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歡一詞出自唐代馮贄的《雲仙雜記·少延清歡》：“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舂秫水雜投之，曰：‘少湮清歡數日。’”意為清雅恬適之樂。陶淵明應該是中國文學史上腰桿子最硬的詩人了，他那種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精神到現在仍有文人效仿。在陶淵明眼裡，隱居在終南山下，有東籬，可採菊，再加上一壺清酒便可以給他清雅恬適之樂，完全不必理會官場上的權勢爭鬥，這才是五柳先生固有的風格。最初看到這個詞，只是認為這是淡泊名利、追求一種平和安逸心境的狀態，後來，讀蘇軾詞，看到那首《浣溪沙》才真正理解了清歡的深刻含義，所謂的清歡並不僅僅是一種清淡的歡愉，更是一種歷經世事滄桑仍能夠笑對人生、笑對磨難的心態。
“細雨斜風作曉寒，淡煙疏柳媚晴灘。入淮清洛漸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這是一首遊記詞，說的是宋神宗元豐七年，蘇軾在赴汝州（今河南汝縣）任團練使途中，路經泗州（今安徽泗縣）時，與泗州劉倩叔同遊南山時的情景。在一個早春的清晨，細雨斜風天氣微寒，淡淡的煙霧，瑟瑟寒侵，這殘冬臘月還是很冷的，可是詞人卻只是輕描淡寫的用了“作曉寒”三個字，表現得看似不大在乎，實際上是他明白麵對無力改變的現實情況要保持一種豁達的人生態度。緊接著，雨腳漸收，煙雲淡蕩，灘邊稀疏的柳樹盡沐晴暉，似乎是在向剛放晴後的沙灘獻媚。一個“媚”字，無盡的動感傳神，把萌發於殘冬歲暮之中的春潮描寫的淋漓盡致。眼前入淮清洛，亦彷彿漸流漸見廣遠無際，不僅僅感染了自己，也感染了讀詞的人，“清洛”是“洛澗”，發源於合肥，北流至懷遠合於淮水，地距泗州（宋治臨淮）不近，非目力所能及，詞中提到清洛，是用了虛摹的筆法，由眼前聯想到遠處，似乎能夠感受到他內心的喜悅和逸懷浩氣的胸襟。乳色鮮白的春茶，翡翠般鮮亮的野菜春蔬，無比的誘人，雪沫乳花是煎茶時上浮的白泡，以雪、乳形容茶色之白，是對當時宋代茶道的極致描繪。蓼茸蒿筍是立春的應時節物，按照古人的習俗，立春時以鮮嫩春菜和水果、餅鉺等饋送親友，俗稱“春盤”。從鮮美度、到色澤、再到品茗時的舒暢心情，將生活中的形象高度凝練成藝術的手法，除了蘇軾，大概不會再有第二個人能具備這樣高雅的審美意趣。最後，這位偉大的文人悟出了一個深刻的哲理，“人間有味是清歡”，人間真正有味道的還是清淡的歡愉。後來也有人把這句改為人間至味是清歡，後人認為這清淡的歡愉是人間最有味道的。
東坡一生宦海沉浮，說起清歡，便不得不提到他坎坷艱辛的生命旅程。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二十一歲，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於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蘇軾那豪邁和敢於創新的文風一下子震撼了這正在銳意詩文革新的兩個人。在歐陽修的極力稱讚下，蘇軾名震京師，一有新作，便會被當時京城的文人競相傳閱，本以為可以大展身手，卻不料接下來接二連三的變故，母親病逝、回鄉奔喪、守孝，父親病逝、扶柩還鄉、再度守孝。好幾年過去了，當蘇軾再度還朝時，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已經開始了，當時包括歐陽修在內的很多人都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而被迫離京。從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因向皇帝上書進諫新法的弊病觸怒了王安石而出京任職，到元豐二年四月，他先後被派往杭州任通判、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在徐州任知州、調往湖州任知州。雖經多番輾轉，他仍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直到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調任湖州知州後，例行公事的給皇帝寫了一封《湖州謝表》的官樣文章，可作為詩人的他卻在其中加註了傷感之情和個人色彩，被新黨的人抓住不放，以此為由大肆在皇帝面前彈劾蘇軾，就這樣，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成了蘇軾一生的轉折點，無數個人上書要置他於死地，也有無數個人上書營救他。他坐了103天的牢，幾次瀕臨砍頭的境地，終於活了下來。出獄之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這個職位相當低微，並無實權，而此時的蘇軾已經對於官場心灰意冷，唯有寄情於文字，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託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據說蘇軾當時的生活非常困窘，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自己種田以補生計，“東坡”便由此而來。前半生蘇軾，後半生東坡，可是後人似乎對於東坡這個名字更為耳熟能詳，提起蘇軾，往往脫口而出的是東坡。東坡後來再度被啟用，又再度遭貶謫，終究是命途多舛。年近六旬到杭州修建蘇堤，六十二歲時流放海南儋州（在宋代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辦學堂，很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和播種人。
有人說，中國古代有兩個心最大的文人，一個是杜甫，一個是蘇軾。說杜甫信達，是因為在自己生活捉襟見肘、茅屋漏雨的情況下，望著外面的瓢潑大雨居然還有心情高聲疾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自己住的茅屋尚且如此，還想著為天下寒士安得廣廈；而蘇軾因烏臺詩案入獄誤以為要被砍頭之時，他沒有四處託人奔走呼救，沒有自怨自艾哀嘆傷感，甚至沒有向兒子交代後事，第一個反應竟是給自己的親弟弟寫了一首詩，因為他跟弟弟感情非常好，他要在臨死之前表達一下來生來世還要跟他做兄弟的想法，這得是什麼境界。落魄的生活有多難過，誰不希望自己能夠過得舒適一點，生命只有一次，人生那麼精彩，誰不希望讓自己的生命多延長一些，可是，當你已經接受了深處窘境的事實，你就會明白，空自嘆息和徒勞傷悲都是沒有意義的，當你的內心強大到一定境界，厄運來臨時你便不會選擇躲閃和逃避，不是不傷感，不是不害怕，只是要善於從挫折中總結經驗，更要善於隨遇而安，因時因地、隨時隨地的尋求和製造出你的“清歡”。東坡一生漂泊四方、屢遭排擠誣陷卻從不萎靡、從不埋怨。月圓之夜人家都在思親，他卻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被貶兩廣一帶蠻荒之地，別人定會垂頭喪氣，可他卻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滿腹才學卻不得重用，別人定會滿腹牢騷，可他卻說“天涯何處無芳草”。最耐人尋味、最令人欽佩的是那個雨天，東坡在林中被淋成了落湯雞，雨過天晴之後，換作旁人一定會狼狽不堪的自認倒黴，便是換做一個心胸稍微豁達一些的人，也只是會認為面對突如其來的暴雨無所畏懼，“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可他不是別人，他是東坡啊，東坡最後吶喊出了一句令後世文人無不為之傾倒的“也無風雨也無晴”。在東坡看來，哪裡有什麼雨天，哪裡有什麼晴天，不過都在自己的意念當中而已，心要是靜了，世間自然安靜，心要是定了，世間自然安定，萬事萬物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自己有了分別心，萬事萬物才有了萬象，其實風雨天和晴天都是一樣的。這比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更高一籌，是一種靈魂的昇華，他所闡釋的道理，已經無法僅僅用寵辱不驚來形容。東坡比杜甫的心更大，那是因為他把清歡做到了極致，沒有如意的生活，只有看得開的人生，好的人生，能講究也能將就，只有心底蘊藏著“也無風雨也無晴”的人才會認為這清淡的歡愉是人間真正有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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