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舞臺,一半講著1943年的諜戰故事,一半講2019年文學如何對抗時代

第7屆烏鎮戲劇節,發起人賴聲川的第39部戲劇作品《么么洞捌》同一天連演2場。這也是女演員倪妮的第一部舞臺劇作品。

記者 | 駁靜

故事的秩序感

《么么洞捌》這個劇名一聽就跟“地下黨”有關。

故事發生在上海虹口一處舊倉庫裡。2019年,舊倉庫搬來一位時髦女郎舒彤,這是位成名女作家,對寫作的目的懷有屬於她這一代人的質疑。與此同時,她正在創作的這部諜戰小說,工期緊張,她男朋友,也是小說的出品方,正焦急地“等米下鍋”,等她的作品上線,好拿著流量去換對網站的投資。屬於現代的故事就此展開。

不過賴聲川最開始只捨得為2019年的故事拉開一半大幕,另一半,留給了1943年的故事線。還是這個舊倉庫,當年住在這裡的人物叫白石,他以雕塑家的身份做掩飾,通過秘密電臺向共產黨提供情報。

某個瞬間,兩個時空裡的人都聽到了收音機裡響起的爵士樂,舞臺終於完全敞開,觀眾的心情也為之一振。只見一左一右兩邊的舞臺上,一半講著1943年的諜戰故事,一半講2019年文學如何對抗時代。此種並置時空,有兩條對話的通道。

一條是男女主角之間,在舊收音機演奏起音樂時,可以聽得到對方的聲音;另一條,則是倪妮扮演的女作家,與同樣是倪妮扮演的女間諜安娜,發生了“穿越”的戲碼,作了身份互換。兩個時空就此聯結。

一個舞臺,一半講著1943年的諜戰故事,一半講2019年文學如何對抗時代

舒彤與白石(郭延冰 攝)

賴聲川樂於展示時空並置,他在若干其它作品裡也有類似元素,只不過沒有一部像《么么洞捌》這樣作為主要戲劇衝突來呈現。

相比於《如夢之夢》這樣8個小時的大戲來說,賴聲川這部新戲是部秩序井然的小戲。它很工整。16場戲,第8場後正好是幕間休息;2個主角,一個是作家,一個則是雕塑家;他們各自擁有總是貿然上門的不速之客,一位助理和一些執念。甚至,安娜擁有“過耳不忘”的本事(完全聽覺記憶這個本事讓她可以與參加完日本人的宴會後,一字不落地把現場的對話複述出來),而相應地,白石則失了明。

為什麼要賦予白石這樣一種缺憾?仍然是為了“秩序感”。導演告訴本刊,“我的創作個性一向是工整,看起來最亂的《暗戀桃花源》,你去分析它的結構,其實還是工整的,寫劇本就像搭房子,結構不好的話,會垮掉”。

一個舞臺,一半講著1943年的諜戰故事,一半講2019年文學如何對抗時代

安娜和日本軍官周旋(海清歌 攝)

我最喜歡的一幕也與這種秩序感有關。上半場接近尾聲,舒彤與白石“見了面”。兩個人有種無需言明的情感連接,或許可以叫愛情,或許只是知己,不過這不重要。一經相逢,人間彷彿消失,只留下兩個人眼中的彼此,此時,大幕四合,只見亮光處越縮越小,最後留給二人的景別像是在拍證件照,這個時候,舞臺上的一切似乎都縮進了這個窄小的快門空間裡,情緒變得尤其矚目。

從形式上看,也像是對二人關係的一次“總結”。舒彤在劇中告訴白石,“2019充滿超級英雄,但他們就是沒有1943真正的特異功能,那叫勇氣、無私,奉獻……”,賴聲川說,他在寫的時候同時在想,“人類真正的特異功能是不是愛”

在後來的採訪中,賴聲川將這個舞臺效果稱為“快門”。它看上去很容易實現,實際卻很少有導演會真正運用,因為光是調試這個時刻的燈光就頗為費力,“它不是什麼偉大的技術,但它就是需要時間,沒有三四天時間不可能做得出來。技術所限,場地所限,一般劇場給你2天時間裝臺,那我能變魔術嗎?就不可能做這個”。

“我覺得我現在就應該走入另外一個創作階段”

——專訪《么么洞捌》劇作家、導演賴聲川

一個舞臺,一半講著1943年的諜戰故事,一半講2019年文學如何對抗時代

賴聲川(郭延冰 攝)

三聯生活週刊:中國科社院的陶慶梅老師曾跟我評價你的作品,她說,“之所以覺得賴聲川的戲精彩和飽滿,是因為裡面除了導演本人,還容納了李立群他們一整代人的生命體驗。這些體驗是鄉土的、惆悵的”,我今天看完這個與上海關係緊密的戲,想到2015年開始,你在工作與生活,與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打交道,是完全另一種生命體驗了,上海給如今你的創作帶去了什麼?

賴聲川:現在大家都講“浸入式戲劇”,我是“浸入式人生”。我進到上海,體驗上海。體驗上海不只是體驗上海,它是體驗一整個中國的快速變遷,因為在這一方面,上海最有代表性。尤其徐彙區這一帶,有很多老房子,它們都是有故事的。我覺得我每天就浸泡在這些故事裡,好像活在許多秘密之中。你會希望這塊土地把秘密告訴給你,然後你又不是很清楚(它們的真相),所以你要自己創造一些傳奇。這種感覺對一個創作者來講是很不錯的。

三聯生活週刊:說到“浸入式人生”,我想到的是“外來者”這個身份屬性。不久前我採訪奧涅金的導演圖米納斯,他是立陶宛人,在俄羅斯的劇院做藝術總監,可總說自己是一個“外來者”。您11歲之前都在美國,後來又回到臺灣,現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心又在上海。你在這個過程中會有類似的“外來者”意識嗎?

賴聲川:我自己從來不覺得,但不瞭解我的人會有這樣的說法。他們會很執著於“臺灣”兩個字,“臺灣劇作家”,那又是什麼意思呢,對不對?我的很多作品是在臺灣做的,但也有不少是在上海做的。怎麼去區分它?一個藝術家,在他不同的階段住在不同的城市裡,這是很正常的事。所以,你要怎麼稱呼我?我會不會是一個永遠的外來者?外來者的心態是在冷眼旁觀這個城市,我倒覺得我是更融入的。我寫的這幾個跟上海比較有關係的戲,也是一種很深的感覺,你就活在這塊土地上。

三聯生活週刊:這是你的第39部作品,到了這個階段,創作時最依賴自己身上的是什麼東西?

賴聲川:依賴自己的腦子——這是句笑話,不是腦子,我覺得有更大的一個東西,是“放開”和“放下”吧。我在寫《曾經如是》(將於今年下半年在上劇場上演——記者注)這個作品的過程中,我感受到那種“放開”。所謂“天馬行空”,不太需要寫,就在寫了。腦子裡有開頭一句臺詞,然後下面就來了。大概一個月就寫了一個四個小時的劇本。

三聯生活週刊:放下的是什麼?

賴聲川:放下所有的意圖。想把它做好或別的什麼,都不需要了。我覺得我現在就應該走入另外一個創作階段,就是不在乎任何事情地做創作,我覺得觀眾應該有機會看到一個我更不被約束情況之下寫的東西。

三聯生活週刊:那到目前為止,你最不約束自己創作的一個戲是什麼?

賴聲川:那可能是《如夢之夢》。

三聯生活週刊:像《么么洞捌》,相比而言就是一個小一點的作品,而且我感覺到更多的“文學性”,有點難表述,比如臺詞方面更趨向於抒情,而不是敘事。它有一個具體的創作動機嗎?

賴聲川:我懂你的意思。《么么洞捌》可能比較不會停下來說一些事情,這個戲會講一點點道理,當然不是那種講道理。一個創作者的風格,它當然會一直變。我前幾年沒有新作品,因為我都在排舊的或者別人的作品。契訶夫的《海鷗》,萬方的《冬之旅》,或者《如夢之夢》。當時發現說,明年有個空檔,要不要做個新戲,這個動機不太好,我就說好,我來做這個東西。然後就想到上海,我經常騎車路過的虹口,那裡的老倉庫。想到十幾年前在《紐約時報》上看到的一篇文章,講二戰中為盟軍做地下工作的法國女人,她在被納粹佔據的巴黎當吧女,在他們的俱樂部陪德國軍官喝酒。她有一項“過耳不忘”的特異功能,所以每天下班後,她就去塞納河邊的一個地下中心背誦當晚聽到的一切,這些情報對戰爭結果產生了絕對的影響。

這就是我平時腦子裡在想的一些事,對我來講沒有什麼是不應該放在一起的,它都可以很融洽地擺在一個故事裡。我就想到,這些地下工作者,他們用音樂傳遞密碼,有點浪漫,我就想著實際上應該是不可能的,但是誰知道,也許有人做過。我還問我一個做電臺的朋友,問他需要什麼樣的器材,又不能被日本人發現。然後我才決定了現在這個形式。其實在舞臺上,我根本沒有跟觀眾交代,但是觀眾也無所謂。

三聯生活週刊:反戰是刻意想表達的一個主題嗎?

賴聲川:我會思考人類暴力的來源到底是什麼。戰爭是很荒謬的東西,為什麼有人要佔領別人的領地?當然可以想出一些合理的理由,但是當人與人之間基本的尊重都沒有的時候,我覺得這是比較悲哀的。因為戰爭,它就是要抹殺一群人的權利跟尊嚴。

三聯生活週刊:但《么么洞捌》的娛樂性又挺強的,用這樣的方式討論反戰這樣嚴肅的話題,會有困難嗎?

賴聲川:戲劇本來就應該嚴肅

,為什麼戲劇要輕飄,對不對?我們生活中可以得到輕飄的娛樂的地方很多了,不要進劇場來做這個事。雖然我從來是尊重娛樂的,所以我的戲裡娛樂性都是在的,我也理解觀眾。你要做一個完全沒有娛樂性的作品,那就等著吧。但我也很清楚地說,娛樂跟藝術從來就不衝突。

三聯生活週刊:那麼我可能就要問,你心目中理想的戲劇形態是怎麼樣的?

賴聲川:我覺得理想的不一定是一個形態,而是它的功能。戲劇在一個社會中的功能,可以讓一個觀眾既得到娛樂,娛樂的滿足,但同時他又得到人生的某一種轉化,它可以更深刻的理解一些重要的、跟生命有關的事情。我理想中的戲劇就應當是這樣的。所以《如夢之夢》的蓮花池也好,《么么洞捌》的快門也好,都是形式問題,重要的還是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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