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真跡是如何找到的

《清明上河圖》這幅由北宋宮廷畫家張擇端創作的名畫,如今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而曾經,它“五度入宮、四度出宮”。甚至,它一度在戰後的混亂中遺失。

本文講述的就是流離失所的《清明上河圖》究竟是怎麼被找到的,以及其中的曲折故事。

“我是在琉璃廠大學畢業的”

1950年8月,瀋陽。

瀋陽是中國東北的重要都市,曾是“後金”的首都,稱為“盛京”,偽滿洲國時名為“奉天”,由努爾哈赤建立。

位於瀋陽市中心的東北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的前身,於1959年改名)的倉庫,年輕的楊仁愷站在這裡。楊仁愷後來成為中國知名文物鑑定家,有著“人民鑑定家”、“鑑定大師”的稱號。

此時楊仁愷的職銜是“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處研究室研究員”。

在偽滿洲國政府垮臺後,從偽滿洲國政府流出了大量繪畫和陶瓷到市場上,甚至有了專門的“東北貨”之稱。其中有許多贗品或仿本,當然也有精品中的精品。楊仁愷的工作就是把倉庫中的文物一一鑑定,分出真品與贗品。

楊仁愷1915年出生於四川,連大學也沒讀過,是個小地方的教師。如果沒有戰爭,他可能就在故鄉四川終其一生。然而動盪的歷史給了楊仁愷不同的人生。

《清明上河圖》真跡是如何找到的

上世紀40年代初期,日本軍隊入侵中國,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楊仁愷通過熟人的介紹,來到重慶出版社工作,擔任藝文雜誌《說文》月刊的編輯。

考古學者衛聚賢是《說文》的總編輯,他曾參與那個時期多處古蹟的挖掘工作。當時在衛聚賢周遭尚有郭沫若、商承祚等文化界人士,也一起疏散到重慶。因此,楊仁愷有機會和這些人熟悉起來,增長了中國美術的相關知識。

那時擔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特別喜歡楊仁愷。當時故宮文物從北京的博物院疏散到四川省,馬衡也在重慶。楊仁愷從馬衡身上學到中國藝術的入門知識,經常瀏覽宋代、唐代的珍貴古書畫。

1945年日本投降後,時局動盪,《說文》停止發行。楊仁愷為了找工作搬到北京,想憑著自己在中國藝術方面的知識餬口度日。因此他到著名的古董街“琉璃廠”附近的古董店工作,在那裡訓練了自己鑑識文物的眼光。後來他自稱“我是在琉璃廠大學畢業的”,並引以為傲。

1950年起,他移居瀋陽,在東北人民政府的文化部任職。當時的東北博物館存有世界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他常常前去幫忙整理。

沒人會想到真跡就在這裡

在東北博物館的倉庫內,擺在楊仁愷面前有三張幾乎相同的畫卷,都叫做《清明上河圖》。

這幅畫的仿本和贗品極多,真跡大家都認為已散佚不見。包括楊仁愷在內,沒人會想到真跡就在這裡。人們以為這三張畫頂多就是明代時畫的、品質比較好的仿本,迴流到收藏品較少的博物館中,沒有什麼好期待的。

開始鑑定的楊仁愷,打開第一張《清明上河圖》,一看就知道是贗品,完全沒有價值。

接著鑑定下一張,博物館內其他同事曾說“說不定是真跡”,果然,一眼瞄過,就知道是好東西。楊仁愷原本認為是“明代的作品”,但是品質相當好,也有可能是仇英的真跡。先選到“收藏”這一邊。

到了最後一張畫。之前已經聽說“是贗品的可能性很高”,他沒有多想就把畫攤開,突然背脊感到一陣涼意,臉上露出笑容光彩,不假思索地大叫,“就是這個!”

各個時代的中國繪畫各具特色,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偏好的筆法和顏色。

很明顯,眼前這張是宋代的繪畫。

在中國,對宋代的繪畫評價極高。因為年代久遠加上數量稀少,宋代留下的高水準名作被稱為中國繪畫的最高峰。

當時東北博物館幾乎沒有宋代的畫,瞭解宋代繪畫的人很少。而楊仁愷因為馬衡曾讓他鑑賞過許多宋代的畫,又在北京的古董街培養了眼力,因此知道手邊的作品就是宋代繪畫。

“這絕對不是仿本或摹本,這很可能是《清明上河圖》的真跡。”

楊仁愷也避免驟下結論,先找到所有能搜尋到的資料,調查張擇端所描繪的《清明上河圖》。當時應該沒有附照片的書籍圖鑑,他參考的是《東京夢華錄》這類的文獻資料。

宋代分為北宋和南宋兩個時代,《清明上河圖》是在北宋末期畫的。《東京夢華錄》記載了居住在北宋首府開封的孟元老,在北宋滅亡後懷念開封的繁華,鉅細靡遺地記錄下當時開封的樣貌,是部非小說類作品。

《東京夢華錄》裡所描寫的開封,有著倉庫等和畫裡一致的地方,這引起了楊仁愷的注意。經過慎重查證,這幅畫被判定為真跡。

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術史上,可稱為“最大發現”的一瞬間。

真跡如何流到東北,有三種可能

為何《清明上河圖》出現在東北?得從辛亥革命談起。

1912年清政府倒臺,中華民國政府為了避免增加情勢的混亂,允許末代皇帝溥儀留在紫禁城宮內。舊宮廷的費用開銷相當大,新政府採取限制預算的措施,如果不變賣清朝蓄積了二百七十年的文物,紫禁城裡根本沒辦法維持生活。

眼看前景慘淡,溥儀在還是紫禁城主人的期間,就把手上中華文明精華的珍品帶出宮外。他也以“恩賜”的名義交給弟弟溥傑,讓其偷偷地一點一點拿到市面上賣。依據後來發現的《恩賞目錄》,至少有一千件以上唐代到清代的貴重字畫由溥傑運出去。《目錄》 中也包括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究竟溥儀是否在知情的狀況下將此事交給溥傑,尚不得知。

歷史很有意思—如果溥儀當初沒有把它帶出宮外,《清明上河圖》 大概就會隨著蔣介石在1949年到了臺灣地區。

歷史並不是如果。事實上,從北京紫禁城運出的《清明上河圖》真跡,先到了天津,後來溥儀到偽滿洲國當皇帝,又將之運到偽滿洲國的首都新京(現在的長春),收藏在皇宮內。

1945年日本投降後,溥儀攜帶大量文物想逃亡到日本,但被前蘇聯軍隊攔下,送到西伯利亞,再轉到中國接受思想改造。從1945年直到楊仁愷1950年在瀋陽發現真跡的這段時間,誰也不知道《清明上河圖》遭遇了什麼樣的命運。這也是這幅畫的許多謎團之一。

2011年秋天的瀋陽,寒流來襲,氣溫降到零攝氏度以下。

為了詳細瞭解楊仁愷“發現”的經過,我來到瀋陽。因為楊仁愷已經過世,所以拜訪了幾位相關人士。

楊仁愷在發現《清明上河圖》之後,一舉成名。他從遼寧省博物館職員,晉升為副館長。退休後也享受終身名譽館長的待遇,於2008年過世。

在遼寧省博物館,我和師從楊仁愷的博物館前研究員戴立強見面。

這天是星期一,博物館休館。他在博物館負責裱裝工作,個性嚴謹,謙稱自己是一邊動手裱裝一邊學習專業知識,四十幾歲以後才獲得楊仁愷的肯定,晉升為研究人員。

在楊仁愷手下,戴立強負責《清明上河圖》《姑蘇繁華圖》等研究工作,《姑蘇繁華圖》也是這個博物館收藏的清代名畫。戴立強2010年從博物館退休。

依據戴立強的說法,從1945年偽滿洲國倒臺到1950年楊仁愷“發現”的這5年間,《清明上河圖》處於什麼樣的狀態,被推測為以下三種可能性。

第一,溥儀意圖逃亡日本,從宮廷帶出的好幾個行李箱中裝有古董和飾品,《清明上河圖》也包括在內。溥儀在機場被前蘇聯軍隊逮捕收押,《清明上河圖》 被交給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後來併入人民解放軍),再移交給東北人民銀行保管。

第二,在東北的一位解放軍參謀長,名叫張克威,他喜愛文物,在長春的市場上偶然買到《清明上河圖》,後來寄贈給東北人民銀行。

第三,溥儀的隨員帶著《清明上河圖》等文物,後來和溥儀分開,自己逃亡,在大栗子溝這個地方被東北民主聯軍逮捕,文物被移交給東北人民銀行保管。

戴立強說,這三種狀況以第一種的可能性最高,但是沒有相關資料,很難查證。

他笑著說:“我現在沒辦法確定哪一種狀況是真的,每種說法都缺乏關鍵性的證據,都有弱點,馬上就會被反駁。”

避開了永遠的“消失”

可以想象,在那些動盪的歲月,《清明上河圖》丟失、被燒燬、無從尋覓等都有可能。幸而,《清明上河圖》逃過一劫,在1950年時被楊仁愷找到,避開了永遠的“消失”。

楊仁愷對發現《清明上河圖》的“偉業”,不太在公開場合提起。

他生前曾在接受中央電視臺的專訪中直率地說:“溥儀帶了三幅《清明上河圖》,到底哪一件是真跡,溥儀自己也不清楚,我不過是因為具備經驗和知識,所以知道哪幅是真跡。”

楊仁愷的代表作《國寶沉浮錄》中,有關《清明上河圖》的敘述也很短,讓讀者有種避重就輕的感覺。

瀋陽畫家王成,曾經擔任楊仁愷的秘書,他說:“他是個具有專業技師氣質的人,認為自己只是在做專業的工作,對於周遭的人以特別的眼光看待發現《清明上河圖》這件事,他一點也不覺得高興。在發現《清明上河圖》以後,在東北發掘出堆積如山的古董,他認為這些對於國家的貢獻反而更重要。”如王成所說,楊仁愷不只是發現了《清明上河圖》,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找尋“消失的名畫”。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企業或個人收藏的“東北貨”,一下子都流到了市面上。

聽到這樣的消息,楊仁愷以瀋陽的博物館為據點,來回穿梭於長春、營口、天津、錦州等城市,鑑定和收購文物。

在當地,偽滿洲國士兵曾進入溥儀居住的偽滿洲國宮廷掠奪文物的事情,廣為人知。那些掠奪者多數住在東北,為了錢就隨便拋售文物。當時楊仁愷的工作就是依據這些信息,跑到這些人家裡進行制止,說服他們“偷來的是不義之財,還給國家才有道理吧”。

通過這樣的方式徵集到的文物件數,據說超過一千件。這些失而復得的文物,大部分都收藏在遼寧省博物館,一部分“絕品”則被移送到北京故宮博物院。

遼寧省博物館的收藏品都有編號,從第一號到一三號都不在館裡,已被移至故宮等中央級機關。收藏在遼寧省博物館的是第一三號以後的文物。

而楊仁愷發現的名作,都是國家一級文物的國寶級作品。

“當時中國各地的博物館都苦於收集文物難,而遼寧省博物館因楊仁愷蒐集到的珍品,顯得很有分量。”王成這麼說。

回望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楊仁愷的人生以及他和《清明上河圖》的相遇,其實都有著歷史變化的力量。歷史、政治、個人的複雜交錯,從《清明上河圖》這一張畫就可以反映出來。

楊仁愷的長子楊健,生於1948年,在研究機構的技術部門上班,過去對於父親的功績不太關心。當他父親過世時,見到許多人前來弔唁,才對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愧,而將父親的朋友及同事們寄來的文章集結成一本很厚的紀念集。

在家中和我見面時,楊健說:“我父親一生都在追尋散佚的文物。”他是尋找散佚文物的獵人,捕獲的第一件獵物就是《清明上河圖》,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收穫。

 (摘自《謎一樣的清明上河圖》,[日]野島剛著,張惠君譯,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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