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首任鹽務局長的傳奇人生
高仁斌|文
民國北洋時代是中西方文化大碰撞、大搏弈和大交融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風雲際會、能人輩出、大師閃耀的時代。即便是地處川南的富順一隅，自戊戌變法開始，就湧現出一大批愛國人士，比如劉光第、宋育仁、李宗吾、謝持等，他們或以文顯、或以志名，續寫著富順才子之鄉的美譽。而在他們中，卻有一位很少被人提及的書生，他始終“以出世的智慧、做入世的事業”，曾與謝持等被譽為近代四川“國彥之才”，他就是四川首任鹽務局長、著名救國實業家張佩嚴。
張佩嚴，名習，亦字佩年，號蝟翁，1879年出生於四川富順縣。幼年失怙，少年失恃，啟蒙於私塾，少時攜幼弟艱難謀生。1901年，張佩嚴就讀於瀘州川南經緯學堂，次年改稱“川南師範學堂”，師從蜀中名儒趙熙、向楚、周孝懷等人，與吳玉章、謝持、黃復生等同窗。張佩嚴既積澱了深厚的國學傳統文化底蘊，又接受了西方現代文明的薰陶（1902年曾隨周孝懷東渡日本，考察教育、實業和警政等，在此期間，他加入同盟會，與孫中山、粱啟超均有往來，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影響頗多），其思維敏捷、耿直敦厚的個性氣質和稟賦，深得向楚、周孝懷、粱啟超、鄧孝可等名流器重和識拔。
經邦濟世愛國心
張佩嚴的人生經歷曲折豐富，他以飽滿的愛國熱情積極投身於辛亥革命和護國討袁運動，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11年10月，四川“保路運動”引燃了辛亥革命爆發，當時的四川會黨、革命黨人、立憲派人士、袍哥會，以及守舊派等，均代表各自勢力，維護自身利益，使四川省內出現了成都、重慶兩個軍政府搏弈現象。兩地軍政府政令不一，矛盾一觸即發，迫切需要對外組建統一的四川省政府。面對如此複雜的困局，張佩嚴與其同鄉謝持都被選為兩地軍政府合併談判代表，而備受川省官紳各界人士的推祟。近代四川代理省長、四川大學代理校長向楚曾評價張佩嚴“張才具謝持之上。”
1913年6月，謝持參與黃復生及宋教仁秘書周予覺等十一人組織的刺殺袁世凱的活動。然而，暗殺計劃暴露，周予覺叛變自首，謝持等人以所謂“血光團”事件骨幹成員遭被捕。張佩嚴、周孝懷等人則在上海進行研判，積極施以援手，開展組織營救。謝持獲釋後，又聞袁欲派刺客赴北京東交民巷寓居之地行刺，其時，周孝懷特派張佩嚴赴北京謝持寓居地，上門提醒謝持謹慎從事，並陪同謝持轉移暫避。後來，謝持曾自述：“適佩嚴銜師命，來以必戰告促偕遁從之，東渡日本祗得為書，以
袁世凱擅捕議員告天下”。1915年12月，雲南都督蔡鍔發動護國討袁戰爭，孫中山在日本發出討袁號召。張佩嚴、周孝懷等人在廣東參與策劃籌建兩廣討袁軍政權。1916年5月1日，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在廣東肇慶成立，以統率廣東、廣西兩省軍隊，管理一切軍務兼籌政務、財政。此時的張佩嚴任兩廣都司令部直轄新編第五師師長兼鹽務部部長。
1916年6月5日，南方獨立各省成立“滇桂粵護國聯軍”，即日通電全國，三省會師，護國討袁，張佩嚴編入第九路軍，號稱張軍，任司令官。次日，
袁世凱猝死，黎元洪繼任總統，之後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自動解體。同年10月，張佩嚴被北京政府授予陸軍中將銜，成了一名民國儒將。
1917年3月，四川代理省長戴戡頗感張佩嚴極孚眾望，向北洋政府推薦張佩嚴任永寧道尹，管轄25縣。同年4月，張佩嚴經周孝懷舉薦任四川查辦副使，成為北洋政府的欽差大臣。在從政的道路上，這應是張佩嚴人生的巔峰。
救國圖強謀實業
張佩嚴一生很長的時間都在致力於實業救國，在促成其人生事業發展的同時，也有力地地推動了社會發展進步。而他的這一系列選擇，都與同他亦師亦友的周孝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早在1908年，周孝懷擔任四川勸業道臺時，倡導創辦了近代中國最早真正意義上招商場——成都勸業場，當時的張佩嚴就是其中的最主要骨幹成員之一，任勸業道總務科長，具體負責勸業場籌辦等工作。辛亥革命爆發前夕，經近代四川報業巨擘、採礦業先驅和“保路運動”的中堅人物之一鄧孝可敦請，張佩嚴一度赴四川會理州負責天寶山銀礦開採，並擔任總辦一職。
1912年4月，成、渝兩軍政府正式合併成立新的四川省政府，即“中華民國蜀軍政府”，張佩嚴出任四川首任鹽務局長。他上任後繼承和發展了鄧孝可鹽政思想，積極、穩健地推進四川鹽務改革：一方面針對川鹺殘破，稅收短絀，從改定稅率入手，酌加稅額，有效抑制井灶商壟斷鹽業市場，以此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引入自由貿易、市場競爭理念，增強市場活力，實行鹽業市場“破岸均稅”，廢除官運，以達到商民自由貿易之目的。1912年11月初，他著有《四川鹽務報告書》，該報告書今由美國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是研究民國初期中國官方鹽務的重要歷史文獻。
1917年秋，張佩嚴離川奔赴上海，與朱慶瀾、周孝懷等人研究謀劃去蘇北大豐一帶沿海開墾事宜。1918年秋，經朱慶瀾舉薦，張佩嚴任射陽境內華成鹽墾公司總經理。1919年初，張佩嚴與朱慶瀾等人合作，創辦愷宜堂公司；又與周孝懷等人合作，創辦善習堂公司。
1919年6月，張佩嚴與岑春煊、朱慶瀾、周孝懷、張謇、陶心如、劉澄如、程霖生等25人，在鬥龍港河北岸，南北十八華里、東西三十華里的鹽鹼荒草溼地上，發起籌辦泰和鹽墾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4月，第一屆董事會召開時，張佩嚴任工墾董事，具體負責開墾事宜。至1921年元月，公司經多方招股籌資達150萬元，正式進入開墾實施階段。1921年10月，經公司董事長周孝懷的推薦，張佩嚴出任總經理。從此，張佩嚴一家遷居於此長達二十餘年。在這二十餘年的時間中，張佩嚴帶領的泰和鹽墾公司完成了27萬畝鹽鹼地的開墾，在公司不斷髮展壯大的同時，更造福於當地百姓，併為賑災救亡做出了積極貢獻。
1931年8月，長江中下游發生重大洪災，張佩嚴任全國救濟水災委員會工作組副組長，他協助朱慶瀾先生，全力以赴推進賑災救災事業。“九·一八”事件爆發，張佩嚴任抗日義勇軍後援會駐滬辦事處主任，他又與史量才、李濟琛等社會賢達人士，一起在上海、南京等地積極開展募捐活動，為抗日救亡運動奔波。
1941年初，新四軍在江蘇鹽城重建軍部。陳毅、張愛萍、李一氓、曹荻秋和楊光池等新四軍領導，與張佩嚴均為四川同鄉。張佩嚴表侄女楊素君，也是當時新四軍三師政治部副主任兼鹽阜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楊光池的堂表妹。於是，華成和泰和公司便成了新四軍站穩鹽阜的依靠力量和重要的統戰對象，為抗戰提供了大量的物資支持。1942年10月，鹽阜行署區首屆臨時參議會大會在阜寧陳集鄉成立，陳毅代軍長親自提名張佩嚴次子張良澤為鹽阜行政公署行政委員、鹽阜區參議員。
傳統國學守護人
在張佩嚴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中，文化教育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1907年，張佩嚴任四川總督府視學，成為一省教育行政官員，他深知社會改良，需要從教育入手，積極參與推行四川新政，大力創辦四川省新式學堂，實施中小學堂布局規劃和課程體系改革的調整。不僅如此，正當中國社會在對教學課程體系進行全面改造的同時，張佩嚴已經敏感地意識到，在傳播西方教育理念和科學文化知識同時，應該兼收幷蓄、融會貫通，前提是守護傳承好中華五千年曆史積澱下來的國學精華，築牢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在這樣的思想指引下，張佩嚴決定將著力點聚焦於國學古籍經典的整理、普及和傳播。也正是他的這一決定，促成了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兩家出版社“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的罕見聯袂，而張佩嚴完成的國學系列譯著也成為民國時代影響範圍最廣、受眾人群最多的譯著之一。
1913年9月，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張佩嚴加快了國學經典普及教材的譯著工作，他潛心撰寫了《大學今譯》《中庸今譯》《論語今譯》《孟子今譯》《孝經今譯》等系列譯著教材，粱啟超、周孝懷兩位國學大師極為欣賞，專門為其系列譯著，或撰寫序言，或校對勘誤。粱啟超撰寫序言說：“蓋詁訓者，釋經之雅言，今譯之作，則雅言之，以對照而證明之者也。張君志小學教育甚勤，其更循是次譯吾國禮教精微之典。”從中可見，作為近代國學領軍人物之一的粱啟超對其譯著教材評價甚高。
該系列經典譯著教材，後來經北洋政府教育部審定，得中國近代出版發行界陸費逵、張元濟等人的大力推崇，成為全國各主要大中城市、縣鄉村新式小學堂和私塾學堂啟蒙學生，學習《四書》的指定正規教材。目前發現的張佩嚴系列譯著，1915年7月初版，由民國教科書發行主渠道上海中華書局承印，上海及各埠中華書局、四川省、雲南省等地發行。之後再版時仍由上海中華書局承印，上海商務印書館加盟獨家負責發行，全國85處各埠商務印書館和四川各大書局分售，至1929年共印刷七版。該系列譯著作品一套八冊，其中《論語今譯》兩冊、《孟子今譯》四冊、《大學今譯》和《中庸今譯》合一冊、《孝經今譯》一冊，累計發行量達千萬冊，成了民國時代最重要的國學古籍經典普及版本教材之一。同時，也讓處於貧困線下青少年和國學初涉者，都有了均等的機會自習，接受國學知識傳播和薰陶。
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將國學稱之為國粹，但它不侷限於儒學。孫中山先生將《大學》稱之為：“中國獨有之寶貝”；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說：“當我在科學研究處於逆境的時候，總是可以從《孟子》得到啟發”。張佩嚴撰寫系列經典國學教材的初衷和思考，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國人瞭解中國傳統文化並從中汲取營養。因此，針對《四書》中佶屈聱牙、語義艱澀的情況，張佩嚴力求用最通俗易懂、優美流暢的語言，訓詁和闡釋了東方文化的深邃哲理和豐富內涵，構築心靈棲息之港灣。民國時代一大批傑出人才和普通民眾，正是在啟蒙時期都受到了傳統國學教育滋養，猶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液裡，根植於靈魂中，熔鑄了一代人獨特的精神氣質和人生情懷。
新中國成立前後，張佩嚴寓居成都、天津等地，讀書取樂，怡享晚年。後經黃炎培、李濟琛兩位副主席的推薦，任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張佩嚴在天津逝世，享年78歲。
2019年9月9日初稿，11日修改。
特別向為收集整理張佩嚴事蹟資料的文化學者丁振宏先生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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