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漢學象顧彬）
丨蔡小容
去年十月，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來武大外語學院講座。他講：“Translation isoriginal.”——翻譯是原創，而不是對原文的複製。德諺有云“翻譯即背叛”，所以你不能指摘譯者的翻譯錯誤。“沒有什麼原文，我們不犯錯誤”，他這麼說未免偏頗了，沒有原文何來譯文呢？
這麼說則是中肯的：“原作與譯作的關係不能如雙手合十，而應如交叉緊握，各自獨立又互相依存。”他很愛中國文學。多年前，李白的詩讓他從神學轉向文學，具體說，是那首“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論杜牧的抒情詩》，想必那句“十年一覺揚州夢”也令他動心不已。他說唐朝的詩可以破壞德語的語法，至少是一兩行。這句讚美很含蓄，想想看，德語語法何其堅固——論語法，法語遠強於英語，德語更強於法語，而漢語，我們中文的語法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
他講完了有人提問，問題聽來有趣，內裡銳利：是否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是茅臺，下半葉的是二鍋頭？顧彬答道：詩歌仍然是茅臺，王安憶的小說是茅臺，而莫言等人的，只是汾酒。臺下歡然，笑語盪漾到了網上：那，誰是五糧液，誰是瀘州老窖？還有郎酒、仰韶、寶豐、杜康……好像討論這個話題需要先熟悉中國不同酒的品級與風格。
它們都是什麼品級？我一概不知，但從字面語感上覺得莫言與二鍋頭挺相配。我沒看過莫言的書。國內幾位與他大致在同一重量級的男作家的書我也沒看。如果不是考試或學位壓力，文學作品盡著自己愛讀的去讀就好。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題做的是嚴歌苓，從而莫言餘華劉震雲們都被我漏掉了。對於專業現當代文學研究者，這幾位大作家都是研究重鎮，但為什麼我卻不想看呢？我讀到孫鬱先生的一篇文章《文體的隱秘》，他的論說令我豁然開朗。他說，餘華、莫言這些重要作家，他們的長篇的成功之處並非文本里的深層語態，而只是故事本身。餘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寫曲折、宿命的人間，隱含著中國的人間哲學，小說在深度上令人刮目，但文字卻有“西崽氣”，彷彿是翻譯文體。
莫言、格非等人也與他類似，他們的文字不是古中國認知血脈的延續，故爾他們的作品像一種海外舶來之物。這些優秀作家深受西方成熟的小說體系的影響，在結構和人物等方面多有受益，而本土文化的內功，因為忽視而減弱，他們從西方文學學來了小說的結構，卻不幸將中國文字的傳神功夫拋棄了。——對啊，正是此理！用西方的模式寫中國的故事，難免與國人的思維經驗相悖離，顯得“隔”，不“貼”。為什麼中國古典小說那麼好看，《三國》《水滸》《西遊》《紅樓》《儒林》《聊齋》，一代代的中國人百讀不厭？因為它們集中了國人對文學、歷史、社會、人生最精妙的感悟，包含著民族生活的隱秘與漢語的魅力，是我們血脈裡的東西。在這些方面有所了悟和著力的作家也同樣深具吸引力，如汪曾祺，他不像酒，他更像茶。
莫言獲諾貝爾獎後，評論蜂起。有一篇《莫言的“染病的語言”》，作者叫孫笑冬（Anna Sun），她不談文學牽涉到的陷阱密佈的政治，而談文學的天然血肉——語言。她認為莫言的語言沒有美學價值，重複、老舊、粗劣。與孫鬱先生的觀點類似，她也說莫言的語言脫離了中國文學過往的幾千年歷史，不復優雅、複雜與豐富。這位作者我恰好知道，她1990年赴美留學，2001年在國內出了本隨筆集《藍色筆記本》，我當時應出版社之邀寫了一篇書評。一個十九歲的少女，心愛的作家是“雪芹”、“愛玲”、里爾克、普魯斯特與帕斯捷爾納克，行李中帶著一部書頁發黃的《紅樓夢》，帶著中文寫作的願望到一個不講中文的國度裡去生活。二十多年後，已是俄亥俄州凱尼恩學院助理教授的她寫出這篇評論，真是自然而然，初心不忘，篇末她提出期許：“作家必須始終沉浸於更為純淨的中國傳統文學的溪澗，即使遭逢最荒蕪的環境，也從未斷流。”（同步刊發於《文學自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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