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石
1999年，48歲的我辭去萬科總經理之時，還面臨著很多精神上的困惑。
對我而言，那是不同尋常的一年。經歷了16年的創業生活後，萬科已成為房地產業上市公司中的第一名；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讓我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為了給新的總經理和他的團隊留出成長空間，我有意識地疏遠，開始頻繁地登雪山；從中城聯盟開始，我的一部分時間和精力放在了萬科之外，開始從事各種社會活動。
回想起來，之後的那幾年我實際在解決一個自己的問題：是不是要一輩子做企業？而內心更深的疑問是：“商人對社會有價值嗎？價值是什麼？”
改革大潮中的商人角色
從商以後，第一次扭轉我對商人“暴發戶”“唯利是圖”等不良印象的，是日本企業的產品。1984年萬科開始進口日本攝錄像器材，我接觸到索尼、松下等公司對產品和售後服務的態度後，對它們產生了發自內心的尊重。
後來有一次，我自己的一臺在日本購買的數碼相機不小心被海浪浸溼，返回日本原廠維修。得到的反饋是，維修費和新買一臺的價格差不多。我決定買一臺新的，但日本廠家的維修師傅卻建議我修，說每臺機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相機壞了，就好比一個人生病，你治好它，生命就得以延續。當然也可以重新買一臺，但那是另一個生命了。
我立刻同意修，他們視產品如生命的姿態和精神，深深震撼了我。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前的那段時間，人們有一種改革會中斷的擔心，不知道經濟特區將往哪兒走。之後越來越明確了，就是搞市場經濟。之後，我又看到中國改革大潮中，商人階層扮演的角色變得略微重要，而我所做的這些事，不管喜歡不喜歡，確實是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1998年末，我和胡葆森、馮侖在亞布力滑雪。當時我已決定辭去總經理的職務，他們兩人也知道。他們就給我提議，意思是你辭去總經理之後有大把時間，能不能成立一個行業組織，把萬科的經驗帶到其他企業當中。這是中城聯盟（中國城市房地產開發商策略聯盟）的源起。
1999年12月2日，中城聯盟正式成立。實際上，這個聯盟所聯合起來的，是一些城市化、規範化、對自己有要求的房地產公司。當時房地產業發展很快，有很多不正之風。成立這個組織，有幾個目的：第一，提出要做有良心的發展商，自我規範；第二，提出要互助，因為很多企業在發展中遇到困難，比如需要貸款的時候貸不到；第三，提出聯合互補，比如一個項目比較大，一家做不下來，就大家聯手一起做。
對我和萬科來說，當時是抱著為社會做貢獻的態度來參與的。我是第一任輪值主席，時任《萬科》週刊主編單小海是中城聯盟的第一任秘書長。
半年後，我們在上海發起“新住宅運動”論壇，除了開發商聯盟，參會的還有張永和等著名建築師，茅於軾、汪丁丁等各界學者，建設部房地產司司長謝家謹等官員，以及超過100名記者，可以說盛況空前。有媒體評價說，這是中國房地產行業第一次發出市場化宣言，也是中國商人群體爭取自身地位的一次嘗試。
苦難經歷是筆寶貴的財富
在那次論壇上，馮侖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有一次著名的隔空談話。張維迎教授令人意外地開火：“中國的開發商90%都是騙子，其中30%是大騙，30%是小騙，30%是在不自覺地騙。”馮侖提出質疑：“為什麼IT企業燒錢是高科技的高尚行為，而房地產商的賺錢舉動就是奸商？”
我當然不認同張維迎教授的極端說法，雖然他也對我說，萬科屬於那個10%。實際上，他不僅對房地產商，對整個商人群體都沒有什麼好看法。這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態度，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企業家群體的現實處境。而我，一個內心對商人身份有所疑惑的企業家，在為改變這種境況而掙扎。
民營企業家的社會地位不高，如果經營出了狀況，其困難處境可想而知。這麼多年，似乎成了習慣。那幾年，我常常去探監，看望因經營出了問題而鋃鐺入獄的企業家。第一個去看的是南德集團的牟其中，後來又陸續看望了玉溪紅塔褚時健、德隆系唐萬興、東興集團蘭世立。耐人尋味的是，探望牟其中時，是當時的湖北首富蘭世立陪同；多年後，同一座監獄，我又前往探視了身陷囹圄的蘭世立。
那時候，我和這些企業家都沒有生意往來，也不是私交很深的關係。想去看，用“物傷其類，兔死狐悲”來形容是準確的，實際上就是身份的認同。既然是同類，在他們出了問題，處於逆境時，我關心這些企業家不也就是在關心自己嗎？你怎麼知道你不會經營出問題呢？再說，即使犯了案子鋃鐺入獄，服刑後也可以重整旗鼓再出發。有遠大志向的人，苦難經歷是筆寶貴的財富。
這其中，最讓我振奮的，是褚時健廠長。我第一次到雲南哀牢山的橙園去拜訪他，是2002年。他當時74歲，剛開始重新創業，興致勃勃地給我描述六年之後掛果的情況。十年之後，他創建的褚橙就像當年打造的紅塔捲菸一樣聞名遐邇，一橙難求。消費者熱捧褚橙不僅是因其品質上乘，還在感受褚時健先生逆境中再創輝煌，變不可能為可能的精神！
商人應“以天下為己任”
中城聯盟成立不久，一位叫陸鏗的企業家會員給我寫了封信，他談到房地產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企業家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地位、社會責任等等，對我觸動很大。
陸鏗是一家新加坡背景、在瀋陽註冊的企業——華新國際的董事長。我跟他聊，才發現他是民國一位大企業家盧作孚的孫子，又因此深入瞭解到盧作孚的經歷。
盧作孚是搞長江航運的，抗日戰爭中，他傾盡自己企業的全部力量，調動整個船隊，從日寇佔領的江浙一帶，把工廠設備、戰略物資往大後方的重慶、四川運，為國家做貢獻。這樣的家國情懷，實際上超越了商人以牟利為主要訴求的侷限性。
知道盧作孚的故事之後，有一種心裡終於有底了的感覺。覺得自己沒有必要妄自菲薄，不要跟胡雪巖比，不要跟山西商人比，而應該跟盧作孚這樣的商人比，這樣就會覺得有希望。
2004年，我去無錫遊訪梅園時，參觀一座反映榮毅仁家族創業歷史的小型博物館，知道了榮宗敬、榮德生創業的故事。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上個世紀初他們對未來規劃的胸懷和氣魄。榮家當時向政府提出過一個叫“滬蘇無”的概念，也就是把無錫、上海、蘇州規劃為一個城市圈，用京浦鐵路連通，這和改革開放之後提的“蘇錫常”經濟圈何其相似。讓人很感慨，如果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中國的現代化騰飛至少早半個世紀。
榮家是搞麵粉、搞紡織，並不是搞房地產的，但他們按照“滬蘇無”的概念，在無錫圈了一些地。在當時看，都是根本沒人去的荒山野嶺。現在再來看，都是“地眼”，是最好的地。參觀梅園時，原來以為這是1949年後政府把榮家的私家公園充公了，或者是他們捐獻出來的。聽了講解才知道，20世紀30年代建的這個梅園，一開始就是給公眾建的。他們當時並不能說已經非常富有了，就已經有了這樣的公共意識和公益行為，顯然比我們這一代企業家要做得更自然、更純粹。由此就能看出，我們這一代企業家，還沒有達到他們那一代民族企業家的水平。在他們那一代人身上，能夠看到中國優良的文化傳統。
2005年榮毅仁先生去世的時候，《中國企業家》雜誌找我約稿，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題目叫《梅園憶榮公》，寫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後來聽說，榮家後人挺欣賞那篇文章的，其實是我參觀梅園後的真實感受。那時候萬科已經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商，但我覺得自己的認識水平還沒有達到他們提出“滬蘇無”的那種高度。他們是儒家文化薰陶出來的，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
要做一輩子的事業
看西方的資本主義史，尤其是資本主義思想史，提到工業革命中商人的角色。像福特、洛克菲勒等19世紀末崛起的那一代商人，按照現代工業模式所組織的生產，無論是鍊鋼、煉油、修鐵路、造橋、造車等，顯然都對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而且那一代商人創造財富之後，家族的很多錢財都用於建立慈善公益基金，像洛克菲勒基金在中國建的協和醫院，至今都是最好的醫院。
美國、日本的商人都經歷過地位低下的階段，但這個階段過去之後，就贏得了尊重。不僅僅他們的產品受消費者歡迎，而且倡導了新的生活方式，企業文化也對社會有所推動。日本“二戰”之後的發展，靠的主要就是工商業者，他們成了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門前有一座阿特拉斯的雕像。這座雕像落成於1937年，當時，企業家精神這個概念在西方也是剛剛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紐約企業家的自我期許——“我們就是承載美國經濟與社會的巨人”。從那之後，美國社會建構起了一套有關企業家的英雄敘事，正是這種英雄敘事和道德勇氣，才使得美國企業家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積極投身到各種公益事業中去，並贏得社會尊重。
應該說，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才接受了商人/企業家的身份，認定自己這一輩子就做企業了。既然要做一輩子，就不能看不起它，不然怎麼把它當作一輩子的事業來好好做呢？
本專題文章及圖片選編自王石著《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三聯書店2019年10月版），標題為本版編者所擬，轉載已獲授權。
閱讀更多 中國經營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