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紅利釋放！粵港澳大灣區人口突破7000萬

導讀：過去兩年間，經濟學家樊綱曾在不同的公開場合預測，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到2050年將達到1.4億的龐大規模，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圈之一。

數千萬的人口增量空間，粵港澳大灣區底氣何在？

過去兩年間，經濟學家樊綱曾在不同的公開場合預測，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到2050年將達到1.4億的龐大規模，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圈之一。

2018年，大灣區人口突破7000萬，再過30餘年，有望翻倍嗎？

上海易居研究院也在今年發佈了一份《粵港澳大灣區專題研究》，其中提出，按照近五年來粵港澳大灣區11城人口的年均增速測算，至2020年，大灣區人口將超過7300萬。如果進一步考慮大灣區規劃帶來的基礎設施完善、經濟發展融合、生態環境宜居等因素，預計人口到2030年將達到1億人。

數千萬的人口增量空間，粵港澳大灣區底氣何在？

2018年，廣東全省常住人口增長177萬，其中，珠三角九城就獨佔150.5萬。

同一年，香港人口增長了6.94萬；

澳門人口增長了1.43萬。

若在未來若干年內保持同等的年增長值，到2030年，大灣區確實會形成近2000萬的人口增量空間。

人口增長勢頭能否長期保持？

大灣區又如何抵抗全國範圍內人口增速的放緩？

在老齡化加速的背景下，如何留住人口紅利？

從過往的經驗來看，廣深是貢獻人口增長的主力。

今年9月，東莞和佛山相繼發佈了專項的人口發展規劃，東莞提出2030年將衝刺千萬人口，佛山則表示，2030年常住人口規模將超過850萬人。

廣深還有多大想象空間？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空間關係來看，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地方像珠三角這樣，在如此近距離範圍內容納下了三個大都市，廣州、深圳和香港。

2018年，廣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長成績傲視群雄，分別增加了40.6萬和49.8萬，遠遠將其他城市甩在了身後。

近五年廣深人口增量之和超過400萬

數據來源：廣州、深圳統計局（深圳2017年的人口增長剔除了深汕特別合作區人口併入的因素）

由上述圖表可以發現，廣州和深圳的人口變化有一定的同步性，2014年都增長了15萬，2015年同時爆發，並在隨後幾年都保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

2015年發生了什麼？

從生育政策來看，2014年，各省份陸續公佈單獨二孩政策，廣東省從當年3月27日起正式實施，這導致二胎數量的增長主要從2015年開始反映出來。

廣州統計年鑑數據顯示，2014年全市戶籍人口出生率為13.61‰，到2015年上漲至17.73‰，兩個年度的自然增長戶籍人口分別為6.7萬和10.1萬，相差3.4萬。（常住人口的情況未披露）

深圳略有“反常”，2014年常住人口出生率為19.89‰，2015年反倒小幅下降至19.64‰，兩個年度的自然增長人口分別為5.94萬和6.68萬，相差不足萬人。

不難發現，生育並不能真正解釋2015年廣深人口的爆發式增長，即使後來實施全面二孩，廣深的自然人口增量也並不顯著，因此，原因主要在於外來人口的流入。

廣州市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彭澎曾撰文分析，廣州入戶政策在一線城市中相對門檻較低 , 近年有進一步降低的態勢。

公開信息顯示，廣州在2014年修改了積分入戶政策，並於2015年大幅增加了入戶名額。

深圳在2014年出臺了新政，2015年1月1日後接收的應屆畢業生、新調入的在職人才、新引進的歸國留學人員；具有本科以上學歷、深圳戶籍並且本人在深圳未享受過購房優惠政策、未正在租住公租房的，享受本科6000元/人;碩士9000元/人;博士12000元/人的補貼。這幾乎是全國最早的落戶補貼政策，並且深圳在2016年又大幅提高了補貼標準。

作為一線城市的廣深，如此放低“身段”，競爭力得以突顯。尤其是在京滬控制人口的背景下，廣深的政策優勢尤其被反襯出來。

但未來的一個變量在於，在城市資源以及治理體系等因素的制約下，廣深的寬鬆落戶窗口期還能維持多久？

第二梯隊的潛力

破解大城市人口過多的難題，通過都市圈來合理引導人口分佈或許是一個有效破解之道。

恰好在不久前的9月，與廣深毗鄰的東莞和佛山相繼發佈了《東莞市人口發展規劃（2020-2035年）》（公眾徵求意見稿）和《佛山市人口發展規劃（2018—2030年）》，兩城分別提出了2030年人口衝刺1020萬和850萬的目標。

2018年，廣東省發佈《人口發展規劃（2017-2030年）的通知》，其中將佛山和東莞劃分為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等級在500萬到1000萬之間。

2018年底，東莞和佛山和人口總量分別為839.2萬和790.6萬。

對於東莞而言，距離目標還有大約180萬的差距，落實到每一年需要增長15萬。為此，東莞將任務細化到每一個鎮/區。其中，松山湖功能區承擔了最多的任務。松山湖毗鄰廣州和深圳兩大一線城市，近年來因華為將終端相關部門搬遷至此而聞名。根據2018年的公開報道，在當年7、8月之間，有近8100名華為人搬遷至松山湖。

目前，東莞執行的落戶政策為：符合“參加城鎮社保滿5年且辦理居住證滿5年”的條件即可入戶，包括新生代農民工、舉家遷徙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就業居住5年以上的人口等8類重點群體落戶全面放寬。

相比之下，佛山的目標堪稱“保守”。

2017年和2018年，除廣深之外，佛山的人口增量在大灣區城市中最為亮眼，分別為19.4萬和24.9萬，甚至超出了諸多明星新一線城市的表現。到2030年的850萬目標之間，佛山還僅剩60萬的任務。如果按照近兩年的增長勢頭，佛山有望“超額”完成任務。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第二梯隊”，素以宜居形象示人的珠海稱得上是一個獨特的城市，在珠江西岸的“珠中江”組團中，它位列首位，伴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開通，珠海的戰略地位也進一步提升。但從人口規模來看，2018年珠海全市僅189萬人，在珠三角九市中墊底，與毗鄰的澳門共同成為“小而美”的代表。

但珠海的人口增長在近兩年突然發力，2017年和2018年分別增長了9.0萬和12.6萬，遠超過去幾年的表現，並且因為基數較小的緣故，增長速度在大灣區城市中領先。

這離不開珠海的放開戶籍制度、加碼人才獎勵組合拳。2017年初，珠海正式取消了“積分入戶”政策，技能人才、大學應屆畢業生、全日制大專以上學歷人員等10類人才可直接落戶；2018年4月，珠海又提出，人才連續工作10年可獲贈住房50%產權，其力度之大成為全國首創。

此外，惠州曾在一份交通規劃中分析，2035年常住人口達到870萬；中山則曾提出2035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550-600萬人，對比當前，都有數百萬的人口增量。

2018年大灣區人口突破7000萬

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

在老齡化加速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也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人口紅利消退的局面。

要想保持人口良性再生產、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有必要保持適度的生育水平。

廣東省曾在2018年印發的《人口發展規劃（2017-2030年）的通知》中提出，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其措施包括鼓勵用人單位為孕期和哺乳期婦女提供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條件，支持婦女生育後重返工作崗位等。

近幾年各地的人口政策，吸引的主要是以大學畢業生為主力的勞動人口，一方面，這將延緩當地人口紅利的消退，另一方面，年輕群體的增長又將有助於提升生育率，從這個角度來看，廣深等城市又佔有優勢。

以深圳為例，2017年5月的一個數據顯示，深圳的人均年齡為32.5歲，但到了2019年1月，這一數據變為32.02歲，深圳正在進一步年輕化。

在人口紅利之外，關於人口問題的另一個重要的關注點是人才紅利，即人口結構和素質的變化。

東莞在上述《人口發展規劃（2020-2035年）》中提及，繼續吸引外源性勞動年齡人口，進一步優化引才、聚才、留才環境，建設區域人才高地，推動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

深圳又是人口素質結構優化的受益者。2016年4月，深圳一位官員曾透露，全市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為24%，低於其他一線城市。

但2018年，全市各類人才總量達到510萬，佔同期常住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39%。

近日，深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今年已接收應屆畢業生8.08萬人，引進市外在職人才10.54萬人，引進海外留學人員14727人，各類引進人才數量已超過20萬。

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認為，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將構成廣東人口增長的新動力，但不能誇大它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對人口的需求將更注重素質而非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