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書單君在知乎上刷到這樣一個問題，不禁倒吸一口涼氣：
幫助弱勢群體，是否與“進化論”的優勝劣汰相違背？
後來還刷到過一個類似的：如果窮人都不生孩子，能否消除貧困？
提這些問題的人，一定既不是弱勢群體也不是窮人。
雖然我不想做過多刻薄的揣測，但還是從中嗅出了一絲“強者的傲慢”。
這些年，我們身邊篤信“叢林法則”的人越來越多：弱肉強食，優勝劣汰。
於是乎，在網絡上經常能看到這樣的言論：“窮就別生”，“年紀越大，越沒有人會原諒你的窮”。
有人把幫扶精神病患者這類的弱勢群體，視為“聖母心”，覺得憑什麼要照顧這些社會的“拖累”和“麻煩”。
如果人類社會，按照物競天擇的法則運行，那會是怎樣的一番情景？
今天，書單君想與大家講一個把人當成動物和牲口一樣優選、淘汰的故事，它真實地發生在美國，且影響了數萬人的命運。
我在一本名為《違童之願》的報告文學中看到它，實不相瞞，因為內容實在是太殘酷，太可氣，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大約罵了上百句話髒話。
歷史會告訴我們，一個只認“適者生存”的社會有多恐怖。
如果你準備好了，那我們就開始吧。
剔除人類次品，高貴種族的大夢
達爾文是進化論的奠基人，他有個表弟，名叫弗朗西斯·高爾頓。
此人學術平庸至極，但上流社會的優越感卻令他產生了一種觀點，類似於物種被自然淘汰和進化，人類社會要想進步，就必須淘汰不合格的家族。
他還主張將那些疾病纏身、生活不幸的“墮落者”隔離起來，終止繁育；鼓勵社會的優秀代表傳承優良“血脈”。
這套種族淨化理論，被高爾頓稱為“優生學”。
雖然是達爾文的外甥，但和同代人一樣，他其實並不理解代際遺傳的本質規律，用今天的話講，這套理論不過是一種“偽科學”罷了。
但在19世紀的最後二十年，西方社會對弱勢群體的妖魔化和汙衊空前高漲，優生學很快就受到社會各界追捧，隨即演變成一場激進的運動。
加入優生學陣營的人越多，弱勢群體的“罪孽”也就越深重。
科學家們紛紛立志要徹底消滅劣等人種，因為他們會導致人類“退化”。
為了人類的未來，各個大學都增設了優生學這門“先進課程”。
政治家、資本家、社會活動家和中產階級，指望著這場剔除劣等人的運動能改變國運。
因為照顧這些弱勢群體，不但是廣大納稅人和政府的經濟負擔，也是社會安定的隱患。
< 美國的優生學海報 >
生物學家查爾斯·達文波特是優生學的領頭人，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給他寫過一封信：
“這個社會沒有權利允許次品肆意滋生.....那些不合格者，我們亦無權讓其在這個世上存續。”
事實上，隨著不同的人加入其中，“次品”劃定的範圍也在不斷的擴大。
乞丐、精神病患者、口吃者、人際交往障礙者、英語差的人、酗酒者、癲癇病患者、智力低下者、心理疾病患者、侏儒症患者、肺癆患者、盲人、聾啞人......被紛紛被網羅其中，整個社會底層都被當成應該被滅絕的次品。
即便不是社會底層，但凡只要有一點生理、心理，甚至行為上的缺陷都有可能被視為亟待消除的“社會瘟疫”。
人們永遠都無法預測，自己是否屬於應該被淘汰的行列。
比如，為了減少手淫這種“頑疾”，一名叫弗洛徳的美國醫生曾對一家收容所裡的26名兒童實施了閹割手術。
他在全國醫學會議上發表演講說：一個男孩不知廉恥，確診為癲癇，而且多少有點兒弱智。
而在全美掀起這股“優生狂潮”的達文波特，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他相信種族會決定一個人的行為和優劣，波蘭人喜歡拉幫結夥、意大利人有暴力傾向、猶太人很可能偷竊和賣淫......
為了完成“種族優生大計”，完美地清除“劣質基因”，他建立了冷泉港實驗室，海量儲存那些從瘋人院、監獄、 醫院、收容所強制收集來的“缺陷血統”信息。
而在歐洲大陸，也有個對優生學無比狂熱的人，他叫希特勒。
就這樣，籠罩著人類美好未來的光環，種族淨化和優化人種的思想在全美國蔓延開來。
雖然是同一個物種，但弱勢人群和社會底層在那些“有識之士”的眼中，或許已經不能算作是人，這也為日後的大規模兒童人體實驗埋下了伏筆。
“捨得別人的孩子，套得住狼”
小約瑟夫·斯托克，是賓州大學附屬醫院的兒科研究員，他曾在給同行的信件裡抱怨：
收容所裡的猴子.......讓人心神不寧，因為它們的價格正在不斷攀升，如果不能得到更多資助，研究將無法繼續。
如果不加說明，旁人一定會納悶，收容所裡怎麼會有猴子呢？
其實，斯托克口中的“猴子”，指的就是福利機構裡的兒童。
在此之前，他曾獲得許可，在一家超過一千七百人的五歲以上人口收容所進行各項實驗研究。
即便沒有獲得批准，他也有很多選擇，學校、孤兒院、教養院......很多機構都是公立的。
而“低等兒”，只是一種居於老鼠和普通人之間的實驗素材，與黑猩猩最為接近。
因為與各家收容機構的關係密切，斯托克成了科研界炙手可熱的人物。
託他的“福”，各所高校和研究所的教授、博士、研究員們，找到了成百上千的醫學實驗品。
這些實驗簡直“花樣百出”。
有人從患有麻疹的孩子身上強行抽取血液和分泌物，再注射給健康的小孩；有人給孩子餵食帶有傳染性肝炎病菌的糞便；還有人給兒童的脊髓注射放射物質。
與現在的臨床試驗不同，這些實驗都是都是非治療性的，也沒有徵求兒童和家長的同意。
< 公立收容機構常成為大量臨床試驗的實驗場地 >
1961年5月底，6歲男孩馬克·莫林孤獨地死在了索諾瑪公立醫院，院方給他的家人打電話，讓他們儘快來辦理手續。
按照醫院的說法，馬克死於高燒引發的癲癇。
馬克出生時患有大腦麻痺，不會說話也不會走路，但從來沒有得過癲癇，況且在去世前，醫院也從沒通知家人他患病的消息。
家人是因為實在沒有精力照顧，才在醫生的建議下，把馬克送到這家醫院的。幾個姐姐偶爾會來看看他，但每次醫院都以可能會帶入流感病毒為由禁止他們見面。
這時，她們就會像猴子一樣在外面的院子裡做各種誇張的動作逗弟弟開心。
< 一歲的馬克·莫林 >
三十多年後，她們才從政府解密的文件中，得知弟弟的真正死因。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索諾瑪公立醫院有大約一千一百名大腦麻痺病人被用於醫學實驗。
在這些實驗中，馬克被一串編號代替，LPNI 8732。
沒有哪個醫生會真的去徵求父母的意見。隱瞞、欺騙、先斬後奏，是他們最常用的招數。
實際上，很多機構裡的兒童因為沒有父母，根本無人在意他們的遭遇，也不用支付任何補償。
< 馬克·莫林和他的姐姐們 >
對於這些醫學家來說，福利機構和醫院就像是一座金礦，一處寶藏。
與小白鼠和猴子相比，用這些兒童做實驗不僅非常省錢（不用買動物），還能大大加快新藥研發的速度。
這也意味著，他們能儘快在學術界斬獲榮譽和獎項。
那些年裡，每個人都讚頌著醫學進步的價值，為最新的特效藥而感到自豪，對“蒸蒸日上的生活”而心懷感激，誰也不願打破著這段“美妙的時光”。
“你用錘子敲敲他們的頭，他們都會愛慕你”
在一片讚美聲中，醫學研究開始變得越來越急功近利，不計後果。
當活檢標本變得唾手可得，人們甚至懶得去質疑一項活檢實驗的必要性，連皮癬這種皮膚病的研究，也開始拿福利院的小孩做素材。
時至今日，賓州大學醫學院皮膚病科的學生瑪格麗特依然記得，他們的教授克里格曼是如何吹噓自己在智障兒童學校做實驗的。
他用鈍刀大力把孩子們的頭皮磨破，將皮癬揉進傷口，這樣傷口處就會生出菌狀腫（不建議在網上搜索圖片，可能會引起極度生理不適）。
面對臺下被嚇呆的醫學生，他辯解道：“這些機構裡的孩子非常迫切地想要別人對他們好，你用錘子敲敲他們的頭，他們都會愛慕你。”
這句話有一半是真的。
當專家們穿著正裝，臉上掛著微笑踏入各個福利機構時，這群缺愛的孩子們真的很激動，因為平時連父母都不會來看他們。
龐納德收養所的12歲男孩戈登便是其中之一。
他出生在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父親是個暴力的酒鬼，母親因不堪毆打五度試圖自殺。
從五歲起，戈登就被政府送到不同機構，到龐納德時，他已經記不清這是自己待過的第幾個收養所。
在那裡，孩子們白天被當作苦力，紡織、刷漆、種地.....晚上機構的職工把他們拽下床，拖到活動室實施性侵。
可想而知，當他得知自己被選中加入“科學小組”，和醫學家們一起做“有趣的實驗”時，有多麼地興奮。
這個男孩天真地以為，重返美好世界的機會終於來了，全然不知等待自己的是將暗無天日的“地獄”。
< 照片最右側是戈登 >
實驗開始後，男孩們被關進一個個小隔間，每天除了要吃完一碗奇怪的麥片粥，還要接受6次抽血，被人盯著留下四次尿樣和糞便樣品。
戈登跟醫生和護士們說自己想退出科學小組，立刻被關了禁閉。
那是一個沒有窗戶的小屋，四面牆光禿禿的，裡面除了一張破床墊和一個尿罐，什麼也沒有。
他在裡面熬了七天，每天都會有人來問是否願意回去做實驗。
第八天，他終於妥協了。
直到1993年，聖誕節的第二天，《波士頓環球報》頭版發表了一篇標題為“對智障人群進行輻射實驗（弗納德學校戰後實驗）”的文章，他才知道在自己的身上曾經發生了什麼。
< 戈登和他的同學在龐納德收容所的空地重聚 >
在輻射實驗被曝光後，主導者馬裡茨克斯博士不斷強調說，孩子們接受的是“儘可能最小劑量”的輻射，沒有人會因此受到傷害。
“最小劑量”究竟有多少？這麼說吧，戈登每吃一碗燕麥粥，就相當於做了50次X光胸透。
當年做輻射實驗的那批科學家裡，比馬裡茨克斯更瘋狂的大有人在。
在密歇根，為了研究甲狀腺活性，醫生們在一年內，先後對65名出生不到兩週的嬰兒注射了放射性碘。
人們默認醫學是踏過無數屍體才取得了進步，但沒有誰會願意成為屍體之一。
那些收養所的孩子也是如此，但他們卻成了向科學獻祭的犧牲品。
精神病專家的瘋狂
摩拳擦掌的還有精神病專家，他們總算找到機會將電休克治療、額葉切除術、精神虐待……這些極富爭議的治療方法和猜想實施在兒童身上了。
因為生母患有精神分裂症，6歲的特德被社工認定為兒童精神分裂症患者。
從此，他被強行送進精神病兒科病房，在那裡接受長達一年的電休克治療（ECT），俗稱電擊。
那段時間，如果早上沒有早餐，他就會開始哭泣，因為他知道自己將被拖進診室實施電擊。
一波波電流直衝大腦，不但引發劇烈的痙攣和抽搐，還會抽空他的記憶。
每次被帶進ECT室時，他就努力記住自己的名字：“我叫特德，我叫特德，我在這個房間，在這所醫院裡。”
誰也不會想到，這位被專家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整個青少年時期都在精神病醫院度過的男孩，後來考取了紐約城市學院心理學專業，並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了碩士學位。
多年後，他在伯克利領導了一場推動禁用電擊治療立法的運動，法案最終以68%對38%的比例順利通過。
< 照片中為特德 >
除了電擊，這些專家們還在報告書裡大言不慚地描述：如何把一個健談開朗的小女孩洗腦成口吃和嚴重社交障礙，怎樣把一個好動的孩子錘成痴呆，以及89名多動兒童服用LSD（致幻劑）後的療效……
但他們卻依然被同行所敬重，視為業內的翹楚。
當時的醫學界是何等德行，已盡在不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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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記錄了美國用兒童和弱勢人群做實驗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但從政府、學術界到普羅大眾的態度中，我們卻看不到一絲懷疑、悔恨和同情。
在這種令人絕望的集體沉默背後，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
政治家們已經無法再忍受這些不能創造任何社會價值，只能帶來財政負擔的“社會蛀蟲”；
納稅人們為弱勢群體佔用了社會資源而感到不滿；
科學家們把這些社會邊緣人群看作是無法適應人類社會，應該被淘汰的物種;
所有人都覺得，這些墮落的窮人和弱者真是活該，耗費人力財力物力去幫助他們才是對普通民眾最大的不公；
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吧，沒他們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加美好……
可是，誰一出生就低人一等？誰又擁有把另一些人當工具對待的權力？
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曾說：使得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
我又想到，文章開頭的那個問題：窮人都不生孩子，能否消除貧困？
那個“沒有錢和地位，就沒有尊嚴”的社會，絕不是我們所期待的美好未來。
圖源 | 《違童之願》、部分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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