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塵封二千餘年的潮汕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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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汕的歷史長河中，人們可以將其淵源直溯至公元前六千多年。但是，在這上下八千多年的歷史中，長達六千多年的時間只是考古學意義上的歷史，典籍有載的則要遲至秦漢之際。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以五嶺東端的揭陽嶺置戍所，就是最早載諸史冊的極其濃重的一筆。同時，史祿為南下大軍鑿渠運糧而後“留家揭嶺”，更成為有史記載的漢人入潮第一人。

不過，戍揭嶺事，向有爭議，《水經注》就以大庾嶺為最東之嶺，五嶺不列入揭陽。在廣西修靈渠轉餉的史祿遠道東來，以揭陽為家，更曾為論者所否定。巧合的是，103年後，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一位史姓人物在潮汕地區的遠古歷史上出現了。他就是潮汕第二位被載入典籍的史定。《史記》稱“揭陽令定”，《前漢書》稱“揭陽令史定”。《史記》的《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還載明史定歸漢後於元鼎六年三月乙酉被冊封為安道侯並任揭陽令。因為正史有載，故筆者早在1982年所撰《潮汕先民初考》一文就曾引用。但是，這麼一位在粵東乃至整個閩粵贛邊叱吒風雲的封疆大吏竟有如曇花一現，其生前身後一無餘聞，令潮學界不禁為之困惑。

令人振奮的是，去年11月10日第五屆潮學國際研討會在揭陽召開，江西豐城揭氏族人攜上沉甸甸的《揭氏族譜》，和任職於汕頭濠江區政府企業投資中心的揭立業先生一起赴會，一下子揭開了西漢初年的這一歷史迷霧。會後，揭立業先生攜譜抵鄙舍晤談，使筆者有幸細閱全譜。喜悅之情，自不待說。

揭先生帶來的《揭氏族譜》有兩部，一是江西豐城譜，二是廣東高廉譜。從豐城譜可知，豐城揭氏共修譜14次，初修於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蘇過為作《史揭合序》；最後一修在1943年。從幾篇序文來看，高廉譜至少也有四修，分別為乾隆、咸豐、同治年間及1983年所修。蘇過的《史揭合序》也照錄不誤，還收進了福建汀州連城揭氏於清康熙、雍正年間修譜時的幾篇序文，顯見高廉譜是對照了連城譜的。從諸家序文我們還可考知，連城揭氏源於豐城揭氏，高廉揭氏又源於連城揭氏，故最可引以為據者當推豐城北宋的一修譜，最精當的莫過於蘇軾的三子蘇過所撰寫《史揭合序》。

蘇過之所以為揭氏一修譜寫序，緣於蘇家與史、揭兩家的深厚交誼。這在序中交代得十分清晰。簡要地說，蘇過祖父蘇洵與同鄉史清卿是莫逆之交，蘇過父蘇軾對史“以師禮事之”，並與史之子子熙及兩位侄子都是“筆硯同志”，故蘇過說蘇、史是“通家執友”。蘇軾曾與史子熙論及漢武平南越事，因而從史子熙處得知，史定之父史煥是子熙的祖先，從史煥到子熙已經是四十四代，而且其史家“舊譜”載明史定“賜姓於漢武，令後人知揭出於史，史、揭允遠不可為婚”。宋神宗熙寧年間，蘇軾通判杭州，後改知定州，得晤剛中鄉舉的揭樞（字伯徽），“握談甚歡”。不久，蘇軾又改知允州，過杭州舊治。揭樞剛好知杭，蘇、揭得以再次晤談。揭樞甚博學，蘇軾戲稱為“江南揭書櫃”。言談間，蘇軾“述史子熙家譜，揭原於史”。揭樞“即出其譜，自煥至樞也四十四世矣”。蘇軾不禁感嘆地說：“君與子熙有伯仲序也”，遂促成了豐城揭氏族譜之修，並命蘇過“敘之”。

歷史就是這麼結緣於有心人。史煥的史、揭兩姓後人都是在第四十四代結識了蘇軾這位曠代文豪，並由此造就了蘇過這篇足以彪炳百代的《史揭合序》，的確是文史學界的一段千古美談。而今人揭陽潮學學者徐光華先生會前遠赴廣西、粵西，走訪各地揭氏後人，廣受揭氏族人的竭誠歡迎，充實了不少揭氏材料，形成了若干專論，率先在第三屆潮學會上公佈了研究成果，澄清了塵封兩千餘載的這一潮汕史事，故深為海內外學人，特別是饒宗頤先生的推許，這不能不說是文史學界的又一段當代美談。古之蘇氏，今之徐氏，先後為揭氏正本清源，從而為潮汕遠古的歷史研究提供了不爭的史實，而這都是緣於《揭氏族譜》的發現與研究，故可以說這是《揭氏族譜》所帶來的令人感奮的信息。

細考蘇序並證之譜中有關姓原源流考，我們可以對在揭陽那段語焉不詳的史事，有了一個較為明辨的瞭解。可以斷定，元鼎六年古揭陽正式納入國家版圖，開始成為隸屬中央政權的一個縣級建置，其轄區包括當今的粵東以及閩南、贛東南一部分；揭陽令史定的確史有其人，而且是潮汕地區歷史上第一位受命於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員。史定是中華所有揭氏族人的共同祖先，其父史煥則是史、揭兩姓的共同祖先。（按：有謂史定是史、揭兩姓族人的共同祖先，實誤）。

據譜所載，史定生於漢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十一月十六日，到今年剛好2165歲（按：或曰為2166歲，誤了！因公元沒有零年）。世居江西廣昌，故此當史定有功於漢之後，乃父史煥得以“食爵豫章”。將揭氏譜中所載印證正史，我們已不難展示兩千多年前那一段風雲變幻的潮汕史。

秦末漢初，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漢文帝時感恩於漢朝廷的懷柔政策，上表稱臣。趙佗在位長達七十餘年，死後孫趙胡繼立。閩越犯境，漢武帝應趙胡之請，命王恢率兵援助南越。史定“以護駕將軍隨王恢出豫章”。但兵未逾嶺，閩越王之弟餘善殺郢降漢而罷兵。於是，史定“又承命隨嚴助往諭南粵”。嚴助帶南越太子嬰齊北還，為人質；留史定居越，實也為人質。後史定為南越“令揭陽”二十餘年。元鼎六年（前111），南越相呂嘉判南越，殺漢使。為此，武帝派兵平南越，閩越餘善兵臨揭陽。就在這關鍵時刻，史定“挈地歸漢，收平兩粵（按：同越）”。“武帝旌其忠，發詔封為安道侯，世襲揭陽令，賜姓揭，賜名猛”。

史定之令揭陽，似是撲朔迷離，但正史有載，本就應是提之有據的。今《揭氏族譜》的出現，更見毋庸置疑。這應是《揭氏族譜》所帶來的另一個令人感奮的信息。為此，我們還有理由期盼著有那麼一天，典籍所載的秦皇之置戍揭嶺，史祿之留家揭嶺，以及史祿、史定的關係都能得到透徹的考釋。

志載揭猛（史定）有子揭當時繼襲侯位，並繼任揭陽令。此後，其子孫居停情況就在潮汕的志書上消失了。治潮史者似都一直找不到其後人居潮的蛛絲馬跡。還是《揭氏族譜》給我們又帶來了這方面的重要信息。儘管豐城和連城兩譜，揭氏三十三世之前都是一片空白，但豐城譜有載，揭猛的第三十四代孫揭震生於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居潮州揭陽（按：唐無揭陽，應是循舊說），隱居樂道”，娶姬氏，生二子，長為揭漳，生於唐憲宗元和二年（807）；次為揭鉞，生於唐穆宗長慶元年（821）。揭漳考取明經，任南昌錄事。後揭鉞之長子揭鎮官至僕射，因而揭震“以孫貴，贈尚書僕射”。揭震長居揭陽直至去世，“葬揭陽縣梅嶺界，墳墓存焉”。由此可見，揭猛後人在揭陽傳宗接代至少也有九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