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畢業後，梁左被分配到教育部。對此他不是很滿意，他更想去與文學有關的單位，比如報刊社和出版社，不過對國家分配只有服從，最後還是得接受。
班裡和梁左一起被分到教育部的，還有孫霄兵。雖然文革已過去幾年時間，但這時很多國家機關還在恢復當中，各個機關的年輕人都非常少。比如教育部此前就一度被取消，只保留國務院科教組，重新恢復為部委就需要很多人。梁左他們是文革後畢業的第一批大學生，很多機關單位搶著要人。
出於傳統觀念，同學們認為工作單位的好壞還是按照黨政軍群這個順序，分到越重要、越核心的部門，說明工作越好。在孫霄兵看來，梁左不是黨員，能分配到教育部已經是很好的安排。根據他的估計，學校應該是考慮到梁左雖不是黨員，但心裡的尺度還是很清楚。
長城腳下的梁左
梁左被分到中專司，孫霄兵在幹部局，兩人都在五十年代蘇聯建築風格的南樓上班，梁左在二層，孫霄兵在四層。梁左家在北京，一下班就回家，而孫霄兵家在外地，下班就回院裡的單身宿舍，兩人見面也不是特別多。
那時的社會空氣比現在嚴肅，機關幹部的言談舉止也多有要求，而管理這些年輕人的領導，很多都是四五十歲的老幹部，平日裡不苟言笑，辦事認真。孫霄兵所在司局的領導是一個老八路，有一次他穿著短褲來上班，司領導看到這種裝束生氣地問，你怎麼穿著短褲就來上班了？
有一次，孫霄兵和一個老領導一起到上海出差。在同一個房間休息時，孫霄兵一上床就把兩隻拖鞋甩到地上，老領導生氣地教訓他，你們這些年輕人，怎麼就不能把鞋擺好呢？孫霄兵當時就火了，隨口就說，我拖鞋擺哪裡要你管嗎？你怎麼整天揪我們這些雞毛蒜皮的小節，我工作做了那麼大貢獻你怎麼看不到呢？老領導一下矇住，說我也是為你好，孫霄兵說，為我好就不要總糾纏這些細節。事後孫霄兵心想，這件事如果放在梁左身上，可能就不會發生爭吵，他也許開個玩笑就過去了。
當時部裡每週五下午還安排政治學習，一個司局四五十人要坐在一間大辦公室讀報紙社論，學中央文件，聽領導講話，有時還要發言談體會。
同在一間辦公室的一位女同事，被梁左視為“患難”中的好朋友。這位女同事畢業於清華物理系，畢業後也分配至此。他們倆都把坐機關視為“患難”，都認為自己太不適合坐機關了。
最典型的是開會。臺上領導講話說，共產黨就靠開會嘛，國民黨才靠收稅呢，1921年要不開“一大”，哪兒來的共產黨啊？一旁的這位女同事悄悄對梁左說，那1924年要不開“一大”，哪兒來的國民黨啊？
偏偏機關裡的會特別多，而且機關開會和學校不一樣，在學校你帶本閒書在角落裡一坐沒人管你，但如今梁左他們大小也算政府官員，開會總看閒書也不像話。於是梁左和女同事都視開會為畏途，每每託詞逃會，實在逃不掉也有意坐到一起，假裝在筆記本上認真記錄，其實是在寫字聊天。
筆聊一般都是這樣開場。女同事低頭寫字，然後把本子推到梁左眼前，只見上面寫著：梁，我想和你聊天。聊什麼？隨便。 有的時候她寫：你懂四維空間嗎？要不要我講給你聽？梁左曾經這樣開頭：我昨天看了《波斯人信札》，很喜歡，你呢？有時他會議論一下發言者：又該老汪發言了，我真聽不懂他的福建普通話。這位“老汪”是後來成為著名詩人的汪國真的父親，當時是梁左所在處室的副處長。
接待來訪也很不適應。來中央機關談工作的都是地方上帶“長”字的領導，而梁左他們還非常年輕，年輕人聽“彙報”做“指示”，一時總找不到感覺。梁左只好拼命裝出少年老成的樣子，還把他父親五十年代的一套毛料中山裝翻出來穿上。女同事也竭力往中年婦女的樣子上打扮，忍痛剪去自己的披肩秀髮。
日常的行政工作也是難題，梁左曾坦言自己“一看公文就頭疼”，那位女同事也說她一看報表就眼暈。領導只好批評教育，大講“我是革命一塊磚，東南西北任黨搬”、“我是革命螺絲釘，哪裡需要哪裡擰”的道理，梁左也明白了“一紙公文重千斤”，萬一出差錯將帶來重大損失，因而工作起來也不敢馬虎。只是每逢工間休息的15分鐘，他都要抓緊時間和女同事結伴出去散散步作為緩解。
有一天散步時，梁左告訴她自己決定去大學教書，而且已蒙領導放行，這兩天就辦手續。女同事愣愣地聽著，過了半天才說，我當然應該祝賀你，可是你就讓我一個人留在這兒是嗎？梁左忙安慰她說反正都在北京，以後還會經常見面。同事搖搖頭說，可是以後上班我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了，就剩下我一個孤鬼……話沒說完眼圈兒紅了。
按照姜昆後來的說法，梁左是讀到元曲中的一句話才下定離開機關的決心。這句話叫做“本是個懶散人，又無甚經濟才，歸去來”，梁左看到此句心有所感，馬上找領導調動工作，說是要換一種“耽幾盞酒，教幾卷書”的閒適生活。
梁左的笑容
而後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梁左和女同事相約去八大處散心，這是兩人第一次相伴遠足，也算是一種告別。在一座香菸纏繞的小廟裡，梁左讓女同事許個願，她想了想，然後莊重地說，希望我和梁左來生再成為同事。許過願，她又恢復了平日活潑可愛的樣子，挽了梁左的手徐徐前行。
梁左調離機關兩年以後，這位女同事也調到一家研究所工作。
梁左在教育部只工作了三年時間，這期間孫霄兵能感覺出他對這份工作的不適應，沒有如魚得水的感覺，梁左見面聊天的調子也比較低。孫霄兵則沒有這種想法，他認為既然安排我做這個工作，而我暫時也沒有別的選擇，那我就把工作先做好，或者說努力做好。
孫霄兵也問過樑左有沒有別的想法，他就說想試著做做文學，或者去噹噹老師。後來他果然去北京語言學院當了老師。孫霄兵當時有一些想不通，因為工資都差不多相對來說在部委顯得地位還高一些，走到各省教育部門人家還是很尊重，一下子調到下面的事業單位不一定很好。另外在機關工作也並不是說完全沒有創作時間，起碼休息日和晚上還可以寫作，孫霄兵就利用業餘時間寫過不少詩。
那個時候從部委退出去當老師的情況極少，但梁左算是他們同一批進入教育部的人中離開部委比較早的。後來才陸續有人調到社科院等其他單位，或者下海做公司。1982年同一批到教育部工作的新人有80多個，很多人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離開，這批人最後一直留在教育部的不到20人。
孫霄兵是一直堅守的一個，他所在的幹部局後來改為幹部司，他主要做教師方面的工作，曾參與起草《教師法》。幹部司九十年代又改稱人事司，做了十多年人事工作後，孫霄兵被調到政策法規司，後來擔任政策法規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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