。富有陽剛之美的人能夠登高望遠，居高臨下。 富有陰柔之美的文章如旭日東昇，如清風白雲，如彩霞輕煙，如幽林曲澗，如水紋漣漪，如珠玉晶瑩。富有陰柔之美的人深沉高遠，如有所思。這一系列精湛巧妙而又準確生動的比喻，形象地描繪了文章的不同風格之美。

接著作者又論述了文章的變化。陰陽剛柔是兩個基本的方面，當二者相互融合時，就會千變萬化，產生出無數品類。二氣揉合而又偏重於某一方面是可以的，但如果走上極端，或者剛柔皆不徹底，那就不是好的文章。這就如同欣賞音樂，精通樂理的人能夠精確地辨別出五音十二律的優劣。假如文章已經形成獨自的風格，就需要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作者以歐陽修、曾鞏兩位文學家為例，說明了這一道理。一般人學習作文，只要能把道理講明白，佈局比較得當，語言比較雅潔、不顯得雜亂也就可以了。古今以來能夠達到這一要求的也並非常有。至於文章達到極致，那是人力所不能苛求的，是通乎神明之事。最後，作者對魯絜非的各類文章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說。

文中形容陽剛、陰柔文章風格的一段描述，語言生動，聲韻鏗鏘，色彩鮮明，氣勢流宕，運用一連串的比喻把原來抽象的文章風格問題說得如此的具體形象，尤為精彩，在姚文中是屬於少有的雄健恣肆篇章。論及歐陽修、曾鞏與魯九皋之文字，則意豐言簡、韻味深長，充分體現桐城派為文善用傳神之筆的高招。

方苞是桐城派理論的奠基者，他提出了“義法”之說，劉大櫆、姚鼐對“義法”說中“義”的觀點都表示贊同，但對“法”的理解和闡釋則有所不同。方苞所說的法，是指寫作技巧方面的某些規律，並認為法隨義變。劉大櫆更著眼於“文錦”，側重於探索寫作過程中的審美規律，提出了文章中神、氣、音節、字句四要素的理論，認為神與氣是文章的最精之處。姚鼐則特別強調文章之美，將“文道”結合發展為“道藝”結合，其文學家的眼光更為高超。所以桐城派的理論至姚鼐達到了頂峰。

這篇散文專門論述了文學風格的陽剛和陰柔之美，強調了二者的結合。也說明了風格與個性的關係，是姚鼐關於散文理論的重要文章。這篇散文語言生動，聲韻鏗鏘，色彩鮮明，氣勢流宕，在姚文中是屬於少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