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6日，貝聿銘在紐約曼哈頓走完了他102年的人生。世人對建築巨匠悼念的餘溫還未消散，在11月、12月，貝聿銘及其夫人盧愛玲生前的收藏將進行展出和拍賣，消息一出，立馬成為熱點。

行走建築江湖近百年，貝聿銘的“朋友圈”集結來自全球各地的名流，這其中也包括很多閃耀的藝術“群星”。

▲貝聿銘夫婦在2005年3月22日在紐約愛馬仕畫廊舉行的馬克·里布（Marc Riboud）“凝視：50年攝影”展覽開幕現場 圖片來源於網絡

貝聿銘夫婦能擁有如此令人羨煞的“收藏寶庫”，與強大的藝術朋友圈脫不開干係。接下來，就隨小編一起去刷刷看吧！

有藝術共鳴的“朋友圈”

20世紀30年代，紐約漸漸取代巴黎成為了新的藝術之都。抽象表現主義、極簡主義、波普藝術紛紛在這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對於剛到紐約不久的貝聿銘來說，正值當代藝術發展的蓬勃時期。

貝聿銘對藝術的熱愛，離不開他太太的啟蒙。盧愛玲出生名門望族，曾在衛斯理學院學習藝術史專業，是個 “擁有極強的策展人眼光”的聰慧女性。1940年代，夫婦二人的約會就是到紐約五十七街逛畫廊。也正是得益於那段時光，貝聿銘的“藝術細胞”逐漸生長了起來。

1950年代，貝聿銘夫婦被風頭正勁的抽象表現主義藝術所吸引，開始收藏威廉·徳·庫寧和弗蘭茲·克萊恩的作品。

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是抽象表現主義的靈魂人物，他十分推崇畢加索，在藝術探索的道路上糅合了立體主義、表現主義藝術。

《棕與白》是德·庫寧風格形成初期的探索之作，因此十分具有收藏意義。畫面被一些幾何圖形所分割，從中可以看到立體主義對他的影響，這與他後期粗獷的筆觸和充滿激情的色彩風格形成強烈的反差。

貝聿銘夫婦將其收入囊中也顯示了他們敏銳獨到的收藏眼光。

▲ （中上）威廉·德·庫寧（1904-1997）《棕與白》，約1947年作。（右下）弗裡茨·沃特魯巴（Fritz Wotruba 1907-1975）《小型坐像》，1952至1953年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弗蘭茲·克萊恩 (Franz Kline) 是抽象表現主義的另一位代表，這些看似簡單隨意的筆觸都是經過藝術家精心構思後創作的。他曾說：“我畫白色和黑色一樣，白色同樣重要”。

他並不關注作品表現的主題和內容，而是深入的研究黑色、白色在畫布上所形成的“正負”空間關係。同時，他的作品讓人聯想到東方的水墨和書法，卻是用十分現代的手法來表現。或許貝聿銘夫婦看到了作品所呈現出東西方文化融合的面貌，從而產生了共鳴，因此對其青睞有加。

1970年代，貝聿銘夫婦從摯友巴內特·紐曼(Barnett Newman)的遺孀那裡購入他的作品《無題 4，1950》及《無題 5，1950》，大大豐富了他們的藝術收藏庫。紐曼除了是著名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還是“色域繪畫”的先鋒。早期受超現實主義的影響，後期卻走上了與之背道而馳的極簡主義道路。

紐曼的作品常常採用一種被人們戲稱為“拉鍊”的垂直線條將畫面和色塊分割開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拉鍊”又將所有的顏色聚攏在一起。看似晦澀難懂，畫面背後包含的卻是藝術家對文化與哲學的深刻思考。

▲巴內特·紐曼(Barnett Newman)《無題 4，1950》c.1950 貝聿銘夫婦收藏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了繪畫，貝聿銘還十分關注雕塑藝術。在他看來，建築是一種藝術形體，他不斷尋找立體派藝術與建築之間的共同點。為此他去到立體主義雕塑家雅克·利普茲的工作室，兩人後來成為了朋友。下面這件陳列在貝聿銘家中的作品《彈吉他的男人》便是利普茲早期創作的立體主義風格雕塑。

“原始性”對貝聿銘有著極強的吸引力，這也難怪讓·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作品也成為他的收藏目標。杜布菲年近40歲才開始創作，被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法國藝術家”，近些年來他的作品在拍賣場上也是藏家的寵兒。杜布菲的作品常常顯得原始而幼稚，在他看來，與學術藝術或偉大的繪畫作品相比，日常的簡單生活包含著更多的藝術和詩歌。他希望尋找到一種新的藝術形式，讓每個人都能參與其中。

1962年，杜布菲開始了他的轉型之作“烏爾盧普”（L'Hourloupe）系列的創作。靈感來源於兒童塗鴉。與早期的“原始狂野”風格全然不同，這些流暢的線條與色彩結合的十分和諧，從而產生了一種運動感。

▲讓·杜布菲（Jean Dubuffet）《手推車》(La Brouette）c.1964 貝聿銘夫婦收藏 圖片來源於網絡

《手推車》(La Brouette）是杜布菲熱衷的日用物品題材，雕塑則將這些塗鴉元素放在抽象結構上顯示。夫婦倆將這些雕塑陳列在自家的樓梯口，它們與童年記憶裡獅子林中的太湖石有幾分相似。在他們看來，這些藏品不僅僅只是藝術，更是一份情懷。

▲貝聿銘在紐約家中留影，右下角是讓·杜布菲的雕塑，牆上是莫里斯·劉易斯 （Morris Louis）的繪畫作品 圖片來源於網絡

貝聿銘夫婦的收藏中也不乏來自東方面孔的手筆，如到巴黎追逐藝術夢的趙無極。趙無極曾是一箇中國傳統繪畫的“反叛者”，在移居巴黎後，漸漸又成為了中國元素的“迴歸者”，他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當代中找到了某種平衡。他的作品一直都是拍賣會上的座上賓，深得藏家喜愛，此次拍賣的《27.3.70》正是一幅融合了東方水墨與西方抽象表現主義風格的典型之作。

另一位雕塑家野口勇，他是最早嘗試將雕塑和景觀設計結合的人，作品深受康斯坦丁·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的影響。在貝聿銘家的客廳，這兩件作品被擺放在一塊，十分應景。

▲（中上）趙無極（1920-2013）《27.3.70》，1970年作。（中下）野口勇（1904-1988）《地上框架》，1962年構思，1974年鑄造。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貝聿銘與一些中國傳統藝術大師也有深交，例如張大千、李可染等。在他的收藏列表中，這些中國書畫作品也佔有重要的份量。下面這幅《不老松》就是李可染送給貝聿銘62歲壽辰的禮物，見證了他們之間的深厚情誼。

這些藏品都用來裝點貝聿銘夫婦在曼哈頓和卡託納的家。

貝聿銘親自設計的卡託納郡私人別墅，內部裝飾簡潔，藝術品卻琳琅滿目，就像一座小小的美術館。

在貝聿銘夫婦的小女兒貝蓮看來，父母的收藏行為“十分低調而自然”，他們“並不在意藝術品的價值，也不會為得到一件作品而特別興奮，更不會以物主的身份討論所收藏的藝術作品。他們不過是收藏能引起他們共鳴的作品”。

是建築，更是藝術

貝聿銘認為“建築是藝術和歷史的融合” ，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下，藝術和建築始終保持著水乳交融的關係，收藏與交友的過程也是他從藝術作品中尋找“建築密碼”的過程。

對於貝聿銘建築風格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立體主義藝術。在他看來，立體主義的出現是建築發展的轉折點，從畢加索、柯布西耶、再到利普茲，他一直學習、追尋著立體主義在形與空間關係中的經驗，並不斷探索。

另一種探索方式是與藝術家合作，例如採取現代雕塑與公共建築的“組合”形式，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項目便是這類合作的集中體現。

貝聿銘還委託亨利·摩爾、安東尼·卡洛等好友為這一建築創作雕塑。亨利·摩爾（Henry Moore）一件重達5噸的銅雕作品《刀鋒、鏡子》被擺在了入口處，造型與建築主體相得益彰。

亨利·摩爾是貝聿銘合作次數最多的藝術家之一。 1938年亨利·摩爾創作了一件33釐米高的小型側臥像，後來在貝聿銘的傾情邀請下，這件作品被“放大”成7.6米的巨型雕塑，如今安放在新加坡華僑銀行中心入口處。

貝聿銘夫婦十分喜愛這件作品，在他們的家中也收藏了這件雕塑的另一個版本。

▲亨利·摩爾，《側臥像》（Reclining Figure）c.1983,貝聿銘夫婦收藏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了雕塑之外，大型繪畫也成為貝聿銘關注的建築裝飾元素。與摯友兼老鄉趙無極的三次合作均是繪畫在建築中的應用範例。

趙無極先後為貝聿銘設計的香山飯店和新加坡萊佛士大廈（Raffles City）創作繪畫，還為新建成的蘇州博物館新館捐贈了六張版畫作品。

▲趙無極為新加坡萊佛士大廈（Raffles City）創作的作品《1985年6月至10月》在香港蘇富比秋拍以5億1037萬港元成交， 圖片來源於網絡

回顧貝聿銘的藝術“朋友圈”，每一條“動態”都是他用東方的靈魂追逐前衛美學體驗的腳步和印記。這些珍藏既展現了他獨特開闊的藝術眼界，又真切地體現了一位藝術家對不同文化的包容。

正如陳大衛在《貝聿銘全集》序中評價的那樣：“先生深受儒學影響，文化底蘊融貫中西。其人身經歷和‘藝術與歷史相融合’的創作理念，使建築作品濃縮著東方哲理、碩儒品性和特立獨行的西方觀念，不僅體現出古老東方文明的現代價值，也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人類為詩意棲居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建築藝術的一顆巨星隕落，但他身上所散發的“光芒”將永存於世。

監製：大G小r迷你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