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八月，黃易（1744—1802）自開封返回濟寧，在途經嘉祥時，他偶然發現了武梁祠畫像石刻。
本年黃易剛剛升任衛河通判，實際上，自從1778年筮仕濟寧以來，他一直留在東河總督的幕府，這一選擇很可能與黃氏家族擅長水利有關，他的父親黃樹榖（1700—1751）甚至寫過專門的著作《河防私議》，黃易則“取其法，悉心講求”。
清代自雍正七年（1729）以降，設北河（直隸）、東河（河南山東）、南河（江南）三總督，分駐天津、濟寧與淮安清江浦，以保證黃淮安瀾與運河通暢。東河總督總理山東、河南段黃、運兩河事務，併為附屬的河流、湖泊、閘座、泉源等水利設施負責。每年冬季，他們要四處勘察河干，並在春季完成“歲修”，包括挑浚河道與修防工程；而伏秋大汛時，他們則要主持河防事務。濟寧地勢起伏，水文地質條件複雜，水源不足，水位也不平衡，加之黃運交匯、黃泛衝淤等情況，使這段運道的開挖與運營十分艱難。
在後來所寫的《武斑碑》跋文中，黃易提到這一年（1786）八月“大河恬順”，其實此前他剛剛經歷了極為驚險的河堤搶護，在次年給友人陳燦的信中，黃易寫道：“弟客歲夏秋在豫，值河防異常危險，竭蹶不遑。”本年豫省河工自七月中旬以後屢次報長，十五日，朝廷收到河南山東河道總督蘭第錫（1736—1797）等人的奏報：“豫省新堤各工在在危險，竭力搶護。”除了蘭第錫，河南巡撫畢沅（17
30—1797）此際也督率員弁，分投搶護。直到二十一日，節逾白露，水勢才得以控制，工程漸趨平穩。在開封河工效力數月之後，黃易於八月中由河南返回山東。在經過距濟寧五十里左右的嘉祥縣署時，他稍事停留，翻閱縣誌，這時他偶然注意到縣南三十里的紫雲山有一座西漢太子墓：
石享堂三座，久沒土中，不盡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來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極纖巧。漢碑一通，文字不可辨。
縣誌記載這塊碑刻時，特別提到中有一孔，敏感的黃易馬上意識到，碑既有穿，必是古物，於是立即遣人前往椎拓。由於此碑數十年前為土人從坑中拽出，橫於道旁，因此沒費太大的周折，這個月的二十三日黃易就如願得到了拓片。碑乃圭形，額曰“敦煌長史武君之碑”（即《武斑碑》），碑額與碑文都是隸書，不過漫漶殊甚。
武斑碑立於東漢建和元年（147），與西漢太子並無半點關聯，但這卻讓黃易聯想到趙明誠（1081—1129）《金石錄》中的相關記載：
右《漢武氏石室畫像》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畫像，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為贊於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喜，故盡錄之，以資博覽。
嘉祥為古任城地，與趙氏之說合若符契。洪适（1117—1184）則將這些畫像更精確地命名為《武梁祠堂畫像》，並在《隸續》卷六摹刻了畫像與題贊。即使在南宋，武梁祠畫像也只有拓本流傳，趙、洪二人都未曾真正到過這個祠堂，故洪适為武梁祠定名之後，自信地聲稱：“後之人身履其壤，會能因斯言以求是。”
黃易就是洪适所期待的“後之人”。說起來也很湊巧，1775 年五月，黃易隨著幕主鄭制錦（1760 年恩科舉人）遠赴直隸南宮之前，曾在揚州江春（1720—1789）的秋聲館觀摩《唐拓武梁祠畫像》，覺古香可愛，為之心醉。這很可能是黃易對金石收藏產生強烈興趣的開端。迴環胸次十多年之後，這件所謂的唐拓本也神奇地歸黃易所有。
《唐拓武梁祠畫像》黃易舊藏本 故宮博物院藏
《武斑碑》既已出土，武梁祠之重見天日當指日可待，黃易對此充滿信心。回到濟寧之後不久，黃易於當年九月再度回到嘉祥，除了工人，這一次他還帶上了三位友人，一位是濟寧人李東琪，此人好古善隸書，數年前曾發現《膠東令王君廟門碑》，另兩位是寓居濟寧的山西洪洞人李克正與南正炎，他們對探幽訪碑也興趣濃厚。一行人到了紫雲山下，從土人那裡詢知山名“武宅”，又曰“武翟”。由於代代河徙填淤，建造於漢代的祠堂早已七零八落，但恰恰是漢太子墓的訛傳，加上雕石工巧，土人將之當作皇陵，故即便碑石縱橫，卻歷久不毀。根據黃易的記載，他們次第剔出了《武梁祠堂畫像》三石、《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與《武氏祠雙闕》，這些連同先前發現的《武斑碑》，都曾為趙、洪二家著錄。當年冬日，在寫給杭州友人何夢華（元錫）的信中，黃易談到此次訪碑的收穫：
此間漢魏六朝碑帖埋沒於土中者極夥，僅訪得武氏碑三種，不足盡興，其它已差人各處去搜矣。先拓三種呈教，餘俟搜得後即拓奉清賞也。
黃易《致何元錫》上海圖書館藏
次年仲春，他們又有了一些新的發現：武梁石室後東北一石室，計七石；一石室畫像，十四石；祥瑞圖殘石三。這三種為前人載籍所未有，黃易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畫像》《武氏後石室畫像》與《武氏祠祥瑞圖》。在距離發現地一二里之外，黃易又得畫像二石，因無題字，難以確定為何室之物。
總之，黃易與友人親履其壤，收穫極大，不僅所得畫像多而且古，八分題字也極為精妙，堪稱奇遇。《武氏後石室畫像》的一百六十餘字隸書，黃易認為風格接近於《曹全碑》。《曹全碑》明萬曆年間（1573—1620）出土於陝西郃陽，百餘年來一直是人所欽仰的名碑，清初周亮工（1612—1672）稱之為“天留漢隸一線”，明末清初的隸書名家無不奪胎於此。黃易將畫像題字與《曹全碑》相提並論，其所著意的顯然不僅是榜題的文獻價值。
這次訪碑的情景，被黃易定格為《紫雲山探碑圖》。此畫引首“奇文共欣賞”隸書五字，出自李東琪之手。在畫款中，黃易也提到了所有的參與者：“乾隆丁未（1787）二月十有八日，與李鐵橋、李梅村、南明高至嘉祥捫漢武氏諸碑刻，歡賞竟日而還，為圖記之。”雖說武梁祠畫像的發現者共有四人，不過在後來的輿論中，另外三人卻很少為人提起。而黃易選擇1787 年二月而不是1786 年九月的訪碑場景入畫，很可能與這一次的發現為趙、洪著錄所無，也更有意義有關。
當年冬日，畫冊寄到時任江西學政的翁方綱（1733—1818）手中，翁欣然題詩，並以不獲與擔石之役為歉，希望黃易再畫一軸，掛到他的寶蘇室中，他可以藉此分享黃易等人的驚喜與歡快。此後的1788 年、1792 年、1795 年與1800 年，黃易的這幅畫又陸續徵集到洪亮吉（1746—1809）、趙懷玉（1747—1823）、桂馥（1736—1805）、何道生（1766—1806）等人的題詩。如同曾藍瑩所言，正是利用繪畫，黃易讓遠離山東的友人以文學想象的方式參與了武氏祠的發現。
黃易並未滿足於“二三同志飽嗜好於一時”，他開始規劃武梁祠的復建。這些曝露於荒野中的碑刻，牧子樵夫不知愛惜，如果不急於收護，無疑將面臨再次湮沒的命運。這些古物因他而出，如果置之不顧，似乎有負古人，於是及時復原並加以保護，就成為黃易無法推卸的責任。因為與孔子有關，黃易將諸多石刻中《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移至濟寧州學，其餘的如《武斑碑》，本來也應該與《武榮碑》並立於學宮，但石材厚大，遠移非便。在與李東琪、李克正、南正炎等人商議之後，黃易決定就地創立祠堂，俾諸石壽世無窮，而人知愛護。
漢《孔子見老子畫像》清拓本 故宮博物院藏
武梁祠自1787 年六月開始興工，但很可能直到1794 年才最後完成。由於黃河氾濫，漢人建造石室、石闕之地早已淤高，有些碑石長年沉埋土中。黃易在復建武梁祠時，決定平治地基數尺，讓所有碑刻重見天日，不留遺憾。《武氏左石室畫像》即1789 年七月平治祠基時所得，督工建祠的李克正與劉肇鏞在題識中聲稱，他們一共續得十石，隸書一百零六字，為古人所未見者。這些發現再一次減少了可能的缺失，而使得武梁祠的復原成為可能。事實上，黃易進一步尋訪的腳步從未停息，他認為既然《武榮碑》《武斑碑》都已出土，則《武梁碑》《武開明碑》二種“安知不盡在其處”？
與此同時，黃易開始命工精拓畫像與題字，廣贈同好。1786 年九月，翁方綱視學江西前收到黃易所拓第一紙，到南昌後復得續寄數紙。王昶（1725—1806）、王念孫（1744—1832）收藏的拓本，也是黃易第一時間所贈。與洪适所見相比，新發現的畫像缺少“休屠像”“李氏遺孤”“忠孝李善”等數行榜題，卻多出“顏淑獨處”等十榜所題一百餘字，此外還多出畫像多種。曾子一版內“著號來歷”四字，前人辨識多誤，而在黃易的精拓本中，這幾個字灼然無疑。
漢《武氏祠畫像題字》
李克正、劉鏞題刻
黃易監拓批校本上海圖書館藏
儘管宋人洪适對武梁祠畫像已進行過一些研究，但黃易的新發現還是引起了學術圈的高度重視。在此後的數十年間，翁方綱、黃易、錢大昕（1728—1804）、王昶、武億（1745—1799）、桂馥、王念孫、阮元（1764—1849）、瞿中溶（1769—1842）等人在新拓本的基礎上，從文字、聲韻、名物、歷史、藝術等各個角度對之進行研究與辨正。嘉定錢大昕精於考證，以餘力研討金石，橫縱勾貫，援據出入。在討論音韻時，他據武梁祠畫像榜題中“範且”之名，論及戰國秦漢人多以“且”為名，如穰且、豫且、夏無且、龍且，或加“隹”，如范雎、唐雎，文殊而音不殊。但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卻將范雎之“雎”注音為“雖”，顯然是誤“雎”為“睢”。胡注之誤因此碑而得以證明。此後二十年間成書的《兩漢金石記》《山左金石志》與《金石萃編》也為此花費了大量筆墨，王昶還將《武梁祠畫像》三石的圖像與榜題壽諸梨棗，此舉雖仿洪氏之例，但洪氏僅取畫縮為上下兩列，三石牽連不甚分晰，其所摹人物粗具形跡，與碑參校，全失其真。又題字另詳於《隸釋》，而於碑圖但列人名二三字，是畫與贊離而為二，觀者不能瞭然。
而王昶則悉依原碑，畫、贊全摹，且每石各層之上下界畫處山形、水紋、棗核等畫雖無關係，亦依樣並摹，從而完整再現了古碑刻畫之式。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洪适在《隸續》中談到漢畫的內容，並稱“畫繪之事，莫古於此”，但翁方綱、阮元諸人對武梁祠畫像的興趣在於榜題文字，於畫像多忽焉未作深考，王昶雖然縮刻了部分畫像，卻未加一語辨正。在眾多學者中，瞿中溶對於這些圖像獨有興味，認為“此刻畫像甚精細，人物動作之間皆有神氣，後代畫師蓋無能出其範圍者，實可為畫學之宗祖”。道光五年（1825），他薈萃平昔所記，成《漢武梁祠堂石刻畫像考》六卷，在深入考證的基礎上，特別指出武梁祠堂畫像所刻古來帝王聖賢及孝子忠臣、烈士節婦故事，目的是教誡子孫，與漢代明堂、宮殿壁畫有著相當的一致性：
今觀《武梁祠堂畫像》，每與《天問》及靈光、景福二殿賦合，而帝王下及亡國之夏桀，又與孔子所睹明堂像合。
他的看法與今日學者將《武梁祠堂畫像》解釋為墓葬藝術迥然不同。
漢《武梁祠堂畫像》黃易鑑藏本 故宮博物院藏
武梁祠的發現與重建，是黃易對乾嘉金石學的最大貢獻。我們之所以在這裡詳盡地重構其發現過程，以及在學術圈所引起的反響，是因為它是黃易訪碑活動的一個縮影：它不僅牽涉金石的信息，也關乎拓取的行動；既體現新發現的價值，也凸顯精拓本的意義；它還包羅了針對拓本的學術研究與對話，發現地的復原與保護，訪碑活動的圖像化與視覺化，以及題跋、鉤摹、刊印等各種面向的文化衍生。
有關乾嘉金石學最為鮮活而又恰如其分的概括，來自廣東番禺的潘有為（1743—1821）。潘於1772 年考中進士，任內閣中書，是翁方綱學術圈的一位重要成員。1777 年十二月三日，他在寫給黃易的信中頗有感慨地說：“可知金石亦時尚也，呵呵！”這番感慨源於黃易向翰林院編修潘庭筠（1778 年進士）索要《漢校官碑》拓本，然其人所藏若干本早已為人索要一空。雖說此一時期的文人對於拓片的追逐，尚不能用“舉國如狂”來形容，但既被稱為“時尚”，說明金石已不再是少數古物鑑賞家的專利，文人間普遍流行賞玩拓片，並將之視為文化身份的某種象徵。古代的金石遺文，歷千百年而不滅，其間點畫字句之同異，足以證經，銘勳之刻、藏幽之文，又多與史傳相表裡，而書法之美亦得以附庸。在當日的學術圈，如果一位文人對金石文字沒有辨識與利用能力，等於沒有掌握與他人溝通的密碼，也就無法參與到學術對話乃至時尚話題之中。即使是作為風雅的禮品，金石拓片在18 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後也變得炙手可熱。
事實上，無論是證經補史，還是裨益書學，金石遺文都是學者們無法漠視的新資源。翁方綱曾經這樣自我解剖：“金石雖其夙癖，而大致歸於二條：一則有關考據者，一則有益書法者。”錢大昕亦云：“自宋以來，談金石刻者有兩家：或考稽史傳，證事蹟之異同；或研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這些看法代表了清中葉學者對金石文字的價值認知。由文字而訓詁、而名物、而義理，正是乾嘉學術的基本路徑。雖然乾嘉學術的興盛為顧炎武（1613—1682）所不及見，但其研究旨趣向新出土資料的緩慢轉移，很難說沒有顧氏“採銅于山”觀念的影響。至於稍後由阮元引發的碑學運動，更是徹底改變了千百年來的書法趣尚、範本、技法乃至器具。
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新面世的金石遺文——尤其是突然出土的古物，自然會聳動為一時的新聞。而我們的主角黃易，正是乾嘉金石時尚中屢屢製造轟動效應的人物。在近三十年的訪碑生涯中，與他相關的《祀三公山碑》《漢石經殘字》《漢魏五碑》《鄭季宣碑》《武梁祠畫像及碑刻》《熹平二年殘碑》《範式碑》《衡方碑陰》《唐模武梁祠畫像》等，每一次的發現、保護、收藏與刊佈，無不成為乾嘉學者普遍關注 的焦點，而其中所曝露的新信息，也很快轉換為學者們的新成果。
雖說金石收藏與研究是乾嘉學者的集體興趣，但黃易的個案卻有可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把握當日的金石學環境，以及一個事實存在的共同體的運作。黃易的履歷並不複雜。他字小松，又字大易，浙江錢塘人。十五歲起跟隨長兄黃庭（1729—1780）坐館湖北漢陽一帶，1765 年黃庭緣事遣戍新疆，黃易旋里負米養母，但不久他又前往固安、武岡等地謀生。1770 年代初，他成為鄭制錦幕中的師爺，鄭時任鹽大使，駐鹽城伍佑場。由於揚州在清代鹽業中的特殊地位，黃易也時常往來揚州。此後鄭氏遷直隸南宮知縣，又調清苑知縣，黃易則隨其遷徙流轉。1777 年秋，在鄭制錦的幫助下，黃易循例報捐，獲得成功，次年分發東河，效力於河工。此後的二十餘年間，黃易歷升東平州州判、蘭儀同知、運河同知，並在去世前一年兩次以同知代理運河道道臺事。
在友人的描述中，黃易雖然矩步蹣跚，但說話清高剛直，行事頗有大義。他通曉水利，是一位幹練的河道官員，為歷任上司所倚重。但在當日的金石圈，他的本職往往為人淡忘，使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他對金石的痴迷，以至於不少人稱他為“碑痴”：
錢大昕題詩：二千年中圖十二，合呼黃九作碑痴。
何道生題詩：難得碑痴即大痴，生平快事聚於斯。
魏成憲題詩：碑痴墨癖是多才，秦漢遺文未劫灰。
黃易《得碑十二圖》錢大昕等題詩 天津博物院藏
雖然黃易難以躋身一流學者之列—除了一些個人收藏的整理性著作，他並未像翁方綱、孫星衍（1753—1818）或是王昶那樣，完成一部像《兩漢金石記》（1789）、《寰宇訪碑錄》（1802）或《金石萃編》（1805）那樣集大成的鉅著，儘管這些著作多少都得到過黃易的幫助，《寰宇訪碑錄》一書黃易甚至還曾深入參與，孫星衍《致黃易》雲：“弟此來意欲輯魯中古蹟、金石成一志，以配齊乘，俟兄來助我成之。”黃易《致鄭震堂》亦云：“因孫觀察囑辦《寰宇金石目》，急欲告成，無日不事筆札。”不過在近三十年中，黃易積累了超過五千種以上的碑帖，其中不少宋拓舊本，因而是這個時期聲名最為顯赫的金石收藏家。
在黃易《嵩洛訪碑圖》的題跋中，王念孫曾經寫道：
秋盦司馬醉心金石，凡蠟屐所經，斷碣殘碑無不畢出，訪剔之勤，橅拓之精，實前人所未及。
白謙慎在研究黃易生平之後也認為，黃易對金石學最大的貢獻並非他的學術成就，而是他重新發現了許多古代碑刻，並製作和收藏了大量精拓本。正是憑藉著這些新發現與精拓本，黃易與翁方綱、王昶、錢大昕、畢沅、阮元及其周邊學術精英結為金石同盟，他的訪碑與收藏活動也時刻為他們所矚目。
曾經兩次拜訪黃易的錢泳（1759—1844），在比較了同時十數位金石學家之後聲稱，黃易收藏精而且博，四海好古之士莫不延頸願交：
泳竊見近日好古家如翁宮詹覃溪，家侍講辛楣，安邑宋氏，洛陽武氏，陽湖孫淵如，陽曲申鐵蟾，歙之程彝齋、巴慰祖，杭州之趙晉齋、何夢華，海鹽之張芑堂，長洲之陸貫夫之數君者，皆當世所謂博雅之士也。觀其所藏金石，蒐羅且遍天下，琳琅甲乙，著錄盈笥，多者至三千餘種，此歐趙以後所未聞者。然就其中博採不精者有之，一隅難遍者有之，而執事以為政餘閒，能修廢起頓，補古人之所不及，如立《武梁畫像》，出《範巨卿碑》，使四海好古之士靡然向風，皆欲交於執事。
錢泳在信中提到了翁方綱、錢大昕、宋葆淳（1748—?）、武億、孫星衍、申兆定（1762 年舉人）、程敦、巴慰祖（1744—1793）、趙魏（1746—1825）、何元錫、張燕昌（1738—1814）與陸紹曾（1736—1795），幾乎囊括了當日最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他們大多也是黃易的直接友人。錢泳的看法代表了時人對黃易的普遍評價，但是，居官不達而又學問平常的黃易何以成為乾嘉金石時尚中“靡然向風”的中心？
*文章系《古歡： 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薛龍春 著 三聯書店2019-9）“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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