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久三年（1863年），在黑船不斷來襲的壓力下，日本上空的權力天平也開始發生了傾斜。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將軍德川家茂進京入朝。這是自寬永十一年（1634年）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上洛以來，武家領袖第一次上洛（前往京都）。
整整229年，天皇和將軍之間只靠著中間人進行著有限程度的交流，君住京都府，我住江戶城，你任命我卻不能命令我，我統治天下卻不能搬掉你，日本在這種上級非上級，下級非下級的二元統治下相安無事了兩百多年。
如果說兩百年平靜背後的矛盾，因為德川家茂上洛而被重新擺到了檯面之上。那麼顯然229年前，德川家光上洛則算得上拉開了故事的帷幕。
這位德川家的第三代將軍從小體弱多病，據說他的乳母春日局平常恨不得給幼年的家光蓋上五六床被子，按理來說這個膚色較黑，略帶口吃的孩子應該是一個柔弱的人。但或許打小就經歷了奪嫡鬥爭，本應是兔子的他卻偏偏活成了一頭獅子。在他的統治下，幕府完善了武家諸法度，完成了閉關鎖國，熬過了寬永饑饉，鎮壓了島原一揆，可以說江戶幕府的政治體制和日本的近世的國家意識正是從家光時代開始建立的。
德川家光一生共有過三次上洛，第一次發生在元和九年（1623年），因為將軍宣下家光首次前往京都，所謂的將軍宣下，就是天皇任命家光出任將軍，這也是將軍權力來源的法理依據。第二次上洛發生在寬永三年後水圍天皇行幸二條城時，剛當上將軍不久的德川家光陪著大御所德川秀忠共同面君。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時候的將軍還並不是全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因為在它的上面還有大御所也就是將軍他爸這個特殊的存在。
江戶幕府前期的武家政治是一種特殊的二元政治，將軍是政策執行者，而大御所是政策的制定者，雖然在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的時代這種角色劃分開始模糊，但幕府的兩大權力根源軍事指揮權和領知宛行權卻還是牢牢掌握在大御所德川秀忠手裡。
這種狀況直到寬永九年（1632年）德川秀忠去世才告結束，很明顯，德川家光的第三次上洛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的對權力的宣示。
作為江戶幕府歷史上自家康以來又一位大權獨攬的徵夷大將軍，德川家光上洛的排場大的嚇人，光是隨行人員就超過了三十萬人。不僅遠遠超過了此前任何一次上洛，也超過了關原之戰十五萬的參戰人數，在歷史上也就決定豐臣家和德川家命運的大阪冬之陣足夠匹敵。
關原之戰前東西軍勢力劃分
但即使付出的代價是動員了幾乎所有大名參與一次非戰鬥行為，德川家光也要向全日本公示總大將的身份從他爸轉移到了自己身上的事實，武力的歸屬對於將軍來說何其重要可以說是顯而易見了。
1634年7月11日，正當京都的百姓圍觀著鮮衣怒馬的武士們浩浩蕩蕩的進入二條城時，天皇的御所內公家正在思索如何應對德川家光這位意料之中的來客。
之前因為強行退位，斷絕了德川家做第二個藤原氏想法的後水尾天皇，不對，因為退位了所以應該是後水尾上皇，此時正把他的近臣萬里小路光房、二條康道、土御門泰重聚集在一起。或許因為秀忠的死，或許因為天皇繼承、紫衣事件的解決，一直以來緊繃著的公武關係開始有了緩和的跡象，為了延續這種趨勢，也為了吃不上飯的公家多一份工資，他們決定第一時間以明正天皇（也是德川家光的外甥女）和後水尾上皇的名義派出使者。
第二天，天皇的敕使和上皇的院使前後腳進了二條城，有了御所的表態，第三天，五攝家、親王、公家、以及京畿的寺社也紛紛來到將軍跟前參拜行禮。這還不夠，朝廷的使者在三天後更帶來了一份名為太政大臣的大禮，這是一個德川家光的祖父家康和父親秀忠都出任過的官位。
按說家光在這個時候就任太政大臣既是順理成章的事，也標誌著公武關係的徹底緩和。
但是在德川家光看來，這個帶著濃濃公家成分的官職並不適合他貫徹自己的武家之路，於是很乾脆地用自己德不配位的理由給拒絕了。雖然短期來看家光辭官的影響有限，畢竟後水尾上皇也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東西，首先是錢，後水尾上的工資從三千石漲到了一萬石，其次是權，家光親自派遣重臣到院御所承認了後水尾的院政：
官位晉升以下朝廷諸事，皆依院之御鈞旨而行。
德川家光
但是從長遠來看，這直接造成了自從大阪夏之陣以來就一直在淡化的天皇和武家之間依靠公家官位授予而保持的聯繫徹底斷絕。試想一下，當武家的領袖對一個至少從一位乃至正一位的頭銜都不屑一顧時，手下的大名和武士自然也很難獲得相對較高的官位，無錢無權的公家最後能影響武家的胳膊也被砍掉了一大截。
就在幕府努力降低公家對武家的影響力的同時，其對武家勢力的掌控也沒有放鬆。德川家光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上洛過程中也進行了規模遠遠小於德川家康以及德川秀忠上洛時期的改易轉封。
儘管規模小，但家光在這次上洛路上對大名領地的更替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對西國和近畿地區的滲透。下野的日根野吉明加增一萬石轉封九州的豐後府內二萬石，武藏的酒井忠勝轉封小濱，而原來在小濱的京極忠高則被轉封到了中國地方的出雲松江二十四萬石，近江膳所的七萬石被下總的石川忠總接管，而他前任主人則被派往了近畿的丹波龜山，當然為了給這連串的人事任命提供可能，原來龜山的松平忠昭被轉封到了九州的豐後龜川。以這次改易為代表的寬永十一年領知更替將大量的譜代和宗藩大名安插到了九州、中國、關西、近畿等地，這也是幕府權力交接後德川家光希望在統治基礎相對薄弱的地區擴大影響力的象徵。
當這種行為伴隨著家光對全國五萬石以上大名進行朱印改時就有了另一層意義，因為所謂的朱印改就是將大名的領知宛行狀和石高重新登記，這就意味著德川家光掌握了武家的經濟命脈，當在二條城中的五十餘位大名紛紛收到新的領知宛行狀後，幕府的領知宛行權已經從已故的大御所德川秀忠轉移到了德川家光身上。
大權獨攬的將軍用史無前例的上洛規模對全國展示了其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用領知更替在統治薄弱的地方打上了補丁，用朱印改為全國大名的財政基礎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更新備份，當他完成這一切是，整個德川幕府已經做好了系統更替的完全準備。
如果說寬永九年前的江戶幕府的權力傳承是通過不斷的小更新將大御所和將軍並存的二元政治體制進行優化改善。因為德川家光既沒有像祖父家康一樣難以企及的威望和影響力，也不像父親秀忠一般經歷了戰國的考驗，這就意味著他的統治在秀忠去世以後不再會遭到另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人物的干預，但同時這也代表著家光的統治失去了最有力的庇護。
而且作在寬永十八年（11641年）才擁有第一個兒子的將軍，在第三次上洛的時候他不僅沒有成為大御所所需要的政治條件和意願，也沒有可以合適傳承將軍職位的接班人。所以大御所和將軍的二元體制已經到了改變的時候。
為了做出這個將軍集權的改變，在上洛的基礎上，德川家光做出若干決定以適應這次系統大更新，於外來說，他繼續完善了《武家諸法度》，其中幕府對大名最重要的約束措施——參勤交代制度正是在此時被明確；於內來說，幕府的行政體制也經歷了以將軍為核心到以對將軍負責的老中製為基礎的轉變。
正是從這時開始江戶幕府真正的脫離了德川家康的影響力，開始成為了一個健全的武家政府機構。而當這一更新完成後，將軍上洛就失去了其必要的政治意義，這也是為什麼229年後才有另一位將軍上洛的原因，而這種變化都是拜黑船帶來了另一個系統的更新包所賜。江戶開幕或許開始於德川家康就任徵夷大將軍，但江戶真正成為武士之城，幕府徹底褪去戰國殘留的起點或許就在寬永十一年德川家康跨上戰馬向京都邁出第一步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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