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3期，原文標題《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的守護者》，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10月14日，美國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在紐黑文一家醫院去世，享年89歲，他捍衛和維護西方正典的一系列著作不僅成了大學生的必讀書，也是暢銷書。

主筆/薛巍

美國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

影響與焦慮

哈羅德·布魯姆閱讀速度快，記性特別好，他說他一小時可以讀400頁，而且過目不忘，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誦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彌爾頓的《失樂園》、威廉·布萊克的全部作品、希伯來語的《聖經》。在耶魯大學任教期間，他可以講授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和塞萬提斯，即興大量引述原作並揭示它們之間的聯繫。

1984年，布魯姆開始為切爾西出版社編輯500多部現代評論文集，高峰時期他每個月要寫15篇導論，相當於每兩天就得交一篇。所有作品都必須重讀，然後迅速形成自己的觀點。

他的成名作是1973年出版的《影響的焦慮》，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論分析文學創作：文學名著的歷史是一場俄狄浦斯式的鬥爭，前輩詩人會對後來者形成巨大的壓力，年輕的藝術家要擺脫前輩的影響，對他們的作品加以重寫，採取各種防禦措施，避免自己的想象力被前人的詩句淹沒。在“影響的焦慮”困擾之下想方設法地戰勝自己的前輩：華茲華斯努力消滅彌爾頓，濟慈又要消滅華茲華斯，雪萊要消滅莎士比亞，只有莎士比亞逃脫了影響的焦慮的掌控，他沒有弗洛伊德式的先驅，對他的智力和成就別人只有讚歎的份兒。最優秀的作家是那些成功地抑制了前輩對自己的影響的人。

這一理論為布魯姆對文學天才的信念提供了學術框架，也為他的文學評論觀提供了基礎：文學評論就像文學偵探，要去揭示隱蔽的靈感和壓迫。這也使他陷入了文學評論界的辯論，以德里達和耶魯解構學派為首的學者們認為，要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的背景下分析文學文本。這種理路的一個結果就是，堅持認為以往的文學經典束手束腳，缺少相關性，而那些邊緣性的文化產品如漫畫、說唱音樂的歌詞，跟彌爾頓和莎士比亞一樣值得加以研究。

布魯姆稱他的對手是“憎恨學派”，包括最時髦的女性主義者、拉康學說的信徒、整個符號學陣營、最時髦的偽馬克思主義者、既無新意又和歷史無關的所謂新歷史主義者、完全忽視文學價值的第三代解構主義者，其滲透面卻很廣，而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他在接受《巴黎評論》的採訪時說：“今天，不僅是英語世界，乃至在法國、意大利，你都很難碰到一位批評家、學者或是其他人，發自肺腑地追求審美價值，享受純粹的閱讀之樂，欣賞詩歌與故事本身。閱讀已經變成一種非常奇怪的活動，變得極具傾向性。現在高校的文學批評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做法我都不贊同，他們摒棄想象的價值，迴避審美。只有我一直問書好嗎？比哪本好？比哪本差？有什麼意義？意義和好壞之間有關係嗎？而且不只是好壞，還要問好在哪裡、壞在哪裡？”

他說西方文學批評的始作俑者是古希臘的阿里斯托芬。“當他把歐里庇得斯和埃斯庫羅斯並行比較的時候（這對前者極為不利），批評的藝術便誕生了。又或者，一切都始於朗吉努斯：他審視柏拉圖對荷馬的焦慮，以此來消除自己面對柏拉圖時的焦慮。可見，這是文學批評一直在做的事；我認為，如果文學批評還多少有些用處的話，這就是它必須迴歸的地方。文學批評必須回答好壞、怎麼樣、為什麼有這些問題，必須回答文學和生活的相關性問題：為什麼我們這樣，它是一種意思；我們那樣，它又是另一種意思。我很驚訝，當代批評家裡竟然沒有人還在討論偉大文學的感染力問題。”

尋找有深度的樂趣

布魯姆在1994年出版了《西方正典》，在書中研究了26位經典作家，包括莎士比亞、但丁、塞萬提斯、歌德、惠特曼、托爾斯泰、喬伊斯、卡夫卡、博爾赫斯等。之後又出了兩部續集：2000年出版《如何讀，為什麼讀》，2002年出版了《天才：一百位典範性的有創造力的頭腦》。《西方正典》的附錄列舉了大約850位能夠傳世的作家。不僅有柏拉圖、莎士比亞、普魯斯特，也有一些冷門的，如196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沃·安德里奇（南斯拉夫）。他為大作家們評定了座次，比如“梭羅深受愛默生的影響，但完全無法和後者相提並論。愛默生就是神”。

他反對膚淺的讀物，他說：“有些非常好的作家只提供簡單的快樂。比如兩位完全同時代的作家——哈羅德·布洛基和約翰·厄普代克。厄普代克是個氣魄很大的小作家，文筆優美，風格鮮明。他的小說我讀過很多，其中最喜歡《東鎮女巫》。但在我看來，這書多半都沉溺在簡單的快樂當中。快樂倒是真的快樂，但對智力卻不構成挑戰。”

他在《如何讀，為什麼讀》的前言中說：“讀書是為了增強自我。善於讀書是孤獨可以提供給你的最大樂趣之一，它是各種樂趣之中最具治療作用的。想象性的文學能減輕寂寞感。深讀那些如今備受咒罵的傳統正典作品的最強烈、最真實的動機，是尋找一種有難度的樂趣。”

2000年，他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說：“哈利·波特系列的3500萬讀者會錯嗎？會的。羅琳的文字風格是使用大量陳詞濫調，對讀者的閱讀能力沒有任何要求。隨便挑一頁，比如第四頁，就能數出7個陳詞濫調。為什麼要閱讀，如果你讀的東西不能豐富你的頭腦、心靈或者人格？”

布魯姆不贊同那些援引道德權威來為西方正典辯護的人。他說：“閱讀的樂趣是自私的，而不是社會的。社會上有一種傳統的希望，希望個人想象力的增長也許能刺激人們關心別人，但我對此持懷疑態度。”但即使是贊同他關於西方正典的看法的人，對他也有一些異議，認為他對西方文學的評價有很多古怪的說法、沒有根據的斷言、主觀的搖擺不定。比如他很欣賞浮士德的自慰高潮，說惠特曼的性慾傾向是自慰式的，以致牛津大學研究員彼得·康拉德說，布魯姆是一個“沉溺於自我的、用一隻手讀書的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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