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就是善待那些處於弱勢的人。
我剛到伯克利大學的時候，最不能理解的一點，是美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殘疾人。
我說的殘疾人，可不是《風中奇緣》裡九爺那樣玉樹臨風、才智雙全，高位癱瘓絲毫不影響放電，坐著輪椅照樣放倒一街女生的殘疾人。我所見過的大多數殘疾人，坦白說，都非常可怕。
他們也坐著輪椅，在感情生活上，很多恐怕也都免不了跟九爺一樣的結局。最要命的是，他們的身體實在太畸形了，畸形到初次見到會讓人害怕的地步。
我住的樓裡住著這樣的殘疾人。她大約二十多歲的模樣，可是身材非常小，如同一個小孩。她的頭低在胸前，左手畸形地外翻，立在頭頂上，右手則畸形地繞向左邊肩膀。她的兩條腿像兩條交媾的蛇一樣，扭曲地盤在一起。我可以想象，這樣的畸形人如果出生在任何國家任何一個窮苦人家，都會被父母抱去河裡淹死。
可是她活下來了。而且活得光明，正大，有尊嚴。
那時我剛住進來不久，從來沒有見過畸形成這個模樣的人。我被徹底嚇到了，一時間手足無措，就沒有想著要為她按電梯。她用右手按動輪椅左面扶手的按鈕，將輪椅驅動到電梯按鈕跟前，然後，艱難地將身體一點一點靠向電梯按鈕板，以便她那隻奇怪地矗立在腦袋上方的、外翻了的左手，去按下電梯的按鈕。
長成這個模樣，去完成生活裡任何一個微小的動作，洗臉，刷牙，用鑰匙開門鎖，甚至按電梯，都不知要付出比常人多多少的努力。
電梯抵達，電梯門打開。那個形象可怖的女孩驅動輪椅孤獨離去。我望著她的背影，眼睛猛然一溼。
坐公交經常能遇到無法行走的殘疾人。因為他們不能自己開車，所以只能坐公交。在美國，一般人都開車。所以坐公交的，基本上都是窮人、殘疾人，還有我這樣沒有車的窮學生。
加州的公交車在前後門處，各有一塊電動翻板。每當有坐輪椅的老人或殘疾人要上車，公交車就會“噗哧”放一個屁，一邊的輪胎就會扁下去，把公交車的地面放低，一直低到跟人行道平行。這時，那塊電動翻板，便會“滋——滋——”地慢慢打開。殘疾人然後磨磨蹭蹭地驅動輪椅上車。人們就會避開公交車上的輪椅專用區，讓殘疾人入座。司機再按動按扭，電動翻板再慢吞吞地翻回來。又是“噗哧”一聲，車位變回原樣。整個過程至少要一分鐘。
在北京，上海，中國任何一個大城市，我無法想象，一車的人願意一起等一分鐘，安靜等候一個輪椅的到來和離開。
加州與佛羅里達一樣，以終年陽光聞名於世，是許多老人養老的地方。這裡的無障礙設施太完善了，所以經常可以看到九十歲以上的老頭老太太，或者推著一種可以當作柺杖的小推車，或者坐著電動輪椅，出現在各種公共場合。伯克利又是加州北部的流浪漢彙集的中心，所以除了流浪藝術家外，還能看到各種形狀詭異的殘疾人。
剛來的時候，我不習慣隨處可見的殘疾人，就問朋友：“美國怎麼會有那麼多殘疾人啊？”朋友答：“中國也有吧？只是平常不出門吧？”
圖為超市為殘障人士準備的購物車
圖為超市為殘障人士準備的購物車
我豁然明白了。作為一個正常人，我從來沒有去刻意關注北京和上海的無障礙設施；可是當我拖著一隻行李箱在路上迷路的時候，我深刻地理解殘疾人的感受。有多少次，2號線換4號線，我在人潮擁擠的臺階上拎著箱子爬上爬下累到吐血？有多少次，我拖著行李箱走到交叉路口，“咯咚”一聲，行李箱從人行道邊沿上直接掉下來？
而我不過是拖著一隻行李箱。一個獨自乘著輪椅的殘疾人，遇到這樣的馬路牙子，難道每次都只能指望別人的熱心幫助嗎？
我的一個好朋友是脆骨病患者。脆骨病，就是咕咚撞一下，骨折；卡嚓碰一下，骨折；嘎嘎扭一下，骨折。他從小到大，兩條腿不知骨折過多少次。他現在為瓷娃娃罕見病關愛中心工作。這是一個NGO，所以他的工作可以簡單概括成：辛苦，錢少，看不見前途。
我上一次回北京去看他，他邀請我參加在義莊舉行的一次慈善會演。到場的無數做輪椅的，佝僂症的，侏儒症的，白化病的。有的身材蜷縮像卷葉，有的身高如孩童，有的慘白得像吸血鬼。我跟朋友慨嘆說：“我不知道北京住著這麼多罕見病人。”他說：“因為他們平時都不出門啊！”
不出門，當然也不全因為擔心出門嚇到人。是因為沒辦法出門。
人行道，走不了。公交車，坐不了。地鐵，進都進不了。他們還能怎麼辦呢？
一個健全的社會，一定會有起碼的意識，照顧它那一撥不健全的孩子。這意識不該只落實於公民的獻愛心，偶發的捐款，NGO廢盡心血的苦心經營，而應該有切實的、長效的、落實到細節的法律制度和物質舉措。
殘障人士停車位，距離建築最近的地方
殘障人士停車位，距離建築最近的地方
公共交通的設計者應該知道，這城市裡同樣生活著也許沒辦法爬樓梯的居民；
城市的規劃者應該知道，這城市裡同樣生活著看不見燈光、聽不見車鳴的盲人聾人殘疾人。
文化教育的主管者們應該知道，這城市裡有太多因為殘疾和缺陷，不敢出門，不敢面對城市，被城市遺棄的龜縮在屋裡的人們。
北京在無障礙通道建設上，做得最好的是奧運。所以8號線有完備的無障礙設施，鳥巢有輪椅專用的看臺和廁所。可是，奧運以後呢？
大門上都有為殘障人士提供的標識，表明可以無障礙通過
大門上都有為殘障人士提供的標識，表明可以無障礙通過
在美國，一方面，因為無障厚設施的完善，就算是四肢不能活動的殘疾人，只要能坐輪椅，也會時不時出門；
另一方面，因為個人主義已經達到了某種過分的程度，所以沒有人會因為對自己身體上的醜陋或獨特感到羞恥，而拒絕出門。
於是乎，美國的大街上真是什麼人都有：缺胳膊少腿的，畸形得一蹋糊塗的，半瘋半傻的，脂肪一坨醜到人神共憤還敢半裸出鏡的。長得醜，他們也毅然決然出門嚇人。
美國這種傳統無疑是從歐洲來的。所以他們的世界出得了霍金。
霍金之所以能成為霍金，光靠他自己“驚人的努力”是不夠的。你要允許一個癱在輪椅上，臉歪向一邊，表情永遠白痴狀，連話都說不清楚的人為人類做出貢獻，你就得讓他能生活，能上學，能社交，能出門嚇人，能被人們接納，能頻繁出現在公眾場合，能在畢業後找到工作；能生存，能自立，能活得健康、積極、快樂。
殘障人士很自如的參加課堂學習
殘障人士很自如的參加課堂學習
我們的社會，可以嗎？
我過美國海關時，曾經遇到過一個犯病的美國人。我不知道他究竟犯的什麼病，但是他每隔五秒鐘，脖子要朝後一扭，大叫一聲：“汪！”他這樣走三步，一回頭，“汪”；走三步，一回頭，“汪”；一直走到入境的地方，將護照遞過去，扭頭大叫一聲：“汪！”然後跟入境官員解釋說：“我控制不住。”接著回頭，大叫一聲：“汪！”
我真的是被嚇到了。
被嚇到的當然不只有我。路人紛紛側目。所有海關官員都扭頭去看那個人。他毫不在意，拿回護照過了關，走三步，一回頭：“汪！”走三步，一回頭：“汪！”相當拉風地離開了。
我於是想，如果有一天，有人病重成這樣，不吃藥還能在大街上大搖大擺，沒有城管來抓他，沒有路人來罵他，沒有醫生來說他神經病，卻有人包容他，接納他，尊重他，保護他，那我們中國，肯定不止一個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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