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下午，來自法國索邦大學的弗朗索瓦茲·梅洛尼奧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召開有關“托克維爾的政治生涯和對法國政治的思考”的主題講座。托克維爾作為思想家、政治家，曾經競選議員，也擔任過第二帝國時期的外交部長，豐富的政治生涯影響了他對政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思想表達。本次講座即對這兩者關係進行考察，由此來思考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特徵。本次講座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青年教師肖琦擔任中文翻譯，本文整理自中文譯稿，經譯者審讀。
講座現場
法國教育部長米歇爾·布蘭克曾說：“法國當下正處於托克維爾時刻”。法國近幾年此起彼伏的“黃背心運動”表達了部分下層民眾不滿的聲音：他們指責投票程序不夠公正，無法使全體人民的意志達成一致。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所瞭解的法國乃至歐洲各國興起的民粹主義運動，也正是基於民主討論的不足而激起的抗議浪潮，而一百多年前托克維爾關於日常民主的觀點和思想似乎可以撥開歷史的重重雲霧，直達當下的話語場域。1856年托克維爾曾言：“我們把獨立與自由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沒有什麼比一位自由的公民更不獨立的了。”在托克維爾關於民主的思想和實踐中，最重要的是民主討論，其形式是所有人都參與到共同事務的管理和議會的代議制民主之中。今天對民主討論的思考將使百年前托克維爾關於民主議題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我們的視線當中。
我將根據托克維爾的生平來階段性地考察他關於民主的討論。一般來說，按照思想家的生平階段來做思想史是不恰當的。但在托克維爾的情況中，這種思想傳記的方法是合理的，他的生活經歷和他的思想軌跡緊緊相扣。
首先，托克維爾被認為是“在搖籃裡找到了理論上的問題”，他的社會學或歷史學的作品在某種程度是對他家庭不幸的分析。這位經常被我們認作是“預言者”的思想家是舊制度的人民、舊貴族的後代。他分析新世界，只是因為他了解舊世界，且不時為舊世界感到些許遺憾，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恰恰使得托克維爾成為詮釋新世界的預言者。
其次，托克維爾的思想是由他作為旅行者與政治家的經驗往復鑄就形成的。他並非是一位學院派的思想家，也非一位純粹的文人。19世紀的法國並不像那時的德意志一樣，擁有諸多有活力的且有實力的大學。托克維爾身為一名學者，學院並未為他提供施展才能的平臺，他最終目的是為了從事政治實踐。他在1839-1851年期間被選為議員，1849年擔任法國外交部部長，從政期間從未停止過對理論的社會觀察和實踐，並將之應用到全國及地方政治事務中去，我們因而可以強調他的思想轉向或者是其概念的不明確性。他的著作都是政治著作，如法國1830-1850年的選舉方案（即《民主在美國》1835-1840）、回憶錄（1850年寫就，解釋第二共和國失敗的原因）、《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年出版，解釋了為何法國在1789年以來的革命中沒有實現自我的變革，進而也沒有在之後的體制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從中可以發現這些政治著作都與所處時代的政治狀況和他親歷的政治實踐緊密聯繫在一起。
我的報告將分三個部分：公共討論與貴族自由主義傳統的關係、在美國發現民主討論、如何在法國實現民主討論。
弗朗索瓦茲·梅洛尼奧教授
一、公共討論與貴族自由主義的傳統
1805年，托克維爾生於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他的家庭與舊王朝（波旁王朝）有著密切聯繫，與新制度保持著距離。對於托克維爾來說，思考民主的變革或思考從舊制度邁進新社會的困難，其實就是講述他的家庭史。他的外曾祖父馬爾澤爾布、外祖父、舅舅、姨媽等人都在1794年4月走上斷頭臺，他的父母得以倖免的原因是羅伯斯比爾的突然倒臺，而托克維爾和他的兄弟們差不多都是奇蹟般生存下來的孩子。
作為舊貴族的後代，托克維爾本可以像他所處環境中的很多人一樣反對革命。但在這個貴族家庭中，他的母系是頗具聲望的自由派，他的外曾祖父馬爾澤爾布即是當時著名的貴族自由主義的擁護者。托克維爾的民主自由主義源於貴族自由主義傳統、源於孟德斯鳩，但更直接的來源則是他的外曾祖父馬爾澤爾布——啟蒙運動時期的重要人物、公眾討論的捍衛者。
馬爾澤爾布屬於穿袍貴族階層，通過購買世襲職位而於1741年進入巴黎高等法院，並於1744年成為參事，之後成為間接稅法庭首席院長；1750年至1763年期間擔任書報審查大臣一職。雖然議員、法官的職位都是通過金錢購買得來，但這並不妨礙馬爾澤爾布捍衛自由的思想行為。
在馬爾澤爾布負責印刷品審查期間得知狄德羅住宅將被查封的消息時，他建議狄德羅將《百科全書》的手稿藏在他自己家裡。他甘願冒此風險的原因是認為新聞自由對於民主的討論是非常重要的，而書籍在法國本土出版比從荷蘭秘密出版再進口至法國更為直接便利。保衛出版和新聞自由作為貴族自由主義的遺產，將成為托克維爾在民主社會中傳播民主思想和保障個人自由及其集體行動的一個重要手段。馬爾澤爾布還在1787年宗教寬容敕令的頒佈出臺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該敕令給予那些非天主教徒（新教教徒和猶太教徒）以合法身份，從而打破了天主教徒對合法身份的壟斷。托克維爾此後將承繼這一捍衛宗教自由的遺產。
1770-1771年，馬爾澤爾布向國王提交諫言書，要求由他主持金融法庭來審議稅收問題，反對僅僅由皇家意志決定、不經議員同意而設立的臨時稅。馬爾澤爾布強調了稅收問題的公開性和公眾同意的必要性，而這是現代國家組織中的核心問題，即稅制問題。當托克維爾提到馬爾澤爾布時，經常暗示的是一種道德的姿態與一種雙重的保護，即在國王面前對人民的保護與在人民面前對國王的保護。曾經在國王濫用徵稅權的時候為人民代言的馬爾澤爾布卻在路易十六受審時保護國王，在1792年12月國王受審時，他挺身而出為國王辯護，1793年1月21日國王被送斷頭臺，馬爾澤爾布也於1793年12月被捕並於1794年4月22日被送上斷頭臺。馬爾澤爾布這種捍衛個人權利和司法保障的勇氣將在托克維爾身上得到印證。
托克維爾的家庭史說明了歷史學家所稱的“批評的政治”（即“啟蒙運動對絕對主義的批評”）、公共討論的思想（公共討論而非民主辯論）是如何先於公共討論的民主空間出現，以及如何決定了後者的出現。這對於歐洲思想史至關重要，因為民主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植於貴族自由主義，而對自由與團結的新形式的思考往往使得舊的思想重獲新生。
托克維爾受益於馬爾澤爾布的貴族自由主義思想及其具體實踐，此外托克維爾對道德的訴求亦來源於馬爾澤爾布，同時他也批評絕對主義對權力的獨攬，認為這種絕對主義導致了中央集權。他繼承了公開性批評這一思想遺產，這是馬爾澤爾布思想的一個主要特徵，但同時馬爾澤爾布的思想也是一種不民主的思想，因為他沒有一種人民立法的觀念。從馬爾澤爾布的經歷來看，其身上體現更多的是自由，而非民主，其所在議會就並非民主程序產生，而托克維爾所要討論的是在民主社會到來的時候，這些政治實踐將會如何？
二、民主討論的發現：美國
托克維爾於1831年4月2日出發至1832年2月20日返回法國，其美國之行前後歷時9個月。當時美國並不是主流的旅行目的地，歐洲人前往美國的目的則是為了宗教懺悔或政治流亡。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一些法國貴族（包括未來的國王路易·菲利普）曾在美國流亡。而1830年代的美國不是很富裕，並被認為是新生的國家。托克維爾在其26歲之際選擇前往新生國家——美國真實的原因是：作為舊制度的遺民，他在法國前途渺茫，經歷著雙重失敗。第一重失敗是身為年輕法官的失敗。他學習過法律，並且得益於馬爾澤爾布的榮光，由家庭推薦進入司法系統擔任助理審判員（即長期實習生，無報酬，這保證了法官的公正性和司法部門的社會多樣性），而隨著1830年革命的來臨，新政權的建立使他再也沒有在司法部門任職的希望。第二重失敗是他的政治野心受挫，因為他的家族與舊政權聯繫密切。因此他選擇去美國是希望在一般意義的政治上，準確來說是在監獄政策方面成為一名專家，回國後以此為資本介入政治實踐，實現其政治野心。作為一次完全自費的旅行，法國官方予以他的任務是提交一份關於美國監獄的報告，以促進法國監獄改革。監獄問題在19世紀的歐洲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意大利、捷克、法國等國家均派出人員去美國考察監獄。而監獄問題與我們的民主討論問題並非毫無關係，其中涉及到如何對待異常人、如何使一個社會團結在一起、實現社會共同價值觀的問題。托克維爾通過視察監獄發現了自治政府和日常討論的重要性，他與朋友博蒙最終一同撰寫了一份關於美國監獄系統性的報告，該報告使他於1841年被評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托克維爾在美國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因為他出身法國貴族，亦是法國政府的特使。在美國期間他們會見了政界所有重要的人物，包括兩位美國總統（前總統約翰·亞當斯和傑克遜）。美國之行的民主考察活動使他最終提煉出兩卷本的《民主在美國》：第一卷出版於1835年，詳細勾勒美國的機構與制度；第二卷出版於1840年，論述美國社會一般民主的討論。
《民主在美國》
用司湯達的話來說，美國對於托克維爾就是金錢、自由與上帝。他在紐約發現了一個商人社會，但在這個商人社會中他並沒有看到民主的商議，有的只是個人意見的並置和金錢充斥的氛圍，而缺少一個可以進行討論的公共空間。真正讓他信服的，是7月31日對與社團、集體討論相關的自由向度的發現。這種自由與討論相關，與政黨、民間團體（包括匿名戒酒會）、市鎮的共同管理相關，即一種日常民主討論。托克維爾發現美國人的一大樂趣是參與社會治理、發表個人意見，而家庭婦女對於政治的熱情尤為使他詫異。美國家庭主婦常常將自己的家庭問題擺在一邊，去參加公共集會、聽取政治演講而非直接參與政治，與政治始終保持著一定距離。對她們來說，政治俱樂部就是一個娛樂的場所。可以說一個美國人不知道如何交談，但他會討論；不會高談闊論，但他能說到點子上。上帝這一關鍵性的問題，展開來探討會費時頗多，在此先不予以討論。
托克維爾總結了美國民主以下幾個特點：1.國家建設是從下到上的，從地方社區開始之後集權至中央，而中央政府的權力非常薄弱；2. 與歐洲大陸濃厚的天主教傳統不同，清教徒精神賦予個人很大的自主權，也十分重視理智的作用。他也發現了美國民主存在的問題，例如對於民主討論的稱頌只適用於美國東海岸，美國西海岸的新州常常被描述為民主失控的地帶，在那裡民主討論常常伴隨著喝酒和尖叫，毫無秩序而言。種族問題亦是困擾美國民主實踐的烏雲，白人不願意給予黑人民主討論的空間。
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的日常實踐和地方一級民主的討論予以充分肯定與讚揚，但是這一美國模式的民主是否具備廣泛的適用性，即是否能夠適用美國以外的尤其是歐陸國家？1835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國》“鄉鎮體系”這一章節向我們展示了托克維爾的疑慮。他認為鄉鎮一級的民主對於一個沒有民主經驗的國家來說，很容易被中央政權所摧毀。因此，沒有一個真正的美國模式，因為美國民主處境特殊：美國是一個沒有經歷過舊制度的國家，因而提煉一個美國模式將之運用到具有悠久傳統的歐陸國家時會遇到各種問題。托克維爾只是提出了一個思考善政的理想典型。
三、法國與民主實踐
回到法國後，托克維爾希望進入政府部門以將他的政治理念付諸實現。接下來將考察他重返法國後的政治經歷和他在法國引進民主審議的困難，探究他從政治實踐中汲取的經驗，進而影響到他的政治思想與寫作。托克維爾自1836年就希望進入地方行政機構，並於1839年3月成功當選諾曼底大區芒什省的議員，直到1851年12月2日政變辭職為止，諾曼底的政治經歷恰恰對應於他關於美國民主討論的研究。
他對競選活動的積極影響非常敏感，因為競選活動創造了一種帶有民主討論意味的廣泛交流，即使這是一種謊話連篇的交流。而在引進美國式的民主審議和民主討論時，他發現了巨大的阻礙。他將民主視為選舉計劃的思想難以被法國人接受，同時也發現了真正建立地方性生活的困難。他發現了當地選民具有很大的人格缺陷：“這裡的人誠實、聰明、比較有信仰、比較有道德，非常有規矩。但是他們幾乎沒有什麼無私的”，從中他發現了法國人自私、個人主義的一面。正是多次擔任議員的經歷，使其在撰寫《民主在美國》一書時汲取更新更多的啟發，發現了個人主義的問題。托克維爾認為“個人主義”一詞在美國被賦予正面的意義，在法國卻被賦予相反的意義，而個人主義並非利己主義，利己主義是自古就有的，並不從屬於特定的社會，個人主義與民主社會相聯繫的，是在民主的境況下發展起來的。他認為“自私自利是一種自古有之的惡，它根本不從屬於特定某個社會。而個人主義源於民主，隨著條件趨於平等化，個人主義有發展起來的危險”，托克維爾基於他的美國之行和在地方選區的政治觀察得出每個個體基於個人主義在實踐著民主討論，已然導致了分裂，而當分散的個人主義訴求向上彙集時會遭受上層專制主義的鎮壓與摧毀，專制主義不啻可以視為某種個人主義，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
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曾如此描述絕對主義、專制主義：“在這些人之上，有一個巨大的權力在監護著他們，獨自負責確保他們的幸福和命運。它是絕對、無微不至、合法、有遠見和溫柔的。如果說它是一種父權，以教導人如何長大為目的，它最像父權不過了。但相反，它喜歡公民去娛樂，並且要他們只想著消遣。它樂意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但想成為他們的唯一代理人和裁判；為他們的安全負責，為他們的需要提供保障，為他們的快樂提供便利，管理他們的主要事物，管理他們的產業，管理他們的繼承，分割他們的遺產，這不是完全不讓公民開動腦筋和操勞生計嗎？”有人將此看作是極權主義的預言，但極權主義顯然不如此般溫和；有人將之視為法國作為福利國家的證據，但在托克維爾寫作時，福利國家還沒有出現（1840年代的法國，國家也沒太多的力量去保護照顧民眾的利益）；而革命摧毀了許多慈善機構，除了軍人以外的政府官員沒有退休金，公共行政體系的組織非常薄弱。托克維爾描繪的只是一幅思想的圖景，不是對當前狀況的描述，也不是預言。
1851年12月2日政變發生，隨之建立起拿破崙第二帝國，托克維爾告別政治家的生涯，回到學術研究領域，最終於1856年出版了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關於迴歸研究領域的原因，托克維爾是想反思政治實踐的失敗，比如當選者並非經過合法的選舉程序而是被政權直接任命，這些失敗在他看來是爭取自由的失敗，這種失敗不僅存在於法國，整個歐洲亦在面臨這一困境。正是反思政治實踐的失敗，才有了《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的誕生。他對檔案進行了大量研究，採取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加之他熟悉法國地方事務的管理狀況以及歐洲範圍內的思想運動。而作為前外交部部長，托克維爾親眼見證了1848年革命的退潮，種種因素的彙集使他成為研究法國十八世紀史的翹楚。
在這本書中，托克維爾追溯法國大革命失敗的根源、法國之惡的罪魁禍首——絕對主義。從十七世紀起，法國就是一箇中央集權國家，任何人都不能處理自己的事務。工業生產幾乎全部被資產者壟斷、政府對社團實行監督、市鎮缺乏自由。人們對政府抱持強烈的不滿，卻又深藏在內心。托克維爾這樣描述道，“法國行政當局的特點是，無論是貴族還是資產者，所有想從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務的人，對於政府一律懷有強烈的仇恨。任何一個似乎想不靠政府幫助便自行組建起來的最小獨立機構，都使得政府感到害怕；最小的自由結社，無論是什麼目的，都使政府感到不快，它只留下它一手組建和主持的那些社團。它也不太喜歡大型工業公司，總之，他們不願意讓公民以任何方式干涉自己的事務，他們寧願貧乏，也不要競爭。”
對於加速革命爆發的原因，托克維爾給出另一種解釋：繁榮加速革命的到來。“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常見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經驗表明，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一個偉大的天才才能夠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痛苦，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似乎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覺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人們的感情更為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了，是真的，但感覺卻更強烈了。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的最輕微的專權都似乎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主義更難忍受。”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而這種繁榮甚至加速了革命的到來。
托克維爾在書中描繪出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流血衝突與暴力鬥爭，那麼是否就意味著他對革命保持否定的態度呢？答案是否定的，托克維爾在讚頌革命之餘，要將日常民主討論隨之提上議程。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日常民主討論的實踐，該國政權又沒有任何有效方法來推行這種民主化改革時，將會使革命墮入深淵。托克維爾認為英國議會辯論傳統的存在導致民主化改革的有效推展，而法國沒有這樣一個傳統，那應該採取學習吸納他國民主經驗的態度。托克維爾認為大革命後的法國處於一個民主過渡的時期，對於沒有民主經驗的法國來說，存在一個學習民主經驗並將之建制化的階段。
結論：托克維爾的當下性？托克維爾時刻？
托克維爾作品中呈現的世界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就像巴爾扎克小說裡呈現的世界一樣，他寫的那個年代正是歐洲國家處於民主過渡的時代，而這種民主過渡是一種不間斷的，直至今日仍在發生。托克維爾去世後，他的作品在意大利、俄國等歐洲大陸國家得到廣泛傳播，其傳播程度甚至可以寫著一部托克維爾著作傳播史的書。而在亞洲，1880年《舊制度與大革命》被翻譯成為日文出版。冷戰時期以來，托克維爾又再次進入到讀者的視線當中。“托克維爾熱”這一現象背後呈現的是當下的民主危機和對民主的廣泛討論，人們在百年前托克維爾的著作中得到了某種思想共鳴，產生了不同時代對同一主題的思想震動，托克維爾的當下性日益凸顯，而當今社會亦處於托克維爾時刻。
《舊制度與大革命》
對托克維爾來說，民主社會是一箇中產階級社會。如此才能允許共同管理，目的是實現普遍富裕和逐漸消除經濟與社會差異。如果不平等破壞了人們據此可以進行共同審議的那種相似感，那麼政治民主就面臨危險。托克維爾簡短地考察了一個新的工業貴族的誕生。這種對不平等的政治影響的思考在今天至關重要。 但托克維爾只在相似性中思考平等的訴求，忽視對差異的平等要求，對不同文化的尊重要求。如果我們認為我們之間的分歧比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的東西更重要，托克維爾的民主討論就會面臨困境。因此，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法，而不是解決方法，是在政治思考中考慮歷史性和比較的方法。詩人勒內·夏爾曾說，“留給我們的遺產沒有任何遺言”，對托克維爾的閱讀是激勵我們與他一起思考，但是是不一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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