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年，時為中國東漢時期，漢明帝在洛陽建造了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此後，佛教在中國逐漸廣泛流傳。佛教在中國的流傳與佛經的漢譯運動緊密相關。那麼，印度梵文佛典的翻譯經歷了哪幾個不同時期呢？
首先，佛典傳來後的東漢三國時期，是外國僧侶主譯時期。以西域、印度來華高僧安世高（安息王子）、支婁迦讖（來自北印度）為代表。
佛經由外國僧侶翻譯大概意思，華僧揣意，然後書寫出來。但翻譯結果不太理想，往往咫尺千里。進步意義在於，在譯經過程中，中國僧人運用老子學說來表達佛理，為佛教教理的中國化、通俗化作了很大努力，促進了佛教在中國境內的傳播。魏都洛陽和東吳都城建業（南京）是當時譯經的二大中心。
外國取來的佛經
其次，是兩晉南北朝中外人士合譯時期。西晉譯經師以竺法護為代表，東晉-十六國的代表人物則有道安、鳩摩羅什和慧遠。
南北朝時期，中國佛僧對漢譯佛經義理進行詮釋和價值評判，開始開宗立派，形成中國佛學宗派。此期譯經特點是：中外僧侶合譯，“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為了求得真經，求證譯經疑難，中國佛僧開始了西行印度求法巡禮的運動（法顯）。
道安（312—385）12歲出家。379年到長安，住五重寺，組織佛經翻譯工作7年，共譯經10部180卷100餘萬字，並提出了許多翻譯佛經的理論。道安對佛教的最大貢獻在於，為中國佛教徒制定了一整套儀規。他在研究印度佛教戒律的基礎上，制訂了《僧尼規範》和《法門清式二十四條》（釋姓），成為中國佛教奠基人之一。
南朝各朝多數皇帝都沉湎佛教（梁武帝《斷酒肉文》），熱心建造佛寺，致使南朝四代均是寺院林立，僧尼眾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由於統治階級的熱心扶植，刺激了佛教內部學術思想的發展，許多佛僧一變過去篤守師承之風而各抒已見，由此產生了涅磐宗、成實宗和三論宗等學派，開始形成了在漢地融合成熟的佛教思想體系。
再次，是隋唐中國佛僧主譯時期，以中國僧侶玄奘、義淨、不空等為代表。
南北朝以來，翻譯漸成國家大事，依皇帝敕令舉行。到隋代，朝廷專設經院，譯場組織漸漸完備。隋朝以來，凡譯經大師，都是漢文、梵文俱精，並精通佛學。及至唐代，翻譯製度更趨於完善、嚴密，參譯人員眾多，由主譯者統攝始終，各人均有專司，並規定了翻譯的原則、體例。唐代譯經達到“印印皆同，聲聲不別”的妙境。這個時期為了譯經和求學佛理，掀起了西行求法、取經的熱潮。
現代文佛經
譯出的佛典據唐代開元十八年（730年）統計，就有經、律、論共計5048卷。到明代，據說已增到9000卷。這些佛典在南北朝時稱“一切經”，隋代以後有人始稱之為《大藏經》。漢譯《大藏經》是中國人用自己的理解所翻譯的佛教典籍。把梵文佛經譯成漢文，就是佛教中國化的第一步。
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從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安世高譯經到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譯場停頓，凡889年，計有知名譯家192人，譯出佛典1333部，5081卷，印度佛教大小乘教派之經、律、論三藏經典幾乎全部被譯成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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